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吴朝祥（1918.2－1998.7.22）  四川通江人。上校军衔。很小父母双亡，1932年（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共大金省委妇女部部长。参加了长征。后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务处副处长；辽东军区卫生部政治处主任；东北野战军师供给部政委。解放后，历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直属供给处政委，1955－1961年任武汉军区八一子女学校校长，武汉军区总医院副政委，湖北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省军区顾问。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吴氏通书》主编吴建琴 2001年）

从通江到大藏寺

                                     吴朝祥

　　一九三五年春，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开始向西移动，省苏维埃一些机关，如革命法庭、粮食局、工会、反帝拥苏大同盟也要跟随部队走了。 

　　那时，我在反帝拥苏大同盟担任联络部长。有一天，工会委员长李文海同志悄悄跟我说，部队这次要去接中央红军和毛主席，可能走得很远，要翻很多山，过很多河，在路上也可能没吃的，要挨饿，要我动员一下年纪小的和身体弱的女同志回家去，免得走不动，掉了队，落在敌人手里了……我就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动员任务。 

　　苏维埃机关的女同志很多，年龄大多不过二十五岁，小的只有十二岁，一般都是童养媳雇农出身。我那时也只有十九岁。记得是在集镇不远的一个湾子里，天已近黄昏了，所有的女同志都集合在一块割过稻子的田地里，我作着报告，在我说着说着的时候，耳边忽然听见呜咽的哭声，等我刚停下话来，她们就像潮水般地向我涌来，紧紧地把我围住：“我虽然小，可是还能背枪呀！”“再不中用，两颗手榴弹也该拿得起呀！”“我帮你们烧开水。”“我死也要跟着红军走！”这样吵的吵，哭的哭，有的扯住我的胳膊，有的抓住我的衣角，百般地请求，把我的心也给说软了，无可奈何只好都走，我们就从通江东山区出发了。 

　　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个十三岁的名叫朱兰英的女孩子，她原来无房无地，跟着她那只有半只眼睛的瞎妈妈讨饭，到处流浪。红军来了，就在古草坝这个地方分给了她们一间房子，她也参加了儿童团。后来就在我身旁当勤务员，在反帝拥苏大同盟里烧水、倒茶、扫地。这次，她坚决请求跟部队走，我就把她编到宣传大队。当时我们大队的任务是帮医院背药箱子，抬担架，帮经理部（即后勤部）运枪支、弹药以及一些印票子、压铜板的机器，这个小姑娘除了帮抬担架外，还担任宣传工作。 

　　她像一只快活的小鸟，从这个山头飞到那个山头，从这个村子飞到那个村子，她跑在队伍的前面，动员老百姓烧开水，打扫房子让部队能休息好，而她总是忙得忘记休息。 

　　在介溪沟这个地方，她被藏在山林里的土匪打伤了。子弹从北斗坪那边飞过来，射穿了她的大腿，碗口大的伤，流血过多，她脸色苍白，晕过去了。我们弄了一副担架，把她抬到了烟曲，放在村苏维埃里，刚好碰见她的妈妈在这里给过往的部队烧开水。我跟她妈妈讲了关于她负伤的经过，并拿出一些药品，几张苏维埃票子和几块银圆交给她，要她好好照顾女儿养伤。这位妈妈含着眼泪看着我，问我姓什么，在部队里干什么，又问部队在什么地方住下。我告诉她，我姓吴，大队的指导员，住的地方不能确定等等。她又问我一句：“后面还有没有我们的部队？”“有！妈妈！部队一下子不会走完的！”听我这样地说，她笑了，拉起衣角擦了擦眼泪，握着我的手喃喃地说：“指导员，孩子伤好了，我一定把她送回部队来！” 

　　大队继续往西走，三天以后，我们在南江地区过了大河口在一个小村子里休息。我们刚把伤病员安顿下来，吃罢饭正在洗脚，忽然听见背后一声叫唤：“指导员！”我一看就是那个负伤的女孩子朱兰英，我们连忙跑上前把她抱住，“小鬼，伤口好了吗？”“你是怎样赶上的呀？”大家都关心地问着。这女孩眼泪“刷刷”地往下落，只是兴奋地说：“我可找到你们啦！我可再不离开你们啦！”我们安顿她吃饭，休息。在洗脚的时候，看到她腿伤没好，就问她是怎么赶上队伍的，她叙述道：那天苏醒过来后，睁开眼睛一看，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房子里，四周没人，她大声喊指导员，接着又喊徐世平—跟她经常在一起的一位同志，她的妈妈正在外面给过往的部队烧水，听见她的喊声就连忙跑进来把她扶住，她惊异地问着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她妈妈把情况告诉了她。她当时伤心大哭，猛地从床上跳起来，跛着伤腿向外冲，“我要赶部队去，我要赶上她们。”“你伤好了我送你去！孩子！”妈妈忍着眼泪劝她，把她拉住，好半天她才平息下来。夜里，她妈妈看她闭上眼睛，又悄悄把门锁上—怕她带伤走了，就到外面又照顾部队去了。门外急促的脚步声，又让她激动起来，她爬去开门，门锁上了，她爬上窗口看，过往的队伍川流不息。她再也不想躺下来，于是清理东西，把衣服、被单缠在身上，穿上草鞋、袜子，把裤子结成个小包裹提上。她忍着刀绞似的疼痛，从窗口里跳出来，爬一步拖一步地赶路，手掌被尖石扎破了，膝盖大腿被尖石磨烂了，她把衣服撕破，把手掌、大腿包扎起来，继续向前爬着。夜晚，蒙蒙的月色，地下昏昏的什么也看不太清楚，她爬到一个山坡的路边，两个硬邦邦的滚滑的东西，正硌在她的伤口上，疼得她又几乎晕过去，摸着一看，原来是两颗手榴弹，有一颗是个瞎火的，她也把它背上，终于赶上了一些部队。她手爬得发酸了，瞌睡也来了，她怕部队悄悄走了自己不知道，就用稻草搓根长绳子，一头拴在腰上，另一头拴在战士们的脚上或者枪上。大伙都说：“这个小鬼真聪明！”大家用担架抬她，她怎么也不让抬，她怕把她送到医院里去更赶不上部队了。这女孩子说到这里，激动地抱着我说：“找到你们比找到妈妈还要好呀！”接着她交给我两双草鞋，说：“指导员，这是我在路上编的，交给部队！”我接过这两双草鞋，眼泪怎么也包不住了，我被这小女孩子感动了，我笑着探问了她一句：“小鬼，你为什么要这样赶我们呢？”她回答我：“指导员！我是个共青团员，我要完成我的革命任务呀！……我死要死在战场，可不能死在家里呀！……”她那乐观的话语，让我们大家都得到教育。这一夜，我们都兴奋得没合眼皮，她说呀笑呀更睡不着，第二天，她又怕要用担架来抬她，一大早就走了，远远地走在队伍的前头……

　　离恩阳河不远的地方，我接到经理部的命令，要我带一排人到旺苍坝去，我们到旺苍坝，上级就把我们一排人编到妇女独立师第二团第一连里，并任命我当一连的指导员，那时师政委是张琴秋，二团团长是王伯新。 

　　整个团从政委、团长直到号兵、伙夫都是剃的光头，我们戴上八角帽，打上灰布绑腿，挂上九龙袋，穿上有脚马子的草鞋，背上长枪、小马枪，走到哪里只要我们不说话，别人就看不出我们是女的来。 

　　那时，敌人刘湘的几个师团追击我们，天上用飞机轰炸，沿路土匪又经常骚扰，敌人想消灭我们，打定主意要抢我们的枪支、弹药、粮食、盐包。队伍越往西走，出产盐巴就越来越少，我们把咸盐叫做“硬脚杆”，行军疲劳了，腿发软了，喝上一碗盐开水，脚杆就硬起来了。我们从北弯寺挖盐井熬出的盐巴、从苏区运来的弹药、枪支和粮食，好不容易运到庙儿弯这个地方，可是敌人就在这儿炮火连天地截击我们。当时情况相当严重，师政委张琴秋同志向我们做动员，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些东西从庙儿弯运到永宁铺。她说：为了消灭敌人，我们要把脚杆硬起来，要把枪的肚子饱起来，我们不能丢一两盐，不能丢一颗子弹……接着就带我们出发了。 

　　庙儿弯和永宁铺一带净是山路，又正是个多雨的季节，那天夜里下着瓢泼大雨，敌人的子弹在头上呼啸，炮火在身旁闪落，我们背起盐包、子弹箱子前进。路上，怕雨水淋湿弹药箱，我就脱下衣服把它盖住。黑黄色的泥浆像涂在路上的一层油，滑得厉害，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包一起滚下山去。于是我们想办法，让力气较大的同志先拖根长绳上山，把它拴在树上，我们拉着绳子攀上去，用盘短脚的方式，像蚂蚁搬家一样，把盐包、弹药等一点儿一点儿地搬上山顶，然后又一步一步地搬下山来。我们走着爬着，沉重的盐包把肩膀磨烂了，草鞋穿破了。有个女孩叫王学龙，压得鼻口都流血了，还不让别人换她，她用口含着尿来止住了血，继续往前赶路。有的同志实在支持不住了，像劈柴似的倒在地下爬不起来。这时有人在山头上唱起了婚姻歌：

妇女痛苦多，

包办婚姻结一个。

媒人进了门，

她说来关亲。

不能成亲说成亲，

说得凉水都点灯。

爹娘把话明：

礼钱要百文。

又说女儿菜籽命，

婚姻由父母来决定。

这样结的婚，

逼死多少人。

不是扑河就吊头，

妇女好伤心……

山头上唱起来，山脚下就和起来了，大家接着就唱：

早起就天光，

出了共产党。

自己婚姻自主张，

妇女得解放！

努力工作为革命，

革命成功我选一人。

阶级成分要贫民。

一不要大轿，

二不要喇叭，

亲自到他家……

　　在树林里，在山沟里，漫山遍野都响起了歌声，什么《妇女歌》、《穷人歌》、《卖柴歌》、《革命歌》一下子都唱起来了，我们这些童养媳出身的人，唱起这些歌来，腰板硬了，腿就有劲了，倒在地下的同志猛地站起来，又背起盐包、弹药箱走起来了，翻山、越岭、过河，越走越有劲。 

　　我背着枪和一包盐走着走着，头晕眼花地倒下了，我朦朦胧胧地听见抽泣声，等醒来看时，那十四岁的通信员张凤英正流着眼泪，接着她高兴地叫唤：“指导员，您可活过来了！”我望着她笑了笑说：“小鬼！我不会死的。我要死了，那就是革命成功了！”我一看我躺在担架上，便很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到了中坝了，指导员！”她回答了我，并且倒了一碗盐开水给我喝。接着说：“您真把我们吓坏了，在路上我们用针扎您的指尖您都没反应，我们以为您……”她还没说完，敌机在我们头顶上一阵呼啸，她忙伏在我身上。“轰轰”两声巨响，弹片正击中她的腰部，血糊满身，我忙从担架上撑起来把她抱住，她已不省人事了。我忍住眼泪就和一个看护员叫山娃子的一起抬副担架把她送到医院，我脱下仅有的一件破棉衣把她盖住。她稍微清醒了一下，睁开了眼睛，强作镇静地笑了笑，说：“指导员，请你放心，我要不了几天就会回来的……你还是好好休息吧！”我们刚说完这些话，敌机又扫射起来，医生催我赶快隐蔽，山娃子把她抬到树林里，不一会儿，山娃子拿两串钱给我，他指着钱说：“指导员！这是张凤英刚才给我的，她叫我到前面铺子里买点东西给您吃。她说这钱是参军时她妈妈送给她的，一直装在荷包里没用……”我接到这两张苏区的蓝色票子，眼泪像泉水般地往外涌，再也忍不住了。我想：“这个小姑娘，她为了保护我却让自己负伤，病情是这样的危急，她还想到别人的饥饿疲劳，尽自己最后的努力。”在行军当中，我时常想念这个女孩子，时常掏出那两张蓝色票子来看看，一看到这两张不平常的票子，面前的悬崖陡峭也感到是平坦路了。

　　到了桂溪，妇女独立团解散了，一部分人分到医院，一部分人分到妇女学校，另一部分人分到刘华工厂。 

　　有一天，省委周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接任刘华工厂厂长的职务。当时我对刘华工厂这个名称的来历也还弄不清楚，就问他，他说，刘华是个工人，领导工人暴动英勇牺牲了，我们为了纪念他，所以把工厂取这个名称。 

　　刘华工厂原来有三个连，少数是残废军人，多数是妇女同志，工厂的任务是平时为部队赶制衣服鞋袜，打仗时就运粮食，抬担架，帮助部队送东西。当时筹集粮食是个很大的任务。 

　　记得是到了松潘，我们过岷江索桥去背粮食，我们刚过桥去，敌机就把索桥炸毁了，胡宗南的队伍在前面堵击，火光闪闪越来越近，情况十分危急。我就喊了一声：“同志们，我们死也不能当俘虏！骑‘水母猪’过去！”这时大家就把裤子脱下来，把两只裤脚一扎，把裤腰口朝水里一捅，两只裤脚就鼓胀起来，我们就下水，骑上这个“水母猪”。负伤的同志，我们把她们放在一块门板上，板子上系根长绳子，大伙儿拼命地划，猛力地拉，当同志们刚到对岸时，敌人就追到河边，子弹把河水打得像翻滚着的开水…… 

　　从卓克基到马尔康，上级又把粮食局等机关编成三个连交给我指挥。我们的任务是警戒，挖路，修桥，砍树架房子，抬担架，集中粮食等等。 

　　一路上，天气越来越冷，粮食越来越少。我们抬着伤病员偶然路过一片梨园，伤员们看见树上挂着熟透的麻梨就想吃，可是又找不到老百姓—他们受反动派欺骗全跑了。我们就想办法，摘下一个梨子，就包上五百钱吊在树上。原先我们吃粗食，细粮分给伤员们吃。可是到现在什么粮食也没有多少了，我们只好采野菜吃。那时，山上的野毛芽，河边的野韭菜，指甲菜，苦麻菜，灰苋菜，石巴叶，榆树皮，葛根，野麻根，翠子根，熊树根等都是我们的粮食。我们把熊树根挖回，用棍子敲，锅烤，磨推，箩筛，在锅里煮得跟藕粉一样，然后给伤员们吃，我们就吃苦菜。 

　　到了大藏寺，伤员剧增，这时的气候很恶劣了，雪里夹着冰雹往下落。寒冷是个问题，粮食更成问题，但我们要把伤病员照顾好，首先保证他们有饭吃。怎么办？田里的青稞和蚕豆被雪和冰雹掩埋了，大部分藏民跑了。为了稳妥，我们第一步先进行调查，决定到地主的地里找粮食，若是地主的青稞、蚕豆就动手收割。 

　　下地了，没镰刀有的用剪子，没剪子的就干脆用手挖，把青稞和蚕豆从雪块里弄出来。又过河又趟水，同志们穿着结了冰的裤子，脱下来装青稞。大多数同志冰刺久了就没来月经了，即或来了，也是牛耳朵大黄叶子，烂鞋帮子或者索性就是一把树叶子等来代替月经布。腿擦烂了，裤染红了，手冻裂了，可是谁也顾不了那么多，大家只有一颗心，筹备粮食，准备过草地。 

　　在雪地里找粮食非常困难，看着大家用手搬着冰块，剥着蚕豆，搓着青稞，雪地上血迹斑斑，很是心疼。我叫她们把手伸给我看，她们却把手往背后给藏起来，我明白她们的手指头已经都破了，命令换一班人来，可是她们却强求说：“我们这班的手指头已经挖破了就算了，让她们留下个好指头吧！”我的命令无效，她们怎么也不肯换班，大家还在猜谜呀，唱歌呀，讲笑话呀，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傍晚，每个人装满一裤子青稞挂在颈子上，有的背在背上。此外，每个人又都挂上一捆柴，哈哈大笑地回来了。夜里，我们燃起柴来做灯，把青稞放在火上烧，没有被盖，就睡在这火烤热了的地上，我们管这叫做“睡炕火觉”。 

　　粮食算是弄了些回来了，青稞煮熟了，可是这青稞没磨子无法磨碎，有很多伤员咽不下，我们只好用嘴嚼细再吐到茶缸里煮，煮熟了后用匙喂给伤员吃，我们就喝点清水……伤员都感动得流泪，他们拉着我们的手说：“亲姐姐，亲妹妹，我们一定要养好伤，上战场去杀敌，来报答你们……” 

　　虽然遇有这么多困难，但就要和中央红军会合了，这一天就要到了，大家都异常兴奋。 

（整理 方振益  来源：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0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