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肩难负重  义无反顾

富平战后，宋、金西北战场由秦陇推进到川陕。位于长江上游，关系到金军进退和南宋存亡的四川由抗金后方变成前沿，成为双方保卫和争夺的主要目标。作为宋军最高军事长官的张浚离开彬州后，沿途听到了金、齐两军对环州、庆州、熙州、凤翔（府，陕西今县）等地的侵占和掠夺，退至秦州仍然惊魂未定。11月下旬，听到距秦州较近的德顺军又被占领的消息，立即决定“移司兴州。簿书缁重，悉皆焚弃（《续通鉴》卷108）”。

兴州处于陕、川两省交界地带，白水、嘉陵二江交汇而过。张浚置司于此，起初只为宣抚司安全考虑，因为在他心中“已置陕西于度外矣！”（同前引）将士们的行为却与他不同。除叛宋投金的张中孚、张中彦、李彦琪、赵彬、慕容洧等将外，从1130年11月至1131年（绍兴元年）3月，相继听到的消息是：环庆帅孙恂由陇关入秦州与张浚会合；秦凤帅孙渥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后以本路兵保凤州；统领关师古先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县（甘肃礼县南），后统军保巩州（甘肃陇西县）。还有一批将官：熙州马步军副总管刘惟辅及其部将韩青，知兰州龛谷寨高子儒，庆阳守将杨可升，陇州知州刘化源、通判米璞，扶风（陕西今县）知县康杰，天兴（陕西凤翔）知县李伸，庆阳成忠郎卢大受，定西寨都监郑涓，彭阳（宁夏今县）知县李喆，知环州安寨田敢，秦凤路兵马都监刘宣，熙河弓门寨巡检王琦等在群龙无首、孤立无援的处境中，忠于大宋，宁死不降。（《续资治通鉴》卷109）

张浚的幕僚们，在主帅最无助的时候也献计献策，东奔西走：杨晟惇建议暂去金、洋避敌之锋锐；刘子羽力斥持退保夔州之议者，并单骑赴秦州招集散亡将士十数万；王庶先陈保秦之策，之后又献抚秦保蜀之议；谢升建议安抚司再不能后退，应在兴州青阳潭左右构筑四关六屯以为固守之计。这些建议虽未完全见用，但帮助张浚走出了颓丧、无主的阴影，才做了些“哀死问伤，录善咎已”的工作，使“人心粗安（同前引）”。

将士们的坚贞和建议固然难得，但其着眼点和落脚点均未切中根本问题。这时候川陕战场在一溃千里的逆境中面临诸多难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在秦陇大地仅存陕南、陇南一线之地，川蜀处于唇亡齿寒的情势之下，宋军当何去何从？在五路宋军分崩离析，宣抚司衙门一退再退，张浚大帅一时不知所措，已置陕西于度外的情势之下，由谁来支撑危局？受溃败局势和叛逃将士之影响，在士无斗志，人心离散的情势之下，如何收拾残局，重整旗鼓，实现下一步的战略抉择？这三道难题犹如三道考题，在无人面对的情况下，最终把吴玠推上了历史舞台。

吴玠率领的永兴军与其他四路相比是一支弱旅，富平战役开始时没有首当其锋，后来在环庆军遭遇娄室劲旅攻击时，也未赶上救援，所以损失并不严重。战后接到张浚的“各归本路歇泊”命令，无异于遣散令，因为当时关陕尽失，敌骑四出，道阻不通，几乎无家可归。值此危难之际，吴玠清醒的认识到：全力保蜀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抉择，而如何保蜀则成为西部宋军面临的当务之急。当时有人建意退屯汉中，以守巴蜀。吴玠断然决定率永兴军散亡将士自凤翔走保大散关之东的和尚原，作与敌抗衡的长远打算。

甘肃的陇山和陕西的秦岭，是横亘在陇蜀、秦蜀之间的两座屏障。两山交错处，有一条连通秦蜀的陈仓古道，当年韩信入据关中，走的就是这条道。号称“关中四塞”①之一的大散关，是陈仓道上由蜀入秦的第一关。据《中兴四朝志·蜀口形胜论》记：“大散关隶梁泉县（陕西凤县东北之凤州镇），在凤翔府宝鸡县之南，为秦蜀往来要道。两山关控陡绝，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实表里之形势也。”光绪《宝鸡县志》载：“关当山川之合，扼南北之交，北不得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无以图关中。”可谓蜀道天险，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和尚原位于宝鸡县西南50里的秦岭之巅，与大散关相距咫尺，凭原下视，散关如蚁蛭，是一处四面陡峭、中间开阔、水草丰茂、易守难攻的天然军事基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的宗旨和对川陕地理形势的了解，让吴玠早就发现了和尚原的军事价值，并由此看到了在整体劣势中创造局部优势的可能性。

退保和尚原，确实是一项大胆的、与众不同的抉择。作出这一战略抉择的理由是：与其蜀地保蜀，不如深入敌后。敌不破我，岂敢轻进；敌若破我，我险可当兵而敌骑失威，这才是保蜀之良策。其过人之处在于：没有被一溃千里的逆境和敌我悬殊的力量所压倒；没有局限于人微言轻的身份；没有着眼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和如何保全本路之师，而是站在战略全局和国家安危的高度，去思考宋军何去何存的大计。他比谁都清楚：扼守和尚原虽然是步险棋，如果走成，等于把西北战场向西推进数百里，让四川面临的威胁和朝廷的压力暂时得到缓解和转移，用空间为朝廷赢得筹划战守之策的时间。其代价是把自已押到生死存亡的险棋上。在他看来，实现这一抉择固然不易，但也只有在此危难关头才能自已作主；才不会受到彭原店之战来自主将的掣肘；听不到富平战前他提出据险制敌之策时得到的那种否决和反对。忠肝义胆，天地可鉴。读史至此，张浚和吴玠仿佛在角色上调了个儿。

吴玠所部离开凤翔途经陇州时，再次遭遇金军马五、海里部的袭击。他没有恋战，不想把仅有的一点本钱耗在途中，金军也不敢追击。到达目的地之后，选择有利地形，伐木采石，搭建营帐，重新树起宋军大旗。吴璘这时也离开宣司，回到吴玠军中，并成为其得力助手。当时吴玠孤军驻扎原上，与朝廷音讯隔绝②。兵弱将寡，粮草匮乏，将士家眷陷入敌境，士气低迷，人心涣散，众口异辞，甚至有人暗中策划劫持吴氏兄弟北去投敌。幕僚陈远猷知情后连夜告诉了吴玠。值此非常时期，他对策划这次萧墙之祸的将士给予理解，没有采取过激措施，召集诸将，晓以大义，歃血而誓：在国家危难之际，誓与诸将共患难，与蜀口共存亡！众将士被吴氏兄弟的忠义和宽容感激零涕。部将杨从仪自告奋勇领兵收复了凤翔，“悉降其众，不戮一人，得粟30万斛”。（《杨从仪墓志铭》）

凤翔距和尚原不足百里，吴玠半年前曾任凤翔知府，政声颇佳，收复后为吴氏兄弟坚守和尚原提供了大后方。凤翔人民感念吴玠的恩惠，听到他扼守和尚原的消息后，自愿将余粮拿出来，连夜送到原上。吴玠十分感激，给纳粮民众以厚赏。金军知道后，伏兵渭河，见送粮之人就杀，并下令保伍连坐，力阻当地百姓支援吴玠，但有禁无止。就这样吴玠很快在和尚原站稳了脚跟，熟悉了地形，补充了粮草，训练了兵马，并派人和宣抚司取得了联系。其防守计划也得到张浚的认可和朝廷的嘉许。

1131年2至3月，正当吴玠在和尚原孤军备战期间，川陕宣抚司发生了两件让人失望的事：张浚将宣抚司衙门迁至阆州。时隔不久，又以谋反之罪先将曲端关进万州（今四川万县）监狱，后来又迁至恭州（今四川重庆）受理，其间被看管监狱的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提点刑狱康随骗取本人病状的字据后，用酷刑致死。③

对曲端之死的前前后后，宋史及后代史学家作为热点问题，留下了诸多版本的记载和议论。大致过程是：张浚回到兴州后，鉴于富平之战中泾原军出力最多，归功于曲端训练有方，遂有重新起用之意。参议官王庶劝阻说：“不可，富平之战，宣抚与曲端有胜负之约④，今日宣抚以何面见曲端？若曲端得志，虽宣抚亦敢斩之，不可用也。”（《三朝北盟会编》卷147）浚知庶、端不能并立，且正在依赖吴玠保蜀，于是有了杀端的想法，但拿不准当治何罪。王庶把曲端曾题于柱上的自作诗中“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两句搬出来，谓其有指斥乘舆之意。“宣抚处置司主管机宜文字杨斌素与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以求合。又虑端复用，谓端反有实迹者十。……秦凤副总管吴玠亦惧端严明，谮端不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元年二月庚寅记事）“浚入其说，且以张中孚、李彦琪、赵彬降虏，疑端知其谋，于是徙端恭州，置狱，命武臣康随为夔路提刑鞫治。”（《齐东野语·曲壮闵本末》）

 12月，张浚向朝廷上折补奏了处治曲端之事：

今年2月于阶、成州驻兵，与金人相持。闻潼川府路有伪造檄书，称平蜀大将军，不显姓名，指斥宗庙，摇动吏民。臣移师利、阆间，密切采访。据知潼州府宇文粹中称，本府吏民乞用曲端充统制官等，缘端跋扈之迹显著。臣受陛下重寄，岂有主兵之官，却用藩府荐用。万一事出于意外，臣将何辞以报朝廷。已送恭州置狱推治。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元年十二月记事） 

张浚杀曲端招来不少非议。宋人罗大经谓“昔孔明斩马谡，已为失计；魏公袭其事，几于自坏万里长城（《鹤林玉露》丙编卷1）”。 清人朱彝尊质疑：“曲端之诛，与桧之杀岳飞何异？”（《曝书亭集》卷45）《龟鉴》谓：“杀曲端而失关陕，浚之过也；用吴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这算是比较公允一点的评价。

上述这段貌似详实，实则漏洞百出的记载，让许多史学家莫衷一是，如堕雾中。按此记载，张浚杀曲端是个错误；而王庶、吴玠的意见和当时的作用，成了加害曲端的主要因素。实际上曲端统军有方，抗金无功。南宋初年西北战场上真正的抗金英雄，前有唐重、徐徽言、李彦仙等，后有吴玠、吴璘、刘锜等，曲端虽有人望而名不符实。张浚若重用曲端到底，西北抗金历史就得重写。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不用是对的，罢官即可，杀之为过，过犹不及。就算曲端该杀，也不应用谋反罪，更不应让狱吏致死。清代史学家全祖望《曲端论》中所列十条罪状⑥，择其一二即可问斩。

王庶、吴玠如挺曲端，就是忘记血的教训，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罪人。二人不赞成用端，也没必要杀端。王庶身为参议，供职于张浚身边，又熟知曲端为人，所提意见正确与否，都是份内的事。吴玠当时孤军驻守和尚原，初与宣抚司音讯隔绝，最后虽然联系上了，但和尚原已进入临战状态，以他面临的处境和担当的重任，不可能离开和尚原，跑到宣司去谮曲端。就算曲端复用，也不会跑到和尚原去抢地盘。因此，他一无“谮端不已”的时间⑦，二无“畏端严明”的必要。和上司张浚之间，也没有随便到象《北盟汇编》所载在手心写上“曲端谋反”几个字，然后举手示浚那种程度。他最瞧不起曲端不顾国事、忮刻自用、妒贤嫉能那一套。他以身当险时所表现的矢志不渝的爱国热忱和大局意识中，就有给曲端这位反面教员所上的一课。 

既如此，又为何栽赃于他呢？明代史学家朱明镐《史纠》卷五《宋史·张浚传》中有段话如此作答：“魏公之传，强半失实。杀曲端则委吴玠以咎，平杨么则没岳飞之功。诸如富平之败、符离之溃、庐州悍将之叛，皆曲加掩饰，深为之讳而巧为之辞。宋史是非颇不背谬，若此一传，未免失之谀而可削也。”对关系南宋命运的许多重大事件一笔带过，而对曲端之死的记载如此之详。读史至此，史官们轻重倒置，详略失当，矫糅造作，是非无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谀者可削，缺者何补？

章  注

①关中四塞：指连通关中与中原的函谷关（潼关）；位于商州东南180里，被称作关中东南门户的武关；位于宝鸡西南50里，被称作秦蜀咽喉的散关；位于固原东南，被称作关陇通道的萧关（陇山关）。

②吴玠当时与宣抚司失去联系，张浚已将陕西放弃均有明确记载，由此可见最初决定扼守和尚原完全是吴玠自行决定，并非张浚传中所说“命玠守原”。

③曲端被杀时间有六种记载：《高史·高宗纪》记作绍兴元年八月丁卯；《宋史·曲端传》记作绍兴元年；《要录》卷42记作绍兴元年二月庚寅；《要录》卷43、《北盟会编》记作绍兴元年四月丁亥；《齐东野语》记作绍兴四年八月丁卯；《续通鉴》记作绍兴元年三月，笔者从此说。

④《会编》卷142：“浚见兵马（指参加富平之战的）具集，大喜，谓当自此便可以径入幽、燕。问曲端如何？端曰：‘必败。’浚曰：‘若不败如何？’端曰：‘若宣抚之兵不败，端伏剑而死！’浚曰：‘可责状否？’端即索纸笔责令状曰：‘如不败，甘伏军法。’浚曰：‘浚若不胜，复当以头与将军。’遂大不协。”

⑤从张浚在杀曲端过程所疑及事后所奏，笔者以为张中孚、张中彦、赵彬、李彦琪四名曲端的心腹之将叛宋之事在前，系一桩大事，不管理由是否成立，以张浚的处事风格，既然富平战前罢曲端兵柄时张中孚、李彦琪都受牵连，那么这次四将叛降自然追及曲端。

⑥“娄室自龙门渡河，曲方遁矣，郑骧死矣，王�溃矣，同州再破再败矣，端无一旅之赴。而误张严于凤翔，使之舆尸，罪一；擅斩刘延亮，罪二；闻凤翔、长安议恢复，欲扰其功，擅斩凤翔将刘彦希，罪三；又杀长安将张宗，罪四；王庶制置六路，端不受命，八公原之战，飞书止诸帅会兵，而消遥淳化，罪五；以金人过河，散渭南义兵，罪六；席贡以师会王庶，端又阻之，罪七；延安之急不救，王庶来奔，反夺其符印而谋杀之，罪八；使部将并王�军，罪九；兼帅鄜州而不赴，罪十。”（《鲒埼亭集外编》卷37）实际上还有一罪，全氏未数：谢亮向朝廷言明端夺王庶帅印之事后，朝廷召端问罪，端亦未赴。

⑦1134年4月吴玠纳官为张浚、刘子羽赎罪的奏章中说：“臣自绍兴元年收集散亡，踏逐和尚原屯驻兵马，控扼敌路，蒙宣抚使张浚差参议刘子羽冒锋镝出散关，与臣商议边事。”此奏足可作玠当时不在现场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