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经过探索、创造才找到自己的创作路子。"的确,这时的吴作人已是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画家了。他将西方的艺术与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艺术传统融会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深厚的艺术功力,使他的绘画风格既融会中西,又贯通古今。
吴作人如一颗美术界的新星,在事业上迈向成功的同时,也在异国收获了爱情的喜悦。1931年,他在皇家美术学院的一次画展上结识了热爱艺术、端庄娴静的比利时姑娘李娜。不久,李娜冲破了姐姐的阻挠,两个热情、纯朴的年轻人在一处租来的房子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仪式后,生活在了一起。
浸透着浓厚的西方文化的欧洲,到处是绘画素材,是他临摹的底本,置身其中,吴作人感到如沐春风。在欧洲留学的五年间,他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每年都要利用假期到各地游历,他先后赴德、奥、英、意等国参观游学,各国的博物馆是他最为钟情的地方,他从那里疯狂地吸吮着来自异域的滋养。
3.与祖国共命运
1935年春,吴作人应乃师徐悲鸿函约,与夫人李娜一起经由威尼斯、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在上海与家人短暂团聚后,于9月开学之前来到南京,在五年前曾被赶出校门的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油画。
这时的中国正在灾难中呻吟。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以后,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面临蚕食。1937年,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战争很快蔓延到南方,沪宁受到轰炸,在这危急时刻,作为一个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具有爱国情怀的艺术家,吴作人极力呼吁艺术界要以笔代刀,以正义感为观察的出发点,赞美人生的奋斗,揭露社会的强暴,描写自然的真实,谱写艺人的心曲。倡导艺术要在跟随社会转移的同时转移社会。面临险恶的形势,中央大学被迫迁校。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与动荡,中央大学于1938年春才在重庆松林岗重新开学。
但是,面对民族危难,吴作人时时受抗敌御侮的情绪感召,已难以平静下来照常上课。决定与志同道合者共赴前方,用画笔宣传抗战。1938年5、6月间,吴作人离开重庆去汉口,与在那里的陈晓南等会合,7月,吴作人与陈晓南、孙宗慰、林家旅、沙季同一行五人共同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从武汉出发,经由河南信阳奔赴潢川前线。他们纵贯豫东、皖西,在一千多里的绵长战线上,登碉堡、下战壕,深入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把看到的、体味到的每一处动人景象描绘下来,他们受着前线军民共同对敌的情绪感染,也以他们的热情与赤诚感染着所到之处的每一个人。1939年初,战地写生团充满抗日激情的速写画展在重庆展出,前方抗日将士艰苦卓绝的斗争场景与日寇铁蹄下千万中国同胞的悲惨处境展现在后方人民的面前,强烈地震撼着后方人们的心灵,激励着他们的抗战热情。这一年,吴作人被同行们推举为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的理事。
吴作人的妻子李娜远离故国,随丈夫一起来到这灾难深重、烽火连天的东方古国,目睹日寇对这片古老土地的蹂躏,她愿与丈夫及其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她支持丈夫到战地写生的行动,在吴作人写生的半年时间里,他在敌机经常轰炸的情况下承受了巨大的恐惧和担忧,经受着战争的 磨难,盼望着丈夫的归来。当吴作人终于回到重庆的时候,她的兴奋难以言表,她兴奋地告诉丈夫,他们的孩子快要出生了。这喜讯使吴作人欣喜若狂,旅途疲劳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开始兴奋地为孩子的出世奔走。11月27日,妻子终于临产,生了一个男孩。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长期动荡与忧惧使李娜产后体虚,引起胃痉挛复发,一个月后,即12月21日,李娜走完了仅有二十八年的短促人生。紧接着本就赢弱的孩子也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下生命之花还没来得及绽放便夭折了。吴作人独自忍受着这生离死别的剧痛,诅咒着这残酷的战争,他的遭遇映照了一个人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紧密相连。他的油画《重庆大轰炸》,以沉重的笔触和现实主义手法记录了日军在中国施行的残酷一幕。此画于1942年由宋美龄携往美国义卖,向西方,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所遭遇的战争磨难。
4.西部之旅
重庆的沉闷、战争的残酷、失去亲人的痛苦死死地缠绕着他,使他无法解脱。受好友郑君里的启发,他决定冲决这一切,寻找艺术的真谛和思想的寄托。走向西部,感受中国古老的人文造化。于是,他于1943年4月至10月和1944年6月至1945年2月,先后两次踏上西行之旅。他从重庆出发,转赴甘肃、青海,又偕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新西兰记者艾黎,同往敦煌观摩莫高窟,临摹壁画。他被祖国大西北的壮丽山河所震撼,被古老中国厚重的历史和精湛的艺术瑰宝所感动,在这古朴敦厚的大西北,他徜徉在大自然和艺术的殿堂中流连忘返。之后,又游西安,过剑阁,走康定,上西藏,到祖国的大西南感受藏民的古朴热情和世界屋脊的神圣与壮观。在茫茫的西北沙漠他喜欢骆驼的沉稳,在辽远的西藏高原他欣赏牦牛的执著。西部旅行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也提升了他的艺术水准,塑造了他独特的绘画艺术风格,就像乃师徐悲鸿笔下的马,他笔下的牦牛、骆驼、苍鹰、熊猫跟随他的笔触走向世界,成为吴氏艺术的代言者,独步于世界艺术之林。
1945年3月,在现代美术会第二次美展后,他全力投入了西北写生的再创作,这两次西行之旅,大大地丰富了他的创作之源,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筹备,于5月在成都四川美术会展出,这次展出的众多作品,如《戈壁神水》、《祭青海》、《打箭炉少女》等成为他的代表作。这是他西行之旅的心血,是他对古老中国文化的融会与再创。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千万中国人千万遍企盼的日子里,吴作人回到了重庆,他和这座经历战争创伤的陪都一样,渴望着和平。这年12月,在重庆友人的帮助下,吴作人又成功地举办了"吴作人画作回顾展"。使他激动不已的是,大病初愈的徐悲鸿师也来观看他的画展,并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吴作人画展》的评论文章:"作人为今日中国艺坛代表之一,天才高妙,功力湛深。"恩师的肯定与高度评价,为他的艺术之路平添了助推力。
5.重返上海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作人于1946年2月乘飞机从重庆回到了上海,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人们从动荡与死亡中看到了和平与稳定的希望。吴作人也和千万中国人一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这次回到上海,使吴作人兴奋的不仅是与家人在战后团聚,还有与后来陪伴了他近五十年的爱人萧淑芳的相识。那是在他们组织建起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后的一次画展上,他们偶然相遇。两个十七年前同是徐悲鸿的学生,后来各奔东西,十七年后重逢,对两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机缘。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很快成为知己。吴作人就像一叶漂泊天涯的扁舟找到了温暖的港湾,幸福的感觉自然难以言表。
1946年5月,"吴作人边疆旅行画展"在上海举行,展出了吴作人西部之旅的大量作品,这是一次独具特色的画展,以画家独特的视角展示了祖国西部美丽的自然与浓厚的人文。它像一股清新的西部旋风,吹彻春申江畔。作为徐悲鸿师的学生,吴作人秉承乃师的修养学问,不仅在绘画上颇有造诣,而且显露出了艺术教育家的才干与禀赋,对艺术与人生有着许多深刻而透彻的理解。在上海期间,他在忙于举办画展的同时,也先后在上海《申报》、《时代日报》等杂志上发表文章,畅谈他对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