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困难如此，而云贵两省在长期战乱之后，无处不凋残，百姓生活尤为困苦。云南“东接东川，西达猛缅，北拒蒙番，南达安南（越南），四周边险，而中间百蛮错处”，多与少数民族杂居《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6页，东北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绵延数千里，这里“原系山土瘠薄之区，刀耕火种之地”《八旗通志·石琳传》，卷196，4590页。。四境封闭，虽与贵州、四川、广西为邻，却“水不通舟，山不通车”，与邻省“从无告籴邻封，借资商贩之事”。因为“山多田少，民鲜盖藏，官无余积”，全省“赋税无多，每岁供兵，俱仰给予协济”。顺治十六年，洪承畴与吴三桂用兵云南时，其粮米不得不从外省运进，同时也征收一点本地粮米，以四斛作一石征收，力图减轻当地百姓负担。另一方面，朝廷屡次“蠲免钱粮，复发帑金赈济”《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7页、4610页、4614页。。这种情况，延续了十余年。贵州全省同样困难。所谓“地无三尺平”，以山地居多，可耕地甚少。康熙四年，贵州巡抚罗绘锦疏报：“黔省以新造之地，哀鸿初集，田多荒废，粮无由办。”《清圣祖实录》，卷15，4~5页。鉴于云贵两省的困难状况，朝廷只得从其他各省的财政中调拨粮饷，用以供养三桂王府和他的一支数万人马的庞大军队。各省的经济也刚刚在恢复中，财政相当拮据，常常不能满足云贵两省的实际需求，而路途遥远，往往不能及时运到，无法保证供给。因此，三桂初镇云贵，府库不少，却无财帛可储。我们从贵州平远镇一次兵变事件，可以想见贵州与全国各地经济困难的程度。

这次兵变发生在康熙五年（1666年）三月三十日。这一天，驻守贵州平远（原称陇纳，康熙三年更名为平远）的清兵突然纷纷叛逃。在吴三桂的管辖区出现这一事件，非同小可。他十分惊慌，却毫不迟疑地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并赶紧向朝廷汇报，请求给予治军不严的处分。朝廷得到这一消息，不免大吃一惊，追问此事的缘起。据三桂说，平远士兵叛逃的原因，乃缺饷所致。贵州兵饷已缺六个月。又据被捕的叛兵魏琏等人供认：“六月无饷，以故叛逃。”《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706~710页，“平西亲王吴三桂密奏残叶”。鳌拜等四大臣代圣祖皇帝下令调查贵州缺饷情况。

户部同云贵总督卞三元及贵州巡抚罗绘锦、都察院各部，分别对此事件展开了调查。

经查，康熙元年、二年、三年的饷银已经如数拨给贵州，毋庸调查。再查康熙四年度，拨给贵州饷银总数应为七十二万一百五十六两九钱五分五厘。这笔巨额饷银从三处凑集：

一是从贵州本省应拨出银五万七千八百九十八两七钱四分中扣除。可是，贵州连这笔钱也凑不齐，尚缺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两八钱八分，此数责成陕西出地丁银补给。

一是从贵州康熙三年度存剩及四年度“截旷”银中出十四万七千三十一两。一查，没有剩余银两可供拨出，便从山东调拨来随漕耗米折银十万两。还缺四万四千余两，只好等到全部赋税奏销确数后再补拨。从山东调出来的耗米折银十万两内，又有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六两分配给江西省，在康熙五年地丁银中抵补。

一是由山东调拨地丁银五十一万八千二百二十七两二钱一分五厘。正巧赶上山东这年发生旱灾，朝廷为救灾，全部蠲免，改由浙江、陕西、芜湖出关税，湖广、两浙出盐课银共得四十一万八千二百零七两一钱一分。但湖广所承担的十万两，却无力承担，很快又改拨陕西省地丁银以补其不足。

据三桂统计，从康熙四年七月十七日第一次收到从山东调来贵州的“协饷银”十万两为始，先后共七次分别收到陕西、芜湖、江浙等省区调来的饷银。调拨不足，就商求三桂暂借云南的饷银二十万两内动支银十二万九百一十两。

截止到康熙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共收上述各地及借云南的饷银为四十八万三千六十九两七钱八分。按每月支给贵州兵月饷计算，这笔钱只可从康熙四年正月初一日起支到十月二十日止，尚缺四年冬季三个月到五年正月至三月末，共计六个月的饷银。这就是说，不只平远镇一处，全贵州各镇营兵有半年“无饷银支给”。而且户部所调拨的饷银，由于外省遭灾蠲免，屡次改拨，以至不能按期解到贵州。正如户部指出，“若非平西王截借滇银二十万两，则黔兵枵腹又不止六个月矣”！已到了忍饥挨饿的悲惨境地。

再查康熙五年度，应拨给贵州兵饷银六十一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九钱九厘。按以往规定，各省调拨贵州的饷银，一向在四月起解三分之二，至七八月才抵达贵州，因此，贵州在春季三个月无饷可支。而向云南借饷二十万两，也“告乞”无饷，只能向商人借贷商银，“凑给滇兵，庶可两相安慰”。为此，从三桂及云贵总督到巡抚已屡次紧急报告，催请调饷银，终因没有及时解决，才发生平远兵士叛逃事件。详见《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706~7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