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后（古称峡山、峡岭），是明末民族英雄开远侯吴凯故里，前有伏虎蹬卧，后有龙山巍峨，左右飞凤腾达，相传是诸暨三个半阳基中的半个阳基的小山村。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节奏的加快，祖居在葛藤蓬、宅后、八脚垅的村民不知何时聚居到这里，太保殿原有十几户人家，现在也仅剩一户，余皆迁居于此。全村有吴、沈、金、张、王、蔡、黄、斯、徐等姓，共四百五十多户，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吴姓占三百七十户，一千二百多人。

距村北三里，原有一座修竹丛生、清静优雅、山明水秀、雄伟壮丽的法藏寺，有吴凯亲笔题写“现法南天”的巨大横匾悬于殿上，终年有众多僧人住持，虽几经修葺，现在成为一片废墟。近寺有威武雄壮的狮子山，有万马奔腾的天马头。

村东里许，有石盂潭，相传是周相公成神脱化之地，潭若人形，有头、颈，有肚脚，有衣带，更奇的是在颈石岩上有一个周相公洗桃成神的桃印，和右脚的一只草鞋印。终年溪水清澈见底，是盛夏沐浴的好去处。沿潭上溯，有鸭鱼潭、薄篮潭、米筛潭、棺材潭等，潭潭相连。石盂潭旁，有孝子周公及其母吴氏之墓，潭北的太保殿内供奉有周吴母子俩的塑像。相传每逢旱灾，求之祈雨，每求必应。潭旁原有桃树数株，是周相公孝心的象征，春暖苞放花开，别有一番风光。

曾为周公“遇仙”的太白山，即东百山，海拔一千一百九十四点六米，是绍兴市的最高峰，巍峨的耸立在村的东方，俨若一座宏伟的屏障。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日，总有无数善男信女及旅游爱好者成群结队上山进香，游览、观赏大好河山，并祝牛郎织女真能鹊桥相会。

村西头建有凤山庙，庙侧原有一座庵堂，终年香火不绝。《吴氏宗祠》座落在庙龙山麓，祠内原来陈列着世代列祖的神位，悬挂着表彰先贤“进士”、“贡生”、“节孝”的匾额数块，更可贵的有御赐开远侯的直牍牌匾一块。前厅屋樑上至今还留着挂匾额、直牍牌匾的木架子。祠前磊这用石条砌成的旗墩两座，上面竖立着两柱高达十余米的旗杆，可惜几经变革，败坏殆尽。

源自东白山的溪水经石盂潭流出，自东向西，宛若一张弯弓，过大庄，汇入石壁水库。

一向勤劳淳朴的祖先，背朝青天，脸向黄土，就在这熟悉的土地上耕作、繁衍。

“千棵棕、万株桐，一生一世吃不穷”。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相对匮乏和生产技术的落后，我们的祖先就以“随山靠山，养山吃山”的方针向山要钱，向山要粮，在肥沃的山地上开荒种粮（玉米），而后又在土地上套种棕榈树和桐树，把开荒时砍下的木头扛到溪江变（当时陆上交通很不方便），就等洪汛来时，人们把木头组成木筏，成群结队的把木头流放到县城，换得一些钱或生活用品。只过上几年，山上的桐树渐渐长大结果，人们就在秋季桐籽成熟时，统一开锣采摘，到冬春季又从腐烂了的桐籽中剥出桐仁，经过多次加工后，才变成了桐油，人们又用双肩挑往县城出卖……。在太平年代，村内虽然贫富不均，但远近还是个有名的“小上海”呢！

在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的兵荒马乱年代，人们的生活被彻底扰乱，军阀四起，国家内乱，日寇乘虚而入，从此人们步入了这个无形的怪圈，我村也跟全国一样，今天来了“救国军”，明天来批“杂牌军”，今天在墙上写标语，明天又有人用斧子把标语劈掉，搞得村内帮派林立，人心惶惶。不难想像，在此形势下，又有谁能不顾自己的姓名，而去开“生财之道”的玩笑呢？

为了逃命，人们就不得不荒废农事，暗地里准备一些干粮，随时即可牵儿带女逃往深山。点的是松明，晚上多人合一床，盖的是破棉絮、蓑衣，山村缺医少药，无数婴孩逃不过“痘麻关”，村后的“义塚山”成了他们的归属地，贫病交迫，也不知有多少青年在多种传染病的摧残下英年早逝，连仅有的生命权都受到剥夺，还怎么去想文化权呢，全村小学毕业生不上二十人，初中生更是寥寥无几，大专生几乎空白。

抗日烽火风气云涌，日寇在人们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闻风丧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全世界人民的声讨声中，德日法西斯终于低头认罪。先人总算又定下心来，思考善后的生活。在他们的努力下又开始正常的生活。人们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训导下，村内又办起了一到四年级的小学校，学校由董事管理，教师则由学生家长轮流供膳，为激励子孙后代能读书，祖先们纷纷以房头、祠堂庙宇等购置少量田地，租给缺地少田的农户耕种，每年秋天得交一定数量的租谷由专人保管，每逢清明、中秋、冬至等节日，凡属该公门下子孙，不分男女，齐聚大间和厅堂，供便饭一餐，俗称“散祀”，每人各分一串猪肉，高小毕业二串，初中毕业四串。正月十三到十五闹花灯，均由这些租谷开销，在雪山庵、西坞还建两个坟庄，庄户租种庄主的田地，除吃“田端”外，每年正月初三日去坟上祭祖的每人可分二个麻饼，高小毕业四个，初中毕业八个。这种习俗似乎即能激励后人怀念祖先，又能促进学子们的好学上进。为促进宗亲友情，村内还有一些自愿结合而集资购田的中秋会、太平会、新屋会等，每到一定时日，会员们就聚在一起吃顿便饭，俗称“散会”。也可能祖先们有这种激励机制，在1943年全乡小学举行的竞赛活动，岭后曾荣获过速算比赛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三名，作文比赛二个并列第一，一个第三名的好成绩，让邻里刮目相看。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神州大地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千年铁树开了花，翻身农奴成主人，在1950年6月又实行了土地改革，在莱山学校的操场上举行了颁发土地证大会。农民虽然有了土地，但因缺少资金和农具，也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政府又鼓励农民成立了互助组，当时以自愿为主，几家、几十家规模不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于1953年开始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统一经营，当时全村有三个初级庄，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效益不佳，于1955年社员又纷纷退社单干，唯维桐等十八户坚持了这个初级社的新生事物。此后农村还走过不少弯路，如在1958－1963年间，我村办起了所谓的食堂，其食品基本上是六谷糊、米粥，有时甚至断炊。供应的日常用品如布、糖、烟、酒、肥皂、火柴等都得凭票供应，有时连有票证也买不到物品。村民严重缺粮，生活陷入困境，多以葛藤根、葛基渣、？？糊等野菜充饥，导致许多人严重营养不良而犯浮肿病。

在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照耀下，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得道多助，一呼百应，在下村大田南侧建造了九间可容纳千人的大会堂，又在前菜园建起了有十七间（约十二个教师）楼房的新校舍，让孩子们告别了一向阴暗狭窄的老楼房，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教室，学校内曾附设过幼儿班，后又办过五七高中，盛极一时。随着时间的消逝，计划生育的实行，求读人员逐年递减，村校向莱山中心学校合并，原来的校舍现在已经变成农户的织机房。而一座以村民血汗凝成的大会堂，本是集会、文娱活动的好场所，于2002年，在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后仍被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后经暗地交易变卖，现成私人的织机房。

就在这生产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村内的文娱活动也在不断的开展，在一些热心文艺工作人士的护持下，我村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先后演出了“劝老娘”、“王秀鸾”、“江姐”、“收租院”、“红灯记”等现代戏，也演出过“花木兰”、“梁祝”、“双枪陆文龙”、“盘夫、索夫”、“狸猫换太子”等古装戏，可贵的是剧务人员、演员夜以继日排演节目，竟不计一点报酬，一时间名扬四方，分别到邻村演出，甚至在璜山区内也小有名气，对推动繁荣农村文化生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却”的岁月里，人们又一次进入了混乱潮流，红卫兵高唱造反有理，光抓“革命”而不促进生产，把自留地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把只有市场定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摇篮”，整天群众斗群众，闹得人们派性林立，口粮严重短缺，为生存计，不少人铤而走险，在晚上上山偷株杉树，为避哨所爬山过岭到东阳去换点玉米维持生计。而更可悲的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两派武斗升级，竟夺去了我村吴世高、吴芳奎、吴新南三名有为青年的生命。

从解放初期的单干－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因土地统一归集体，带来了劳动力的高度集中，这给集中人力、物力兴修水利创造了一个及其有理的条件，为了再不受洪涝灾害的影响，为了扩大水田种植的面积，一场气势磅礴的治水工程就拉开了序幕，每逢冬春农闲季节，人们就起早摸黑的战斗在水坝上，腊月里个个赤脚在冰冷的水中捞泥沙、挖埂脚、抬巨石，人们的手掌起血泡，肩膀磨破皮，也不知挑断了多少根扁担，掘坏了多少把锄头，担破了多少双畚箕，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先后建起了塘坞角、牛团坞、菩萨大坞、外小里、后山大坞等许多山塘水库，更可喜的是在葛藤篷筑起了卫东水库，它不仅灌溉着下游一带的良田，并在一九八九年以水库坝脚的清澈泉水源引流到村自来水塔，作为人们的饮用水，同时把宅前头、石盂潭顶、里新屋、下门路、大房、小房、寺口等几座用木头串成的桥改成了水泥桥，摆脱了以往一发大水木桥被冲、交通受阻的困境。

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一个移坟改田、辟地造田，沿溪垒堤筑田的高潮兴起，石砲声震天动地，全民动手，终于将后山湾高低不平的旱地改造成平坦的“大寨田”，一条近六十米长三米高的石墈护栏着，但种植几年后，成为几排盖有三层楼的民房。

自从石壁水库电站并网输电后，家家户户点上了电灯，从此结束了以桐油灯、松明度夜的时代，村内办起了粮食加工厂，结束了用人力加工粮食的历史，石磨、石臼、石碓几成了文物遗迹，供后人追忆。

村内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小病不出村”，参加合作医疗者重病住院还可报销部分药费，大大给村民带来就医的方便。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家家有了自留地、饲料地、人口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的高涨。

随着政府重视，科技的进步，农村才实现了科学种田的愿望，农业生产结构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变，历年来只能扦番薯的坡地，现栽钟了板栗、杨梅、象牙竹等经济作物，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并全面的推广杂交水稻种子、杂交玉米等杂交优良品种，又供应了大量的农药和化肥，使亩单产只有二百来公斤稻谷的田成倍增长。政府于二〇〇五年又免去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若要富，先修路”，以往一遇下雨天就泥泞不堪的伏虎岭要道，在民办公助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整理修饬，如今已经成为汽车直达寺口的一条水泥路，原麻车、大会堂、学校成为工业区，织机声日夜不断，有二个解板厂、一个铁器加工厂等私营企业。当然集体企业还是“白卷”。彩电已成普及，电话、手机也成家常便饭。

自一九八九年来龙岗自来水塔建成后，卫东水库的汩汩山泉水，源源不断的流向家家户户，既清澈洁净，又不花钱，给村民带来了实惠，人们就陆续建起了浴室、卫生间。洗衣机、电冰箱也在农家频频出现，真心的实现了乡村的城镇化，农村已成了城里人向往的山清水秀、空气新鲜的理想安乐窝。过去是每年靠国家供应十三万斤粮食还填不饱肚子的山村，如今成了无好菜下不了饭，穿的是好衣，盖的是好被，彻底告别了“只能温饱”的年代。

二〇〇二年，在新良、美星等村民的努力下，煞费苦心，挨家挨户，动员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小房前沿道地建起了三间平房的老年活动室，内有市邮政局赠送的板桌十余张，凳子四十来条，有彩电、乒乓球台、象棋、麻将，让老年人老有所玩，老有所乐，至今活动正常，每年年终还会给各会员赠送一些礼品，如白糖、雨伞等。

二〇〇四年冬，上村部分村民集资，冒着寒风阴雨，在学能、祖德等村民的牵头下，下门路道地建起了水泥地面的篮球场，接着下村村民在维良带头捐款陆仟元的鼓动下，维炯、岩球、伟大等冲破一切阻力，克服重重困难在下大田也建成了灯光球场，给村民提供了一个即可强体、又可增进友谊的好场所。

八十年代初，社会相对稳定，思亲访古逐年增多，一九八四年村民高举吴氏大旗，迎着一百十多具花灯，翻山越岭，以肩扛步行的方式到吴良、白坦等村访亲，受到当地宗亲的热忱欢迎，从此垕宗亲祭祖访亲就拉开帷幕，一九八九年吴良宗亲来我村祭祖，村内搭起了彩棚，夹道欢迎，彩棚对联上写“伏虎岭增彩嘉宾云集，岭后村有幸同胞共聚”，在前厅还悬挂着垕宗亲“源洁流清”“根深叶茂”等三个镜框，这说明熔血缘、地缘、姻缘为一炉的情谊是何等深厚！二〇〇五年，白坦发起的全垕裔孙二十七个村的代表包车到岭后、球庄、延庆寺集体祭祖，并用铜鼎、金钗、龙虎狮象、琴棋书画、干鲜果碟等等实行有史以来最大的祭祀仪式，并伴有腰鼓队、乐队助兴，场面壮观至极。公元二〇〇七年四月四日清明节，东阳垕一派和上沧塘、斯村、三洲的宗亲来岭后祭祖，二日下雨，三日转阴人们就自告奋勇在岭头搭起彩棚，挂红灯，搞卫生，布置环境，热火朝天，四个大厅装扮得焕然一新，季札公等十七帧先祖画像挂满厅堂，满柱张贴大红对联，“吴”氏灯笼排列空中，吴氏大纛迎风飘扬，一派五彩缤纷的气象令人倍感亲切，后勤人员冒着寒风在后半夜去市农贸市场采购蔬菜，准备备家宴迎接宗亲们的光临。老天有眼，先祖保佑，四日阳光明媚，宗亲们乘二十辆大客车，十多辆轿车来岭后祭祖，伏虎岭已成车的长龙，宗亲保仁还为垕、岭后、三洲的代表合影，因这三家是宋迁峡岭始祖僖公第八世孙景义、景先、景臻公的子孙，追源溯流，意味着我们是同胞故亲，活动一切正常，出现了让镇领导放心的“四无”（无车祸、无火灾、无纠纷、无食物中毒）的可喜景象。

随着时代的变迁，自农村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后，学龄儿童已普及了初中文化，到目前已有博士生一名、硕士研究生七名、大学本科四十余人，专科五十余人，他们正在祖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焕发光辉，在不久的将来会涌现出更多的博士生、硕士生。

诸暨市的城市广场内，民族英雄吴凯的雕像熠熠闪光，供游人瞻仰、崇敬。这是岭后的荣耀，他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垂青史，他的精神流芳千古，并时刻激励着后人奋发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