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海外中国学者的归国牵引和接待安置工作，是吴有训须臾不忘的一件操心事。他总是热情洋溢地盛赞共产党新中国的种种好处，把那些远游在外洋的"大鱼小虾"们一个个"勾引"回来。当时已归国的且不说，就是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一批少壮派超级科技明星，以及老的任之恭、林家翘、陈省身等，如果不是他们被中国国内的客观场景搞得望而生畏的话，吴有训的劝归书肯定会起作用的。对归来人员，他不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科研条件，还注意从政治上保护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

自1959年起，吴有训开始了频繁的科学外交活动。除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领导以及本人单独在国内接待苏联、东欧、朝鲜等国科学院代表团外，1959年2月至4月间，他率团访问了波、捷、法、匈、保及阿尔巴尼亚等东欧诸国，分别签订了与有关六国的科学使用协议。在一系列外事活动中，吴有训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显示出非凡的外交才能。比如，在中国与东欧交流专家问题上，东欧方面提出，专家交流后，双方都应按对方国家的工资标准支付来访专家的工资和安排生活待遇，很显然，由于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平低，中国专家到国外后肯定得不到与别国专家相同的待遇。对此，吴有训指示谈判人员据理力争，要求平等对待各国专家，否则中国将以牙还牙。既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又使谈判实现了我国的既定目标。

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吴有训以副院长的高位，亲自担任了一门基础课--普通物理学的教学任务。起初，人们还不太相信，而他不但教了，而且在他公务缠身的情况下，从头教到尾没落下一堂课。为教好这门课，他杀鸡用牛刀，不仅研究了自己所有的若干参考书目，而且还向钱临照等多人征借了最新外国物理学教科书来广为参考，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件事曾在全国教育界引起轰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作了报道。同年，伴随着反右运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铺天盖地铺展开来。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砺炼的吴有训只能保持沉默，并尽其所能地去纠正一些可纠正的具体问题。当年，牛胰岛素人工合成项目上马时，全国有一百多个单位一哄而上，由于上海率先宣布合成成功，北京一些单位纷纷跟着宣布成功。吴有训深知这事并没那么简单。为争取确实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以尽量为国家挽回一点吹牛皮的面子，他要求有机所也参加这项研究，并确定中科院只抓上海生化所、有机所和北京大学生物研究室三家，具体分工有机所和北大合成A链，生化所合成B链。后来又过了五年这一研究才告成功。这期间，他还力排众议，支持指导物理所对激光器的研制，使我国在1961年9月研制成了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大跃进的严重后果，迫使中央领导不得不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冷静的反思。1961年7月，中央正式下发聂荣臻元帅主持起草的"科学十四条"，再次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1962年2月16日，聂帅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会议，会上陈毅同志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使中国所有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受会议精神的推动，中科院党组在一定时期内给了吴有训前所未有的信任，不仅把主持中科院承担的国家十年科技发展具体规划的任务交给了他，而且还让一直归党组直接管理、从不向党外副院长透露信息的技术局，破天荒地向全体副院长和学部主任汇报了涉及"两弹一星"进展情况的大部分机密工作内容，时年六十五岁的吴有由得精神顿长，气力大增。兴奋之余，他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地投入了这一场规划创关和"造蛋"的艰巨任务中去。据当时普通的一线研究人员回忆讲，吴有训除了忙碌上层的工作外，还直接和研究人员打成一片，掌握最具体的研究细节，像教师带学生那样指导他们把握科学研究规律，帮助解决设备器材等困难，推荐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且不是象征性的偶尔为之，而是坚持长年如此。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的确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不过，吴有训除了兴奋和喜悦之外，因自己未能亲自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还多少有点遗憾。但转而一想，参加研制工作的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何泽慧、梅镇岳、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郑林生、金星南、陈芳允、胡宁、赵九章等人绝大多数是自己的学生，是他们替自己圆了中国原子弹之梦，心中又感到了莫大的慰藉。六十年代中期，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尖端科技丰收的季节：除原子弹研制成功外，中程地地导弹也已成熟，1966年成功实现了"两弹结合"的实弹发射；1967年氢弹试爆成功；1968年卫星的发射条件已完全具备，只是推迟到1970年才发射。这期间还相继制成了一一九型和零九乙型计算机并投入了工作，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获得成功，吴有训本人也再度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的一些学术建议较多地被党组采纳，面对这一切，吴有训心中仅存的一点遗憾烟消云散，剩下的全是兴奋和激动。

9．信念不灭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而且持续了十年之久。它不但给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沉重的打击，许多对新中国科学技术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因此而含冤九泉。一个时期，吴有训也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拉拢青年走"白专"道路的"罪恶代表"、蒋介石的"特务首领"。面对此番情景，他不能不感到心寒。当时一段时间，他完全无事可做，又不敢接触人，生怕自己的一身"资产阶级狐臭"被别人沾上，给人家带来不幸。可是调查其他科学家的调查组却来了一批又一批，前后总共有二百多批，这对于一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颇为不堪的沉重负担。在每次调查中，吴老总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持真理，挺身直言，尽量为别人开脱，表现出了他的铮铮傲骨和在危难时刻的为人准则。1967年，由于周恩来总理指示，科学院成立"革委会"时必须把郭沫若、竺可桢、吴有训作为干部代表"结合"进班子担任委员。于是，造反头头要求吴有训站出来揭批张劲夫和院党组的"反党罪行"，他断然表示拒绝，既不写大字报、也不参加批斗大会、也不表示支持任何造反派的态度。尽管"文革"运动像洪水猛兽般吞噬着中华民族的生机，但吴有训始终没有丧失在中国复兴科学和民主的希望，他也不相信共产党会一直沿着这条死胡同走到底。正是由于他独具政治慧眼，才会在这场狂潮滚滚的"革命"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这期间，他还冒着被扣上"反党反军"帽子的危险，秉笔直书周恩来总理，请求指示有关部门不要把科学院东拆西分变成一个烂摊子；看到高能物理研究所面临瘫痪状态，写信促请刘西尧把该所管起来，同时对该所亟待解决的七个问题反映到中科院，希望院领导抓紧解决。总之，这期间吴有训总是力图以自己的努力，来挽救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千方百计地减少"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1971年7月，杨振宁回国访问，在北京饭店作了高能物理学的报告，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