面对云贵两省的经济困难，吴三桂也不能坐视不管。他还是采取某些措施，整顿当地财政，以为恢复之计，为国家征加税收，对他也是有利的。

顺治十八年八月，朝廷下达土地派征税收的命令，考虑到云贵“系新辟地方，无旧案可查”，不知两省土地确切数目，特命在现征田地内，仍照其他各省每亩派征一分之数征收，然后将数目记册报户部。《清圣祖实录》，卷4，9页。的确，云贵两省究竟有多少土地，朝廷没有掌握实数。据康熙四年四月云南巡抚袁懋功报告：康熙三年全省开垦荒地二千四百五十七顷。《清圣祖实录》，卷15，10页。七月，贵州巡抚罗绘锦疏报：康熙三年分，贵州各府已开垦田一万二千九百余亩，“照例起科”纳税。《清圣祖实录》，卷16，2页。以后，两省历年均有所增加。倡导开垦荒地，是朝廷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显见三桂也执行了朝廷的这一政策。有了土地，百姓耕种，才能征税，增加国家与地方的财政收入。三桂在克平江后，向朝廷建议，当地百姓粮差，仍照旧例征派；至于酋长的私庄，应征钱粮，请编入元江府“赋役全书”。《清圣祖实录》，卷4，10页。十一月，他又提出临安府属枯木、八寨、牛羊、新县四处编征粮米，差拨各项，户口食盐银两自顺治十七年为始，编入蒙自县“经制全书”。《清圣祖实录》，卷5，10页。康熙二年五月，三桂为便于流通，请求颁给康熙钱式，在云南“开鼓铸”制钱。《清圣祖实录》，卷9，8页。

战后，农民恢复农业生产仍然存在很大困难，遇有困难情况，三桂给予具体帮助。在平定水西（贵州黔西）后，三桂看到内地百姓恢复生产无资，特请命朝廷准于发放军中饷银三万余两，买耕牛、种子散发给他们，又发下军前用米一万五千石，赈济贫民，以便督令他们乘时耕种。三桂的这一善举，很符合朝廷抚恤兵民之意，自然获得批准。《清圣祖实录》，卷15，14页。

吴三桂在云贵采取的某些应急措施，对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特别是为朝廷重建和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不无积极意义。但从根本上说，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力图巩固他在云贵的政治地位，扩大其统治势力。他要的是他的一支庞大的军队，保证他本人及其属下的豪华的生活的需要。因此，他一面时时伸手，向朝廷索要大量饷银钱粮。三桂藩属将弁每年靡费俸饷百余万，附近各省供不应求，又转征江南等省，一年需二千万两，一有不足，就“连章入告”。索要钱粮，如有余，也不请朝廷稽核。《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另一方面又利用他的权势和特权，广殖货财，千方百计聚敛财富。

经营土地是农民的根本生计，也是封建国家的基本税收来源。三桂及其藩属人员包括兵丁虽都有数千两、数百两，到几两的相差悬殊的俸禄，也将赖土地为其生活与生财之资。三桂移驻云南时，马上向朝廷索要土地。顺治十七年五月，他以云南“地方荒残，米价腾贵，家口无资”为由，向朝廷索取原明朝黔国公沐天波的庄田，拨壮丁二千人，每人给地六日（一日土地合六亩）。兵部、户部议每丁给地五日。世祖当即批准《清世祖实录》，卷135，7页。。沐天波庄田共七百顷，合七万亩，变成了三桂的“藩庄”。耕种七万亩地，需壮丁二千人，另给他们每人五日地，为其家口之资。这些壮丁共得地一万日，折合成亩，为六万亩，加上“藩庄”地，总数达十三万亩。这就是说，这么多土地被三桂和为他服役的部分庄丁所占有。三桂手下各将领照样给地，其数量之巨，又不知多么惊人！

三桂有六万军队，家口随带，必以土地为生活保障。按前估算，五丁出一甲，壮丁人口为五万，再加上老幼妇女，总数约在十万左右。他们也需要土地来养活自己。三桂为他们请地，康熙六年闰四月，圣祖下诏，决定圈拨云南府属州县、卫所地，给三桂所属兵丁。土地一经被圈占，原主百姓就得离开，另迁往他处开垦。圈地是清军入关后采取的一项很不得人心的政策。这些新贵从关外来到新占领的地区，为了取得土地，就用强制的手段，随便圈占看中的农民的土地为己有，致使大批农民丧失生计，激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满洲新贵圈地主要在京畿地区实行，至顺治末已明令禁止，直到康熙八年下诏，才永行停止圈地。但朝廷为满足三桂及其所属将官与士卒对土地的需要，迟至康熙六年还批准三桂在云南圈地，给当地本已穷困的农民又带来了新的灾难。第二年，康熙七年（1668年），云南巡抚袁懋功不得已出面为民请命。他向朝廷呼吁：“滇服极薄，百姓极贫，今一旦驱往别境，穷困颠连，不可尽伏。”他提出一项变通办法：仍让百姓耕种原田，可“照业主例纳租”。他的意思是，农民免其迁移，地仍归原主耕种，只向欲圈占农民土地的藩下将士纳租就行了。实际上，是把有少许土地的农民降为佃农，把三桂的兵丁将吏视为业主。此项解决办法已照顾到两方面的利益，为朝廷所接受，表示同意实行。《庭闻录》，卷4，“开藩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