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目前所掌握的很不完整的材料，可以确认：三桂统治云贵时期，赋税是很重的。明朝统治时期，云贵的赋税已经“过重”。明初，沐氏（指黔国公沐天波的先人）镇滇，置设卫所，驻军三分守城，七分为屯田，即“征租以养军”。还拨出土地，名为“官田”，给将吏等官作为俸食，其土地听任“招佃收租”，每亩征租自两斗至四五斗不等，较民赋每亩三、四至五、六、七、八升不等高出十数倍。这种办法，是“以军养军”，不是由国家粮仓供给，如同佃民向田主纳租。三桂镇滇后，明时的军官，“裁为废弁”，兵士的家属改为编民。但三桂“暗握边权”，按明时的租额，相沿至被平定之前，积欠税额很多，每年将未完成的征税的官员“册报题参，降革罚俸”，勒限严催不已。《八旗通志·石琳传》，卷196，4590页。这就是说，三桂按明时非正式的过重税额征收，农民的负担是很重的。

三桂意犹未尽，仍在过重的赋税的基础上，实行“按地加粮”。《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8页。清初，按土地肥瘠不同，划分为若干等，规定了不同的税额。云南全省，只有河阳县（澄江）上等田每亩征米八升一合，为全省最重粮额。三桂不遵规定，任意加粮。如开化府（文山）“僻处万山，界连交岗”，仅有耕地七百五十九顷三十五亩六分，不照民田规定的税额，每亩纳米高达一斗六升三合，共收税粮一万二千八百石四斗五升三合。其税额比河阳县上等地还高出一倍！蒙自（今仍名）等州县，在清入云南前，每亩税额不过一、三升，及至改成府治后，骤然又加了重税。再如元江府（今仍名），“地皆崎岖山谷”，耕地更少，朝廷免于丈量。每年从这里仅办米一千九百三十石一升，地亩银才只有二百二十两一钱九分，附带征收花斑竹、差发两项税，共银六百二十一两一钱七分，征商税银三十五两二钱。清兵入云南后，官兵驻防，运粮不继。三桂在应征收的额粮之外，新增米四千七十石二斗一升；“地讲银”五千五十三两二钱三分六厘；收茶税银一千六十四两八钱，等等。元江地区已屡遭残破，“茕茕孑遗”，如何能承担骤加数倍之粮！因之“荒残愈甚”。

再如，建水州于明时设临元参将一员，其“日用等物”，都派到少数民族的百姓承担。计岁派村寨年例银才九十二两，及子花、核桃、木耳等，每年变时价银二百三十四两四钱一分，又摊派马料八十石一斗，高粱二石。这都不是国家正式征收的税额，“实系私派横征”。三桂对此清查，结果还是编入正式税额。以上见《八旗通志·石琳传》，卷196，4590~4593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朝廷官员的调查，三桂在云南“播虐万状，民不胜苦，废田园转沟壑者，已过半矣”以上见《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8页。。此系平叛后所查，难免有夸大成分，大体上反映了部分的实际情况。

至于三桂对其藩庄服役的“藩役”之民剥削也是不轻的。凡种庄田的，便属官家佃户。各庄额截征米，“原系折色银两”。三桂则改成“每银六钱，征米一石，勒令运解，民不堪命”以上见《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12页。。一言而蔽之，云南全省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成了三桂及其将吏的奴役对象。他们除了缴纳国家税额，还承担各项私派。特别是三桂不但没取消明时的私派横征，还把它变成了国家的正式税额。一个穷困又屡遭战乱的地区是很难承受这一沉重负担的。广大农民所遭受的困苦也是不难想见的，甚至连云南少数民族各酋长也时时遭到三桂的勒索。这些酋长多有财富，三桂于每年都勒令各酋长献金银，名曰“助饷”。在这些地区，金银不按重量计算，而以当地用的“皮盔”为计量器。“土酋”的财富就是用这一皮盔逐一计算，被逼交藩府，“苦不堪命”！《庭闻录》，“杂录备遗”卷6，8页。

云南虽偏远，“地产五金”，为生财的又一大来源。自元明以来，开采不断，已形成金、银、铜、铁、铅等采矿中心，各有矿厂。老矿厂有蒙自、楚雄、南安、新平的银锅等厂，易门的三家老铜厂，定远的苴铁厂。新开的矿厂更多。在呈贡的黄土坡、昆阳（普宁）的母子营、罗次（今富民西北）的花箐、寻甸（今仍名）的迤曲里、建水（今仍名）的鲁苴冲、老鹤塘、石屏（今仍名）的飞角甸、路南（彝族自治县）的泰来、广通（楚雄东北）的火把箐、定远（牟定）的大福山、和曲（今地不详）的白露、顺宁（凤庆）的老阴沟，皆为铜厂；

易门（今仍名）的新、旧县、马龙的江南口、寻甸的白土坡、石屏的龙明里、路南的小水井、陆凉（陆良）的三山、大姚（今仍名）的小东界、武定（今仍名）的只苴、马鹿塘、蒙化（巍彝族自治县）的西窑，皆有铁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