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吴氏军事集团

正像岳飞等南宋初年的许多抗金将领一样，吴氏兄弟在没有任何官宦势力庇护的政治背景下，从一名极其普通士兵，经过南宋初年残酷激烈的宋金战争的锤炼，独立支撑了南宋王朝的半壁江山，成为南宋王朝不可或缺的著名将领，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吴玠位高权盛，渐渐成为川陕地区的军事主帅，他与岳飞，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分别统领着当时南宋五支兵力最多的大军。准确地说，在仙人关之战后，吴氏军事集团开始形成了。

毫无疑问，吴氏军事集团的形成是南宋初年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文献通考·兵考》云：[建炎之后，诸大将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这种状况尽管有悖于起宋王朝的祖宗家法，是南宋王朝从心理不愿看到的现实，更是与专制集权的皇权政治相冲突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战争形势之下，南宋朝廷不但对此无可奈何，而在许多情况下，更主要依靠这些拥有相当军事势力的将领们以防禁外患，弥平内乱，如吴玠之抗金保蜀，韩世忠之平苗、刘之变，岳飞镇压钟相、杨么起义及后来轰轰烈烈的抗金北伐，都藉以使高宗为首的南宋王朝一次又一次地转危为安，所以在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以前，南宋王朝对武将招募、改变流寇及起义农民军是支持的，对武将统率大军的现实至少是默许的，而武将的政治地位至此也空前提高，[诸大将若韩、张、吴、岳、杨、刘之流，率至两镇节度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二《两镇三镇节度使》）许多将领通过战争中其他将领被罢免贬黜，及败亡投降的时机，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兵力，逐渐形成了多个军事集团，[绍兴初，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余，而川陕不与。宿卫神武右军、中军七万二千八百（原注：张俊将右军，杨沂中左军）。江东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湖北岳飞、湖南王夔四军，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年春，王夔罢，遂以其军万五千人隶韩世忠，七年秋，刘光世之兵降伪齐，其将王德以所部八千人归张俊。由是三衙外，但有韩、张、岳三军。今镇江大军，韩氏部曲也；建康大军，张氏部曲也；鄂州大军，岳氏部曲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绍兴内外大军数》）川陕地区吴氏军事集团的形成，是与当时这种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发展同步的。

吴玠最初为曲端部属，富平之战后，宋军溃败，曲端被杀，吴玠在逆境中招集溃卒仅数千人，经历了和尚原、仙人关之战，吴玠所统兵马逐渐强大，绍兴四年三月，关师古单骑降金，[玠闻关师古叛，并其军麾下，厚资给焉。] 关师古所率二万兵尽归属吴玠军名下，[由是玠军益以精强。]（《要录》卷七四绍兴四年三月辛亥）绍兴五年二月，川陕宣抚副使卢法原卒，吴玠又并其所统宣抚司直属部队三万人，成为川陕地区真正的主帅，此时在川陕地区，只有王彦所统八字军未归吴玠节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关外军马钱粮数》云：[兴州、兴元府、金州三都统司兵，本曲端、吴玠、关师古之徒，关西部曲也。端死，师古继叛，其部曲皆吴玠所有。王彦、刘子羽继在兴元招流散，粗成军伍，子羽罢，玠并将之。其径虞立之（法原）为宣副，尚有兵三万余，立之死，亦为玠所并合，是三者为兵共七万人。]至此，吴玠成为南宋初统兵最多的将帅之一。

此外，吴玠还创改了[兴元良家子。][其始招两河、川陕流寓及阵亡兵将子弟，骁勇雄健不能自存者，为之月给，比强弓手五十人为一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兴元良家子》）许多生活在金人统治下的义士也积极地与吴玠军联系，投奔其属下，如[刘宣，为秦凤路兵马都监，金人入关陕，宣遣腊书与吴玠相结，且率金将任拱等以所部归朝。约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缕击之。]（《宋史》卷四五三《刘宣传》）

伴随着吴玠所率兵马的日益强大以及吴玠地位的日益提高，作为以川陕地区军事成员为主的吴氏军事集团，在仙人关之战后基本形成了。这一事实从以下事件中足以得到说明。

绍兴四年八月，宋朝廷招回张浚，许多臣僚上奏：[谓如无大帅，必失两蜀。]于是高宗命赵鼎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宣抚处置使。赵鼎[辞以非才。上（高宗）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叠谏。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尽付以卿，卿以便宜黜迁，专之可也。]时（朱）胜非以疡疾在告，鼎诣之曰：[川陕兵柄，皆属吴玠，大帅无他能，制玠足矣。若官与之同，岂能制乎？]胜非日：[公以元枢出使，岂论宣抚耶？] 鼎曰：[须得一使名在宣抚上者乃可。]]（《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庚辰）据此，可知此时川陕地区的最高军权完全掌握在吴玠手中，吴玠成为西部宋军最高统帅是公认的事实。是以绍兴四年九月程昌寓上奏说：[今四川士马，不过吴玠部曲尔。]（《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四绍兴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尽管赵鼎入相未行，宋朝廷于绍兴五年三月命邵溥兼权川陕宣抚副使，[置司绵州，应军期钱粮等事，与吴玠通行主管。然自是战守事吴玠始专行，溥不得预。]（《要录》卷八七）无疑，类似于张（俊）家军、岳（飞）家军、韩（世忠）家军性质的以吴玠为首的川陕军事集团形成了。

在吴氏军事集团中，其早期主要成员除吴氏兄弟外，尚有[部曲杨政、田晟、姚仲、王彦、雷仲，]及王俊、王喜等，[皆名将。]（《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六《林泉野记》）由于《宋史》成书仓卒，疏误不少，上述诸人中，除杨政外，均未立传，今据《宋史》并考之《要录》、《宋会要》诸书，对以上吴氏军事集团的主要成员的行迹考述如次：

杨政，字直夫，原州临泾（今宁更镇原）人，宣和末年应募为弓箭手，与吴氏兄弟一样，早年亦有与西夏军作战的距思。建炎年间，[从吴玠击金人，九战皆捷。]在和尚原、仙人关等大战中，表现异常神勇，成为吴玠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深得吴玠的赏识和信任，[时有嫉政者，以（政）母妻尚留北境，不宜属以兵柄，玠不听，政益感奋]。绍兴九年吴玠卒，杨政和吴璘、郭浩分别统领川陕大军，十年，金人败盟，杨政和吴璘成为ie西部宋军抗金最卓有成效的两大主将。绍兴二十七年卒。杨政早期为吴璘稗将，后与吴璘[分道建师，]但对吴璘[执门下之礼益恭。]（《宋史》卷三六七《杨政传》)无疑，杨政是吴氏军事集团中早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亦是西部宋军中除吴氏兄弟外最有成就的将领。

田晟，《宋史》无传，尝为早期跟随吴玠坚守和尚原的宋将之一，绍兴三年为吴玠属下统制官，九月，以成州团练使迁郢州防禁使。十一月，以郢州防禁使利州路马步军副总管权知兴元府，兼管内安抚使。仙人关之战，田晟以其突出的表现，展现了一代抗金名将的风彩，并以功迁护国军承宣使，八年八月知兴元府，九年正月，以修兴元府、洋州堤堰，迁一官；七月，以护国军承宣使迁利州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十年三月，移知渭州。五月，宋金战火重燃，田晟是此时南宋西线战场卓越的抗金将领之一，屡败金军。绍兴十三年八月，以镇西军承宣使知偕州兼节制偕文龙州屯驻军马、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率所部三千赴行在，隶马军司，主管侍卫马步军公事，自此远离川陕战场。绍兴十九年六月，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后居住于南昌（以上分别见《要录》卷六卷一八一）。田晟是吴玠属下战功仅次于吴璘和杨政的名将，张浚曾向宋朝廷推荐说：[田晟可总一路。]（《要录》卷七四）绍兴二十九年金人将败盟，李宗闵上书说；[择久历将阵者一人以副之（刘锜），盖田晟其人者。晟虽老，而战功之最，敌人素畏之。]（《要录》卷一八一）《宋史》不为田晟立传，实是疏漏之极。

王彦，这一时期西部战场有二个王彦，《宋史》卷三六八所立传之王彦，字子才，为南宋建炎、绍兴年间八字军著名的首领，卒于绍兴九年。而另一王彦字才淑，潞州（今山西长治）人（《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为吴玠属下，《宋史》无传。张浚也非常看重他，以为他和王宗尹、王喜可为统制。（《要录》卷七四）绍兴七年正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知剑州王彦智勇谋略，自其所长，而为政治民，有古循吏风，一郡信服其教条]不过，有的史籍却对王彦评价不高，认为他[好奢喜佞，矫伪不情。]（《会编》卷二OO）十年三月，王彦以右护军统制军马权主管鄜延经略安抚司公事，权主管延安府。十一年十月，以抵抗金人功，王彦落偕官，为虢州观察使。后知成州，并领沿边安抚使，二十二年八月，因吴璘荐，以利州观察使、御前前部统制知偕州，依旧节制绵、剑州屯驻军马；二十五年十一月，特迁保宁军承宣使；二十七年四月，任金房开达州安抚使，节制屯驻御前军马、兼知金州。二十七年五月，丁母忧，诏起复；三十年三月，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充金房开达州驻答御前诸军统制，兼知金州、房州。三十二年闰二月，以功取商、虢之功，为保平军节度使（以上分别见《要录》卷一O八、卷一三四、卷一四二、卷一四六、卷一五二、卷一六三、卷一七O、卷一七六、卷一七七、卷一八四、卷一九八）。王彦和姚仲分别取代郭浩和杨政，成为统帅川陕宋军的三大将之一，但在绍兴末隆兴初的宋金战争中，王彦与当时任四川宣抚使、主持川陕战事的吴璘矛盾极深（《汉实集》卷六《论调护吴璘王彦奏答》），未能尽力协助吴璘攻拔德顺，显然，随着宋金关系和南宋政治形势的发展，王彦已和中期的吴氏军事集团脱离了关系。隆兴初，王彦当调离川陕东迁，隆兴二年三月，以保平军节度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建康府驻答御前诸军都统制兼淮南西路招抚使、节制本路军马（《宋会要》职官四二之六七）；十一月，以擅离昭关，为退避之计，落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宋会要》职官七一之九），乾道二年九月赠校校少保（《宋会要》仪制一一之二一）。

姚仲，《宋史》无传，在绍兴四年仙人关之战中，为统领官，表现神勇，[登楼死战，]功不可没。十二月，以仙人关战功，从武功郎迁为拱卫大夫，开州团练使，后为统制官。在绍兴十年五月开始的宋金战争中，姚仲是川陕战场上表现最为突出的将领之一，十一年十月，以剡家湾等战功，落偕官，为华州观察使。后知偕州，十四年九月领沿边安抚使。二十二年二月，以宜州观察使、御前左部统制军马知偕州改知金州，兼金房开达州安抚使，节制屯驻御前军马：二十六年正月，以积伐为清远军承宣使，二十七年四月，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御前诸军都统制、利州东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八月，为保宁军节度使；三十一年，率所部戍兴元，为兴元都统制；三十二年六月，以原州之败，吴璘系之河池狱，旋送文州知营（以上分别见《要录》卷七四、卷八三、卷一三六、卷一四二、卷一五二、卷一六三、卷一七一、卷一七六、卷一七七、卷一八九、样一九九、卷二OO）。后降授郢州防禁使、荆湖北路马步军总管、荆南驻答，乾道三年闰七月复宜州观察使（《宋会要》职官七六之五六）。原州之败成为姚仲仕途生涯的转折，自此每况愈下，王之望在绍兴末，对当时在川陕宋军中地位仅次于吴璘的姚仲攻击甚力：[仲贪鄙庸人，殊不晓事，天资狠戾，难保可信。前此粗有矢石之劳，全无谋略，本非大将之才。知金州、兴元，所至掠克，虽赡军常平窠名，亦皆侵用。抱认酒税，擅置坑冶，多占官军善士以充其役，民不聊生。边事才动，乘时姑乱，便欲凌滦总所，实肆其所欲。……议者以为此人得志，必为川蜀大患。……兹原州之败，虽失亡可惜，以之望观之，实为国家之幸， 一方之福。]（《要录》卷二OO绍兴三十二年六日丙寅朔）姚仲本是吴璘时期吴氏军事集团的重要人物，又是吴璘的姻亲，但在绍兴末，由于战事不力及同僚弹劾，退出了吴氏军事集团。

王喜，《宋史》无传。[满城（今属河北省）人，靖康初，金人犯京师，陕右大震，喜聚壮土十八人，不旬日，附者甚众，喜为立保伍法，于常乐镇管建寨栅，号王万年。王庶为节制使，奏授成中郎，己而率所部归玠。玠用为秦州兵马提辖，改知同州。]绍兴元年十月，以和尚原战功，[迁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抚司统领军马。] （《要录》卷四八）仙人关之战，王当亦极为神勇，张浚对他亦极赏识。绍兴十年闰六月，杨政遣之策应田晟，未至而晟败，遂降十当，押赴本军自效。九月，与金人战于陇州开阳牧羊岭，败之，复为协忠大夫、荣州防禁使、右游军统制。二十五年十一月，因供职满十年，转行一官。后为宜正大夫、祟信军承宣使、利州西路驻答御前诸军统制，三十一年二月卒（以上分别见《要录》卷四八、卷七四、卷二三4，卷二三七、卷一七O） 。史称王喜[骁勇善战，西人畏之。]（《要录》卷一八八）

王俊，军中号为王开山，《宋史》无传。绍兴四年三月仙人关之战，[玠遣统制官王俊设伏河池，扼其归路，又败之。] （《要录》卷七四）五年，以协忠大夫、华州观察史守兴元；九年正月，以修兴元府、洋州堤堰溉田增税，迁一官；八月，知洋州。十年，为永兴军路经略副使，后为融州观察使、行管右护军选锋知洋州、节制巴蓬洋州屯驻军马，十四年十二月卒[以上分别为《要录》卷九六、卷二一五、卷二三、卷二二七、卷一五二）。史载[王俊行军纪律严明，退者必诛，军中号为王开山，所向无前也。然性强犯上，吴玠亦畏其反覆而喜其勇，以其女妻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二）

雷仲，《宋史》无传，现存史籍多语焉未详。和尚原之战，雷仲为统制官，为吴璘属下，选劲弓张弩与金人战，绍兴二年方山原之战。吴玠[命政及吴璘、雷仲救之。]（《要录》卷四八）大约在绍兴九年前后，离开川陕，任枢密统制官，和吴氏军事集团脱离了关系。十年二月，节制镇江府屯驻忠锐第三将军马，官至协中大夫、果州防禁使、太平州驻答御前诸军统制，十七年十月卒（以上分别见《要录》卷二三一、卷二二四、卷一五六）。

在这一时期川陕诸战将中，还有一个著名人物郭浩，字充道，但尽管此时郭浩为吴玠属下，但是否为吴氏军事集团中的成员却值得研究。其父郭成，在北宋徽宗朝，就以劝迁客省使、雄州防禁使、泾原路兵马体辖，兼第十一将（《宋史》卷三五《郭成传》）。在和尚原之战前，郭浩职位甚至高于吴玠，而吴玠以其卓越战功，后来居上，成为郭浩的上司，造成了二人的失和。尽管郭浩参加了和尚原、仙人关之战，但从现存史籍看，并不是扮演主角的人物，按照胡世将的看法，郭浩[素非临行阵之人，难以责成。] （《要录》卷二三八绍兴十年六月甲子）特别是仙人关之战后不久，吴玠[与郭浩意不协、朝廷乃迁浩知金州兼永兴路经略使。]（《宋史》卷三六七《郭浩传》）因此，虽然郭浩此时为吴玠属下，但从郭治自身的渊源及与吴玠的实际关系来看，把郭治看成是吴氏军事集团的成员似乎根据不足，郭治可以说是吴玠属下最有离心倾向的人物。吴玠卒后，郭浩成为川陕三大将之一，与吴氏家族彻底脱离了关系。不过，后来郭浩之孙郭倪、郭撰与吴璘之孙吴曦结成了姻亲关系（《宋史》卷四O五《王居安传》），晚期吴氏军事集团与已自成一系的郭氏军事集团的关系密切了起来，并且都成为韩侂胄政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

以上简述了吴氏军事集团早期的主要成员，但吴氏军事集团的规模，在绍兴九年吴玠病逝后缩小了，许多重要的将领都游离出这个军事集团，这同当时宋廷铲除、削弱武将兵权的措施是同步的。吴氏军事集团尽管在吴璘统兵前期规模缩小，但仍然是川陕地区最显赫的军事集团。以后随着宋金关系的变化及杨政、郭浩的病逝，吴氏军事集团在绍兴末、隆兴初再次发展起来，其主要家族成员除吴琳外，有吴拱、吴挺等（详第四章第一、第二节）。吴璘病逝后，吴氏军事集团的主要成员吴挺被调离出川陕地区，吴氏家族成为首次没有在川陕地区统帅兵马，但这个时间保持得并不长，从乾道三年吴璘病逝到淳熙元年虞允文卒，仅八年左右，吴挺又重返四川，任川陕最具军事势力的兴州都统制，不过，此时的吴氏军事集团的范围更加缩小。而吴挺卒后，随着宋廷铲除吴氏家族在四川势力措施的全面展开，吴氏军事集团在四川的势力受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吴曦任职川外其他州军及行在，其他成为亦多调离四川，这个过程维持了较长时间，只是由于宋廷内部政治斗争的加剧及宋金关系的变化，吴曦才得以返回川陕，任四川宣抚副使，主持西线战事。开禧北伐，吴曦受金诱降叛变，被部下诛杀，吴氏军事集团终于完全从宋代的历史舞台中消逝。

从上面对吴氏军事集团的分析中，至少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第一，从地缘上看，吴氏军事集团的成员除极少数如王彦外，主要都来自川陕地区，如吴氏兄弟为德顺军人，杨政为临泾人，其他将领虽然其籍贯多不祥，但基本可以断定篇川陕地区，至于吴玠所率领的土兵，则籍贯多属于川陕地区特别是陕西五路。绍兴九年九月周聿云：[陕西诸路，既命杨政率熙河，吴璘率秦凤，然所屯之众，皆四路忠勇之上，吴玠教习，已逾十年，百战之余，所向无敌。和好既成，即可往来，旧国旧都，不能无念。]（《要录》卷一三二）而吴氏军事集团发展的中期和后期，其成员则都主要来自川陕地区并任职川陕地区。据此，可知吴氏军事集团具有极鲜明的地缘特色，是南宋最大的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军事集团，这就是吴氏家族存在时间越长，宋廷臣僚忧虑越深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吴氏军事集团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抗金事业的共同要求。从吴玠军的发展史看，最早是富平之战后的几千溃卒，主要是原曲端属下泾原军的成员。吴玠正是靠这几千溃卒，在抗金事业中发展壮大的，上述吴氏军事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吴玠坚守和尚原时的属下，他们伴随着吴玠军的发展壮大而崭露头角，成为成就不凡的一代抗金将领。即使是在吴氏军事集团的中后期，尽管吴氏家族在川陕经营了几十年，但其属下将帅士兵，绝大多数亦是在抗金旗帜下听其麾下，平定吴曦之叛主要是依靠吴曦部将就说明了这点。

第三，紧紧维系这个军事集团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婚姻。如王俊为吴玠的姻亲，姚仲为吴璘的姻亲（《宋会要》职官六三之一六），运就使吴氏军事集团的家族特色更加显著。

第四，吴氏军事集团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呈波浪型发展，并在川陕地区的发展有两个断层。就个人权力而言，吴氏军事集团发展史上，权力最高的是吴玠，以后又进入一个低潮期，到绍兴末，吴璘又任四川宣抚使，其权限达到仅次于吴玠的范围。以后吴挺返川任职，仅为兴州都统制，受四川制置使统制，显然难与吴玠、吴璘相比。至于吴曦，后来虽官至四川宣抚副使，从时间相当短暂，其对川陕地区的实际控制来税，并比下上其父吴挺。且随着南宋政治的发展和宋金关系的变化，吴氏军事集团中的非吴氏家庭的成员不断地游离出这个军事集团之外，如杨政、田晟、王彦、姚仲等。吴氏军事集团在宋廷的压制、削夺中，规模不断缩小，其家族血源的性质越来越突出。此外，从吴璘到吴曦，吴氏家族成员对川陕军队的统帅有两个空白时期。而这一切，都是与南宋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宋金关系的变化紧密相关的，实际上是南宋政治的缩影。

吴氏军事集团的主要成员在经济上的势力也是引人注目的。众所周知，宋代俸禄名目繁多，即使高宗南迁以后，尽管官员的俸禄并未全支，但[唯统兵官依旧全支。]（《鸡肋篇》卷中）显然，以吴玠、吴璘为首的吴氏军事集团的成员的固定收入是非常丰厚的。而且自和尚原之战后，川陕战场的每次胜利，宋朝廷都赐予了吴玠等大量的土地，如绍兴二年八月，[赐吴玠田。]（《宋史》卷二七《高宗纪》）绍兴三年九月又诏：[俟复陕西，于本路赐玠田十五顷，（郭）浩田十顷，统制官以下皆有差。] （《宋会要》兵一八之三三）这虽是虚赐，但足见宋朝廷对武将赐赠是毫不吝惜的。绍兴七年八月，[踢吴玠汉中田二十顷]（《宋会要》食货六一之四八）。而杨政、郭浩都曾被赐田五十顷。（见《宋史·杨政传》、《宋史·郭浩传》）因此，仅从宋朝廷赐予而言，吴氏军事集团主要成员所得就非常丰厚。另一方面，吴庆军事集团成员具有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本质特性，[剑外诸州之田，绍兴以来，久为诸大将吴、郭、田、杨及势家豪民所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关外经量》）如果说，吴氏家族的权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被削弱的话，但其经济势力却未受到任何影响，例如，吴曦在行在任职时，仍在川陕地区占据有大量田产，[关外旧有营田岁收租十余万斛，其田半为吴、郭、田诸家所据，租入甚轻，计司知之而不敢问。]（《两朝纲目备要》卷六庆元六年十二月）黄度曾言[（吴）曦饶于财用，来必大纳贿求袭挺位。]（《聚齐集》卷一三《黄公（度）行状》）其经济势力相当雄厚。事实上，广占良田、广殖家产在南宋其他武臣中是司空见惯的，恐怕唯有岳飞、刘锜少数将领除外。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军事上强大、经济上势力雄厚的军事集团，都是对封建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更何况在宋太祖祖宗家法约束下成为起来的宋代君臣，在经历了苗、刘之叛等变故之后，对这种多个强大的军事集团的存在，一直是心存疑忌的，但是迫于当时的情势，对南宋朝廷的存亡构成最直接、最主要的威胁是北方强大的金朝贵族政权，因此，高宗及朝廷臣僚对此只有默认。那么，反观中前期发展阶段的吴氏军事集团，是否对宋王朝的政权形成了现实的威胁，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吴氏军事集团的形成，是南宋川陕军民抗金的产物，尽管这个集团的上层人物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但它主要是靠朝廷的赐予及俸禄以及兼并土地和剥削农民的地租收入，而南宋王朝也正是借此换得所有握有军事大权的武将的臣服。吴玠等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成员，过着优裕的生活，具有剥削农民和下层土兵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民族矛盾处于尖锐激烈并占据主要矛盾的时代，吴氏军事集团的所有成员，无论是将官还是士卒，在对待金朝贵族侵略和对赵宋王朝的拥护上，是毫照歧异的。就处于吴氏军事集团的最上层的吴玠来说，金朝贵族对他百般诱惑，但都遭到严词拒绝，甚至在仙人关之战前，金人对诱降吴玠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初，金右督监宗弼与玠连战未决，玠遥与宗弼相见，（宗弼）且遣人谓曰：[赵氏已衰，不可扶持，公来，当择善地百里而王之。] 玠谢曰：[已事赵氏，敢有贰？]（《要录》卷七四绍兴四年三月）足见其抗金的坚定信念。又如杨政[母留敌境，（杨政）间遣人省视之，母惟勉以忠义。]（《宋史·杨政传》）至于吴玠属下的广大士兵，对赵宋王朝更是忠心不贰，如吴阶所并关师古属下二万兵，在其主帅关师古叛宋降金时，[无一人一骑从师古叛者。]（《吴武安功绩记》）又如，邵隆，[解之安邑人，敌犯河、解，隆与其兄率乡民率与敌战，兄为敌获，大骂而死。隆收残众转战入蜀，隶吴玠麾下，数立功。]（《忠正德文集》卷八《丙辰笔录》）正是吴玠积极抗金和辉煌的业绩，才在川陕地区形成了这个强大的以抗击金朝入侵为主的军事集团，尽管这个集团中的中上层人物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上层将官与下层士卒之间也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在民族矛盾处于尖锐激烈冲突的这个时代，所有一切矛盾都受制于反对金朝贵族的民族压迫和掠夺这一主要矛盾，无论是这个军事集团中的将官或士卒，他们本人及自己的亲人，正是金朝贵族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对金朝入侵者的痛恨，对惨遭践踏故上的眷念，以及对战争中失去亲人的悲痛之情，使他们在抗金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成为这个军事集团无形的但最强大的内在凝聚力。考察吴氏军事集团在南宋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倾向，总的方面应当肯定，它的出现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在给卓有成效的抗金斗争。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吴氏军事集团在其发展进程中对南宋历史所产生的一些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吴氏军事集团的晚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吴曦接受金朝诱降而自立为王，给当时正在进行的北伐抗金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但如果因此否定吴氏军事集团在南宋历史中的积极作用，显然有失偏颇。即以吴曦叛变而论，不但遭到其属下绝大部份士兵的强烈抵制，[一旦曦为畔逆，诸将诛之如取孤豚。]（《宋史·余玠传》）而且也遭到许多吴氏家族成员的激烈反对，说明吴曦的叛变行为并不能代表吴氏军事集团内部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更不能将吴曦之叛同吴玠、吴璘、吴挺的抗金业绩相抵。因此，在南宋出现的三个家族型的军事集团，即吴氏军事集团、郭氏军事集团、吕氏军事集团中，唯有吴氏军事集团对南宋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最大，总体而论当是功大于过，应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