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吴泰伯是“避位让国”还是“避让逃亡”之辨析（上）           

作者：澹 然  (2016-06-17）

吴李才按语（2016-7-15） ：

作者澹然先生撰《吴泰伯是“避位让国”还是“避让逃亡”之辨析》好文，他依据的是认知的历史文献，从不同的角度上，探讨了泰伯“让”的思维方法之误区。现转录给宗亲读者阅读与思考。

他认为吴泰伯不是什么道德圣人，但绝对是一位有道德的人，其“德”绝不是什么“避位”“让国”“三让天下”；“让吴泰伯从封建道德伦理的驱壳中走出来，还原成一个真实的吴地始祖吴泰伯”；他的文章结语说得对：“坚守独立人格，以社会进步为己任，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应该就是吴泰伯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泰伯公是神也是人，也许找不到他的弱点，历史的心声何在？是耶非耶,见仁见智，任君评说，吴史求真。我未发现有其它吴氏网站会主动地转载这篇《读史有感》，这不必介意。

原文较长，分上、下两部分转载如下：  

吴泰伯，姬姓，名泰伯，也作太伯，周代诸侯吴国第一代君主。因为他“避位让国”“让三天下”而被誉为“谦让至德”的道德圣人。

一

殷商“武丁盛世”时代，在今天陕西省西部的岐山是周部落的领地，也就是后来的周王朝肇基之地。周部落的首领名亶，尊称古公亶父，谥号周太王，传说是轩辕黄帝第十五世孙。按《史记•周本纪》记载，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泰伯，次子仲雍（虞仲）、三子季历。按照“嫡长子继承”的规制，周太王的王位应由长子泰伯承继。因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摘引自《史记•吴泰伯世家》），因为季历贤达，尤其是儿子昌（姬昌，即周太王之孙）有圣贤之祥兆，所以周太王想传位给季历，“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摘引自《史记•周本纪》）周太王说我们家族如有一代能够兴旺起来的话，恐怕就要应验在姬昌的身上啦？长子泰伯、次子仲雍知道父王想让季历继位以便传给姬昌后，就一块儿逃到粗野不开化的南方去了。而且泰伯“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同上）“文身断发”就是身上刺上花纹，头发剪短不束冠。按《孝经》的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如此之举，实为自断返回周邑继位的后路，以表明“避位让国”的心迹。

《史记正义•卷三十一》说：“以太王病，托采药于呉越不反，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以周太王有病为由，泰伯、仲雍托词到南岳衡山去采药，从岐山南下吴地，再也没有回去。后来周太王辞世，三子季历继位，此为一让；

“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同上）季历故世，其子周文王（姬昌）继位，此为二让；

“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让也”（同上）周文王故世，周武王（姬昌之子）继位，此为三让，于是就有了吴泰伯避位让国、三让天下的千古佳话。

周太王逝后，季历继承王位，季历逝后传位给姬昌。姬昌是周朝的奠基者，史称周文王，其子姬发就是“灭商纣，立西周”的周武王，成就了800年的周天下。所以泰伯的“避位让国”就更显居功至伟，他的“三让天下”就更加光芒闪烁，故而被誉为“让以至德”“崇德至上”“至德至圣”，被万世景仰。

（吴李才注：按《竹书纪年》记载：周太王亶父卒于武乙二十一年〈公元前1139年〉，周季王季历卒于文丁十一年〈公元前1114年〉，周文王姬昌卒于帝辛四十一年〈公元前1062年〉）

为突出其心至诚的谦让之德，历代史家学者除了着意落笔在“避位”还刻意渲染“三让”。

《史记正义》还记载了另一种说法：“太王病而托采药，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历主祭祀不祭以礼，三让也以避季历。”《史记正义》的这两种说法虽然都保持了早之1000多年前成书的《竹书纪年》“终身不反（反同返）”的记载，但是将细节演义了一番，以突出“三让”。

《吴越春秋》记载说“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周太王故世，泰伯、仲雍回去奔丧，丧毕即归。《论衡》记载说“太王死后，太伯归来，王季就避开祭祀宗庙社稷的主位。太伯两次谦让，王季不听从。太伯第三次谦让……”周太王死后，泰伯回去奔丧，季历避开主持祭祀的宗庙社稷主位，而泰伯两次谦让，季历不听从，泰伯第三次谦让。这两个版本就不再拘泥史实，使“三让”更显生动了。

清人齐彦槐撰楹联“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抔万古江南。”说泰伯建立勾吴国后让位给二弟仲雍，是为“三让两家天下”。

……

2011年，无锡江南大学学报载文《走出泰伯“三让两家天下”的误区》，列举了自古至今大量的文献典籍记载，力证此说谬误。查《史记•吴泰伯世家》，其明载：“泰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泰伯无后，去世后由二弟仲雍继位，就是吴王仲雍。今年初，吴氏后人吴成瑜著《吴国历代君王生卒年、在位时间以及吴国起讫年代等问题之辨析》一文，按其考证析辨，泰伯生于公元前1211年，公元前1121年卒，公元前1169年自立为王，在位49年；仲雍生于公元前1207年，公元前1120年继位，时年88岁，在位5年。（吴李才注：我推求的泰伯生年为公元前1182年〈祖甲23年己卯〉，卒年公元前1092年〈帝辛11年己酉〉，享年91岁，在位47年；仲雍生年公元前1178〈祖甲27年癸未〉，卒年公元前1087〈帝辛16年甲寅〉，享寿92岁，在位5年；载自《华夏吴氏网》2015-4-20，《尊重史实去伪存真》，仅供参考。）如此说，泰伯无后按“兄终弟及”的规制，仲雍继位就谈不上是泰伯的“谦让”，再说既然无后不让兄弟继位又何如？说吴泰伯让“周”又让“吴”实在牵强，不免有“为尊者褒”之嫌疑。

“谦让之德”是中华美德中最为值得赞赏的，所以孔融让梨、清代宰相张英让地三尺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但泰伯的这一“让”实在是无可比拟，所让之物实在太稀贵，故而所让之举令世人仰望不及，感叹不已。无论是“三让固是周天下”还是“三让两家天下”，总之，“避位让国”“三让天下”让吴泰伯成为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道德楷模，也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乐于尊奉的“至德至圣”。

泰伯到吴地后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他引进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传播中原文化，“数年之间，民人殷富。”（摘引自《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第一》）可是，相对于吴泰伯造福一方百姓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史家们更乐于传颂他的“避位让国”尤其是“三让天下”。

那么，泰伯当年真的是“避位”“让国”的吗？最早记载有关泰伯的是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春秋》《左传》以及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尽管已经距离泰伯时代六七百年，但总还是最为接近那段历史的，其可信程度应该是最高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这些史料中有关泰伯的一些重要史实被先秦以后的史家学者隐没和窜改了。尽管古史茫昧、文字艰涩，且斗转星移，背景和现实的差异会让我们难以求真，但应该还是能从雪泥鸿爪中看出一些端倪。

有关泰伯的史料记载中，成书最早的是由孔子修订而成的《春秋》。在《春秋•宫之奇谏假道篇》中记载的是：“（宫之奇）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这里的大伯即泰伯，虞仲即仲雍，大王即太王，“昭”是宗庙次序，始祖后的第一代为昭，“从”作依从解，“嗣”是继承。宫之奇对虞王说，泰伯和仲雍是周太王的长子和次子，泰伯不从父命，所以没有继承王位。这记载的是“唇亡齿寒”的出典，春秋时“假道灭虢”的事。是虞王的臣子宫之奇进谏时讲虢国和周朝的宗亲关系时讲的一段话，虽然不是专题但披露出“所以没有继承王位是因为泰伯不从王命”的史实。

作为对《春秋》进行补充和阐发的《左传》在僖公五年篇中也原文相袭沿用了。

晚于《春秋》（吴李才注：〈周〉左丘明,《春秋左传注疏》，卷十，“……知其父欲立季历故让位而適吴”）而远早于《史记》成书200余年的《竹书纪年》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摘引历史学家李学勤语）它在西周篇中记载道：“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泰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弟仲雍从之”（吴李才注：〈清〉徐文靖，竹书统笺〈南北朝〉，卷七）,因为周太王将家族之兴寄望予其孙姬昌，所以要传位给小儿子季历，长子泰伯“知天命在昌”于是“适越”并“终身不反”，次子仲雍跟他一道去了。“适越”的“适”在古文里写作“適”，作动词是“到”或“适合”的意思。“适越”可作“到吴越”解，也可以理解为“到吴越去”是泰伯做的一个合适的选择。这个“适越”的语义有点模棱，但“终身不反”这一句明确记载了泰伯南下吴地后再也没有回过周邑岐山的史实。应该讲从以上的史籍中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是以不嗣”是因为“泰伯不从”和“天命在昌”以及“终身不反”的史实文字资料。另外，无论是在《春秋》《左传》还是《竹书纪年》里，都没有看到有关“‘让’国”以至“‘三让’天下”的具体文字。只是在《论语》的泰伯篇中孔子突兀地说了一段话：“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关于“泰伯不从”，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泰伯第八》做了一个注脚。

朱熹说：“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大王”即周太王。这是说泰伯不依从周太王攻打商朝（翦商）的主张，于是周太王想“传位给季历以及昌”，泰伯知道后立即和仲雍逃到荆蛮。

要解析泰伯“逃到荆蛮”的行为逻辑，看下面的一段文字或许能有助于参考。

《左传·闵公元年》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吴大伯”即吴泰伯。这里说的是晋献公十六年，谋士士蒍断定太子申生不仅不能继位而且性命堪忧，于是就对太子说：“你不能做继承者了……与其等着大祸临头，不如逃走，以免罪名到来。做一个吴泰伯式的人物，不也是很好的吗？这样既能避祸又能获得清名。”晋献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61年，东周春秋时代，已是吴泰伯建立吴国以后500余年，其时，他早已是口耳相传名扬天下的历史人物。士蒍是用古人吴泰伯在知道将失去王位时所做的明智之举来开导太子。可惜士蒍的劝说没有被采纳，晋献公的宠妾骊姬为使其子继承王位而百般诋毁和陷害，最终太子申生自缢而亡。

要了解泰伯“到荆蛮”的动机和心态，看几位史家的遣词着墨，或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写作“亡如荆蛮”，《竹书纪年》用了一个“‘适’越”，朱熹干脆写成“‘逃’之荆蛮”，左丘明则记作“士蒍赞誉为‘犹有令名’”的明智之举，我想出自这几位落笔千钧的史家之手，不会是随意而为的吧。

综上所述归纳如下：

一、无论是“泰伯不从”而“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还是本要“传位季历以及昌”加上“泰伯不从（周太王的‘翦商之志’）”，总之，作为嫡长子的泰伯已经没有继承王位的可能。

二、没有足可采信的史料文字证明泰伯“三让天下”，从史实和逻辑上分析，失去储君地位的泰伯也没有国或天下可让。

三、从以上二点看，“终身不反”和“让国”没有必然的联系。

四、泰伯离开周邑是“逃”“亡”。其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宫廷斗争残酷，嫡长子在失去储君资格后，面临不利甚至生命受到威胁而采取的自保。二是由于不能接受失去储君地位的现实而另谋出路所采取的逃离回避。总之，此举是被迫的，也是明智的。

结论：泰伯被迫逃避；所谓“避位”“让国”甚而“三让天下”之说无法成立；“终身不返”是对现实的一种不满情绪。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