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肩难负重  义无反顾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柳林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1/13 7:47:41  文章录入:gohwu  责任编辑:gohwu
 

第七章  肩难负重  义无反顾

富平战后,宋、金西北战场由秦陇推进到川陕。位于长江上游,关系到金军进退和南宋存亡的四川由抗金后方变成前沿,成为双方保卫和争夺的主要目标。作为宋军最高军事长官的张浚离开彬州后,沿途听到了金、齐两军对环州、庆州、熙州、凤翔(府,陕西今县)等地的侵占和掠夺,退至秦州仍然惊魂未定。11月下旬,听到距秦州较近的德顺军又被占领的消息,立即决定“移司兴州。簿书缁重,悉皆焚弃(《续通鉴》卷108)”。

兴州处于陕、川两省交界地带,白水、嘉陵二江交汇而过。张浚置司于此,起初只为宣抚司安全考虑,因为在他心中“已置陕西于度外矣!”(同前引)将士们的行为却与他不同。除叛宋投金的张中孚、张中彦、李彦琪、赵彬、慕容洧等将外,从113011月至1131年(绍兴元年)3月,相继听到的消息是:环庆帅孙恂由陇关入秦州与张浚会合;秦凤帅孙渥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后以本路兵保凤州;统领关师古先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县(甘肃礼县南),后统军保巩州(甘肃陇西县)。还有一批将官:熙州马步军副总管刘惟辅及其部将韩青,知兰州龛谷寨高子儒,庆阳守将杨可升,陇州知州刘化源、通判米璞,扶风(陕西今县)知县康杰,天兴(陕西凤翔)知县李伸,庆阳成忠郎卢大受,定西寨都监郑涓,彭阳(宁夏今县)知县李喆,知环州安寨田敢,秦凤路兵马都监刘宣,熙河弓门寨巡检王琦等在群龙无首、孤立无援的处境中,忠于大宋,宁死不降。(《续资治通鉴》卷109

张浚的幕僚们,在主帅最无助的时候也献计献策,东奔西走:杨晟惇建议暂去金、洋避敌之锋锐;刘子羽力斥持退保夔州之议者,并单骑赴秦州招集散亡将士十数万;王庶先陈保秦之策,之后又献抚秦保蜀之议;谢升建议安抚司再不能后退,应在兴州青阳潭左右构筑四关六屯以为固守之计。这些建议虽未完全见用,但帮助张浚走出了颓丧、无主的阴影,才做了些“哀死问伤,录善咎已”的工作,使“人心粗安(同前引)”。

将士们的坚贞和建议固然难得,但其着眼点和落脚点均未切中根本问题。这时候川陕战场在一溃千里的逆境中面临诸多难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在秦陇大地仅存陕南、陇南一线之地,川蜀处于唇亡齿寒的情势之下,宋军当何去何从?在五路宋军分崩离析,宣抚司衙门一退再退,张浚大帅一时不知所措,已置陕西于度外的情势之下,由谁来支撑危局?受溃败局势和叛逃将士之影响,在士无斗志,人心离散的情势之下,如何收拾残局,重整旗鼓,实现下一步的战略抉择?这三道难题犹如三道考题,在无人面对的情况下,最终把吴玠推上了历史舞台。

吴玠率领的永兴军与其他四路相比是一支弱旅,富平战役开始时没有首当其锋,后来在环庆军遭遇娄室劲旅攻击时,也未赶上救援,所以损失并不严重。战后接到张浚的“各归本路歇泊”命令,无异于遣散令,因为当时关陕尽失,敌骑四出,道阻不通,几乎无家可归。值此危难之际,吴玠清醒的认识到:全力保蜀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抉择,而如何保蜀则成为西部宋军面临的当务之急。当时有人建意退屯汉中,以守巴蜀。吴玠断然决定率永兴军散亡将士自凤翔走保大散关之东的和尚原,作与敌抗衡的长远打算。

甘肃的陇山和陕西的秦岭,是横亘在陇蜀、秦蜀之间的两座屏障。两山交错处,有一条连通秦蜀的陈仓古道,当年韩信入据关中,走的就是这条道。号称“关中四塞”之一的大散关,是陈仓道上由蜀入秦的第一关。据《中兴四朝志·蜀口形胜论》记:“大散关隶梁泉县(陕西凤县东北之凤州镇),在凤翔府宝鸡县之南,为秦蜀往来要道。两山关控陡绝,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实表里之形势也。”光绪《宝鸡县志》载:“关当山川之合,扼南北之交,北不得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无以图关中。”可谓蜀道天险,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和尚原位于宝鸡县西南50里的秦岭之巅,与大散关相距咫尺,凭原下视,散关如蚁蛭,是一处四面陡峭、中间开阔、水草丰茂、易守难攻的天然军事基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的宗旨和对川陕地理形势的了解,让吴玠早就发现了和尚原的军事价值,并由此看到了在整体劣势中创造局部优势的可能性。

退保和尚原,确实是一项大胆的、与众不同的抉择。作出这一战略抉择的理由是:与其蜀地保蜀,不如深入敌后。敌不破我,岂敢轻进;敌若破我,我险可当兵而敌骑失威,这才是保蜀之良策。其过人之处在于:没有被一溃千里的逆境和敌我悬殊的力量所压倒;没有局限于人微言轻的身份;没有着眼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和如何保全本路之师,而是站在战略全局和国家安危的高度,去思考宋军何去何存的大计。他比谁都清楚:扼守和尚原虽然是步险棋,如果走成,等于把西北战场向西推进数百里,让四川面临的威胁和朝廷的压力暂时得到缓解和转移,用空间为朝廷赢得筹划战守之策的时间。其代价是把自已押到生死存亡的险棋上。在他看来,实现这一抉择固然不易,但也只有在此危难关头才能自已作主;才不会受到彭原店之战来自主将的掣肘;听不到富平战前他提出据险制敌之策时得到的那种否决和反对。忠肝义胆,天地可鉴。读史至此,张浚和吴玠仿佛在角色上调了个儿。

吴玠所部离开凤翔途经陇州时,再次遭遇金军马五、海里部的袭击。他没有恋战,不想把仅有的一点本钱耗在途中,金军也不敢追击。到达目的地之后,选择有利地形,伐木采石,搭建营帐,重新树起宋军大旗。吴璘这时也离开宣司,回到吴玠军中,并成为其得力助手。当时吴玠孤军驻扎原上,与朝廷音讯隔绝。兵弱将寡,粮草匮乏,将士家眷陷入敌境,士气低迷,人心涣散,众口异辞,甚至有人暗中策划劫持吴氏兄弟北去投敌。幕僚陈远猷知情后连夜告诉了吴玠。值此非常时期,他对策划这次萧墙之祸的将士给予理解,没有采取过激措施,召集诸将,晓以大义,歃血而誓:在国家危难之际,誓与诸将共患难,与蜀口共存亡!众将士被吴氏兄弟的忠义和宽容感激零涕。部将杨从仪自告奋勇领兵收复了凤翔,“悉降其众,不戮一人,得粟30万斛”。(《杨从仪墓志铭》)

凤翔距和尚原不足百里,吴玠半年前曾任凤翔知府,政声颇佳,收复后为吴氏兄弟坚守和尚原提供了大后方。凤翔人民感念吴玠的恩惠,听到他扼守和尚原的消息后,自愿将余粮拿出来,连夜送到原上。吴玠十分感激,给纳粮民众以厚赏。金军知道后,伏兵渭河,见送粮之人就杀,并下令保伍连坐,力阻当地百姓支援吴玠,但有禁无止。就这样吴玠很快在和尚原站稳了脚跟,熟悉了地形,补充了粮草,训练了兵马,并派人和宣抚司取得了联系。其防守计划也得到张浚的认可和朝廷的嘉许。

11312至3月,正当吴玠在和尚原孤军备战期间,川陕宣抚司发生了两件让人失望的事:张浚将宣抚司衙门迁至阆州时隔不久,又以谋反之罪先将曲端关进万州(今四川万县)监狱,后来又迁至恭州(今四川重庆)受理,其间被看管监狱的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提点刑狱康随骗取本人病状的字据后,用酷刑致死。

对曲端之死的前前后后,宋史及后代史学家作为热点问题,留下了诸多版本的记载和议论。大致过程是:张浚回到兴州后,鉴于富平之战中泾原军出力最多,归功于曲端训练有方,遂有重新起用之意。参议官王庶劝阻说:“不可,富平之战,宣抚与曲端有胜负之约,今日宣抚以何面见曲端?若曲端得志,虽宣抚亦敢斩之,不可用也。”(《三朝北盟会编》卷147)浚知庶、端不能并立,且正在依赖吴玠保蜀,于是有了杀端的想法,但拿不准当治何罪。王庶把曲端曾题于柱上的自作诗中“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两句搬出来,谓其有指斥乘舆之意。“宣抚处置司主管机宜文字杨斌素与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以求合。又虑端复用,谓端反有实迹者十。……秦凤副总管吴玠亦惧端严明,谮端不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元年二月庚寅记事)“浚入其说,且以张中孚、李彦琪、赵彬降虏,疑端知其谋,于是徙端恭州,置狱,命武臣康随为夔路提刑鞫治。”(《齐东野语·曲壮闵本末》)

 12月,张浚向朝廷上折补奏了处治曲端之事:

 

今年2月于阶、成州驻兵,与金人相持。闻潼川府路有伪造檄书,称平蜀大将军,不显姓名,指斥宗庙,摇动吏民。臣移师利、阆间,密切采访。据知潼州府宇文粹中称,本府吏民乞用曲端充统制官等,缘端跋扈之迹显著。臣受陛下重寄,岂有主兵之官,却用藩府荐用。万一事出于意外,臣将何辞以报朝廷。已送恭州置狱推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元年十二月记事) 

 

张浚杀曲端招来不少非议。宋人罗大经谓“昔孔明斩马谡,已为失计;魏公袭其事,几于自坏万里长城(《鹤林玉露》丙编卷1)”。 清人朱彝尊质疑:“曲端之诛,与桧之杀岳飞何异?”(《曝书亭集》卷45)《龟鉴》谓:“杀曲端而失关陕,浚之过也;用吴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这算是比较公允一点的评价。

上述这段貌似详实,实则漏洞百出的记载,让许多史学家莫衷一是,如堕雾中。按此记载,张浚杀曲端是个错误;而王庶、吴玠的意见和当时的作用,成了加害曲端的主要因素。实际上曲端统军有方,抗金无功。南宋初年西北战场上真正的抗金英雄,前有唐重、徐徽言、李彦仙等,后有吴玠、吴璘、刘锜等,曲端虽有人望而名不符实。张浚若重用曲端到底,西北抗金历史就得重写。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不用是对的,罢官即可,杀之为过,过犹不及。就算曲端该杀,也不应用谋反罪,更不应让狱吏致死。清代史学家全祖望《曲端论》中所列十条罪状,择其一二即可问斩。

王庶、吴玠如挺曲端,就是忘记血的教训,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罪人。二人不赞成用端,也没必要杀端。王庶身为参议,供职于张浚身边,又熟知曲端为人,所提意见正确与否,都是份内的事。吴玠当时孤军驻守和尚原,初与宣抚司音讯隔绝,最后虽然联系上了,但和尚原已进入临战状态,以他面临的处境和担当的重任,不可能离开和尚原,跑到宣司去谮曲端。就算曲端复用,也不会跑到和尚原去抢地盘。因此,他一无“谮端不已”的时间,二无“畏端严明”的必要。和上司张浚之间,也没有随便到象《北盟汇编》所载在手心写上“曲端谋反”几个字,然后举手示浚那种程度。他最瞧不起曲端不顾国事、忮刻自用、妒贤嫉能那一套。他以身当险时所表现的矢志不渝的爱国热忱和大局意识中,就有给曲端这位反面教员所上的一课。 

既如此,又为何栽赃于他呢?明代史学家朱明镐《史纠》卷五《宋史·张浚传》中有段话如此作答:“魏公之传,强半失实。杀曲端则委吴玠以咎,平杨么则没岳飞之功。诸如富平之败、符离之溃、庐州悍将之叛,皆曲加掩饰,深为之讳而巧为之辞。宋史是非颇不背谬,若此一传,未免失之谀而可削也。”对关系南宋命运的许多重大事件一笔带过,而对曲端之死的记载如此之详。读史至此,史官们轻重倒置,详略失当,矫糅造作,是非无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谀者可削,缺者何补?

 

  

关中四塞:指连通关中与中原的函谷关(潼关);位于商州东南180里,被称作关中东南门户的武关;位于宝鸡西南50里,被称作秦蜀咽喉的散关;位于固原东南,被称作关陇通道的萧关(陇山关)。

吴玠当时与宣抚司失去联系,张浚已将陕西放弃均有明确记载,由此可见最初决定扼守和尚原完全是吴玠自行决定,并非张浚传中所说“命玠守原”。

曲端被杀时间有六种记载:《高史·高宗纪》记作绍兴元年八月丁卯;《宋史·曲端传》记作绍兴元年;《要录》卷42记作绍兴元年二月庚寅;《要录》卷43、《北盟会编》记作绍兴元年四月丁亥;《齐东野语》记作绍兴四年八月丁卯;《续通鉴》记作绍兴元年三月,笔者从此说。

《会编》卷142:“浚见兵马(指参加富平之战的)具集,大喜,谓当自此便可以径入幽、燕。问曲端如何?端曰:‘必败。’浚曰:‘若不败如何?’端曰:‘若宣抚之兵不败,端伏剑而死!’浚曰:‘可责状否?’端即索纸笔责令状曰:‘如不败,甘伏军法。’浚曰:‘浚若不胜,复当以头与将军。’遂大不协。”

从张浚在杀曲端过程所疑及事后所奏,笔者以为张中孚、张中彦、赵彬、李彦琪四名曲端的心腹之将叛宋之事在前,系一桩大事,不管理由是否成立,以张浚的处事风格,既然富平战前罢曲端兵柄时张中孚、李彦琪都受牵连,那么这次四将叛降自然追及曲端。

“娄室自龙门渡河,曲方遁矣,郑骧死矣,王溃矣,同州再破再败矣,端无一旅之赴。而误张严于凤翔,使之舆尸,罪一;擅斩刘延亮,罪二;闻凤翔、长安议恢复,欲扰其功,擅斩凤翔将刘彦希,罪三;又杀长安将张宗,罪四;王庶制置六路,端不受命,八公原之战,飞书止诸帅会兵,而消遥淳化,罪五;以金人过河,散渭南义兵,罪六;席贡以师会王庶,端又阻之,罪七;延安之急不救,王庶来奔,反夺其符印而谋杀之,罪八;使部将并王军,罪九;兼帅鄜州而不赴,罪十。”(《鲒埼亭集外编》卷37)实际上还有一罪,全氏未数:谢亮向朝廷言明端夺王庶帅印之事后,朝廷召端问罪,端亦未赴。

11344月吴玠纳官为张浚、刘子羽赎罪的奏章中说:“臣自绍兴元年收集散亡,踏逐和尚原屯驻兵马,控扼敌路,蒙宣抚使张浚差参议刘子羽冒锋镝出散关,与臣商议边事。”此奏足可作玠当时不在现场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