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吴泰伯是“避位让国”还是“避让逃亡”之辨析（下）

作者：澹 然 (2016-06-17）

续本文（上）

三

    这样，泰伯是“让国”还是“被让国”，是主动让国而“避位”还是无奈退避而“逃亡”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因为“被让国而逃亡”无疑是对吴泰伯“避位让国”的否定，是对他“至德至圣”那高大全、伟光正形象的颠覆。故而秦汉及以后的史家学者们刻意隐去“不从太王，是以不嗣”“终身不返”这样的史实记载和用语义不明确的文字来表述人物的行为，并竭力炒作孔子的“三以天下让”。孔子与左丘明是同龄人，年辈稍长。左丘明秉笔直书、据实治史、不为尊者讳，被后世尊为“文宗史圣”。孔子是思想家，十分推崇尧舜“禅让”的德行，一心推行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他在虞舜的“五典”中掺进君臣封建伦理关系，将其改造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他主张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严格遵守君臣、父子等级制度。可能在孔子的理想世界里，这位开疆拓土被世人景仰的一方始祖就应该是“避位”的道德伟人，否则无法对他离开周邑的行为做出符合道德伦理的解释。另外，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王室衰微，孔子时感世风日下、礼坏乐崩，同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还没能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所以也很需要按照儒家“五伦八德”的道德标准树立一个至德至圣的道德标杆，于是在《论语•泰伯篇》中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动情地说：泰伯啊，可以说具有最高尚的品德了。多次把天下让给别人，老百姓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赞美来称颂他。一句“三以天下让”给先秦以后的史家学者尊经崇圣、以论代史提供了“史料”依据。

    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从孔孟之“仁”出发，积极地将先秦儒家的德治理想与专制体制结合起来，推崇道德之天，以德治国，将五行阴阳观念伦理化，把“五伦”改造成极具专制集权特色的“三纲五常”。自此，渊于春秋时的儒家纲常正理就被衍化成奴化思想，而“德”则成为与“君为臣纲”相对应的愚忠。所以秦汉以后的史家学者便自觉地根据主流意识的需要，演绎所谓的“避位让国”“三让天下”，用儒家封建道德伦理来安置泰伯精神，歌颂他的“谦让至德”就成为极力标榜的道德文章。《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是汉文帝时的博士，积极传播新儒学的道德伦理。他在《韩诗外传•卷十》中添加了周太王的临终遗嘱和季历遵嘱专程前往吴地、泰伯和仲雍随季历回到周邑并坚决不继王位等故事情节，刻意将泰伯打造成“谦让至德”的道德榜样。

    汉武帝末年,司马迁遵从新儒学的道德思想，没有采用“泰伯不从，是以不嗣”“终身不返”等史料。在《吴泰伯世家》中用了“乃奔荆蛮”，“奔”就古意而言可作跑也可作逃亡解，语义含混，但在《周本纪》中用了“亡如荆蛮”，逃亡到荆蛮，语义上还是清晰的。

    尔后，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王充的《论衡》、唐人陆广微的《吴地记》和晚《史记》827年成书的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无不与《韩诗外传》一样：

    首先隐去“泰伯不从，是以不嗣”“终身不返”的史实资料；

    继之轻描淡写地把泰伯的出逃写作“太伯去之吴”（《韩诗外传》），“遂之荆蛮”（《吴越春秋》），“入吴采药”（《论衡》），“托采药于呉越”（《史记正义》）；

（吴李才注：《韩诗外传》卷十，第五节，“太伯反吴，吴以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灭。”—载自《四库全书》）

    再就是着重强调“让之德”，除了窜改“终身不返”和渲染“三让”，还将泰伯明明是“入乡随俗”的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描述成坚决“让国”的举措。《史记•吴泰伯世家》云“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就是说泰伯在身上刺满花纹、把头发剪断，以表示不可以继位，以避位把继承权让给季历。《吴越春秋》云“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就是说泰伯不仅在身上刺满花纹、把头发剪断，还穿着当地人的服饰。另外还有“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记•周本纪》），“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史记正义》），“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让季历。”（《吴地记》）等等。

    正如苏州人，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层累构成说”中提到的“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愈放愈大”，果是，情节是一个比一个生动，叙述是一个比一个细致，几乎到活灵活现、有声有色的程度，还演绎出“三让周天下”“三让两家天下”的多种版本，在“谦让至德”“三以天下让”上做足道德文章。终于把吴泰伯塑造成让以至德、崇德至上、至德至圣而无以复加的千古完人，成为高山景行，让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道德楷模。

四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在哪儿安顿泰伯精神？他的人生价值究竟何在？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德。德是蕴含于本性（天性），发自本心，顺乎自然的处事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自身的生存。惠及别人客观上是德行，主观上也是为了自己以及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亲人能有更好的生存空间，这是自然的必然和自由，是人的天性，是有人类初始就具有的先天性。

    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让”。让是“德”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发乎于人的本心，是一种自觉、一种天性的流露。受者得惠，施者愉悦，譬如说孔融让梨。逃可作“逃避”解，但把“避”释为“避位”，把客观的现象作为主观的动机，把出逃以后留下的空间作为出于内心本意“让”的结果，把违背本心而无奈出逃作为谦让的德行，明明是“退避逃亡”偏要说成是“避位让国”这无疑是先秦以后的道德家们为宣传的需要所作的虚妄之说。

    “天下明德自舜始”为了应对今人无法想象的生存环境，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虞舜顺应了这种人性和客观现实的需要，创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典，为初民社会提供了一个家庭伦理道德的规范，在保障家庭稳定、创造社会文明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五典”顺乎自然，合乎人性，所以被社会认可，得到天下百姓的普遍遵从。“五典”要义历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积淀成一种民族心理，成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构成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为了生存与大自然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我想最起码从血缘群婚开始，族群之间的争斗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在这个过程中，人群的领袖，部落首领（酋长）就必然地产生出来。这样的人必须是孔武有力、有公众意识、有凝聚力、有智慧、有担当。在长年的杀伐征战和带领族人为生存而斗争中，历经的锤炼和磨砺成就了他们异于常人的秉性和特质，也构成了促进当时社会进步的一个阶层。他们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也有维护族群利益的一种义务和责任的自觉，这就是先秦时代的贵族。即使到了商周时期，共主与诸侯王国之间还没有形成制度的约束及臣服关系，作为一方领主依然具有着一种独立的意志和自主的思想。经过若干代人的延续和传承，所形成的那种独有的秉性和气质就是贵族精神，具体表现在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自觉承担责任和敢于担当勇于牺牲以及自尊和荣誉、谦让和大度，其中最为可贵的就是自主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是和封建道德思想分野的截然界限。被平民社会认可和遵从的“五典”就是贵族精神中道德论理的基础。后来发祥于春秋时期的儒家学说传承的先秦时代的传统思想，宣扬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和牺牲精神，无疑是汲取了先秦贵族思想的精华。

    （吴李才注：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吴泰伯，也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周泰伯。因为在周武王“受姓周章”之前的历史阶段中，泰伯的一生都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称为“吴泰伯”。从部分家谱文献记载可知，即使到了第25君主夫差失国后，他的长子太子友在周贞定王时期，也称老祖宗为“周泰伯”，他说：“昔我周泰伯仲雍让位季历避居荆蛮”。用“让位”代替了“避位”，用“避居”代替了“逃亡”。他“奔楚潜处于郢历十九年”，有“复国”之梦，但注定不能实现。）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不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吴泰伯。

    泰伯作为嫡出长子、法定储君，从他到吴地以后的所作所为以及所取得的成就看，是一个有大的志向和抱负的年轻人。他一定有过许多憧憬和梦想：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今后天下舍我其谁！可是有一天，他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被剥夺了继承王位的权利。储君和王子之间的落差之巨犹如云泥，一个人中之龙岂能甘为池中之物，成为庸碌无为的人臣？这不应该是他所能接受的。但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宫廷教育，遵从“五典”规范已经成为一种道德理念和行为准则，那么按照子孝、兄友、弟恭的要求，他不可能做出任何违逆的举动，可又实在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所以在知道自己失去储君地位时，他的第一反应“离家出走”只能是他唯一合适的选择。宫廷制度森严，王子们未必如平民家的孩子那么自在，“离家”显然在父王那里是通不过的，择机而逃也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兴许左丘明在记叙士蒍劝说太子“为吴大伯，不亦可乎？”时也在为他庆幸，也在赞许他避祸趋利的智慧。

    用“避位”来替代“逃避”是史家学者们玩弄的文字游戏，道德家们强奸了这个“逃”。而恰恰就是这一逃，让泰伯冲破了王室的樊篱，摆脱了君臣、父子的人身依附，表现出的是一种对人格独立的追求，闪烁着贵族精神最为耀眼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古代贵族敢于不听凭命运摆布，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那一刹那间所做出的果敢决择，体现出的那么一种气质和气节，而且不仅于此。伯夷叔齐是殷商末年的贵族，饿死不食周粟，让人感到可敬可爱，但他们表现的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层面的品质。吴泰伯不仅表现出他的那股精气神、那熠熠闪光的贵族精神，尤为重要的更在于他人生意义中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吴泰伯不是什么道德圣人，但绝对是一位有道德的人，其“德”绝不是什么“避位”“让国”“三让天下”，那浑是不着边际的宣传，而是一种发乎于心，顺应自然和人类客观需要，是我们看得见能感受到的那种自觉地以社会进步为己任的道德践行。尤其是在面临逆境、面对挫折时的抉择，那种对人格独立的追求，就是一种贵族精神的体现。就是在今天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所以正是值得我们正确认识他的意义所在。

    我作如上分析，其依据除了史书上的点点墨迹，最为重要的是他一生的作为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本身就告诉我们他应该就是这么一个不拘束缚、成就大事的人，换言之，如果不逃就不是他吴泰伯。当然，由于这段历史距离我们太久远，实在也无法说这是最确切的论断。我的说法或许不是最靠谱的，但最不靠谱的是：用逃来“避位”，用终身不返来“让国”。

    摆脱封建道德思想的桎梏，撩开至德至圣那美妙虚伪的面纱，让我们站在人性的平台上，把吴泰伯作为一个曾经和自己一样的鲜活的人，这时，你再来咀嚼回味一下唐代诗人陆龟蒙说的千古大实话：“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摘引自《和泰伯庙》）我们或许会有另一番的认识和感受。我们应该脱离传统文化的俗囿，以文字史料为凭，尊重历史，正本清源。让吴泰伯从封建道德伦理的驱壳中走出来，还原成一个真实的吴地始祖吴泰伯，让泰伯的贵族精神闪耀出积极的现实意义。（吴李才注：〈宋〉郑虎臣，《吴都文粹》，卷三，陆龟蒙诗的全文：“故国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尊湿中堂。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宋〉王十朋，《梅溪前集》，卷十，咏史诗：“太伯高风不可追，鴈行接羽共南蜚。莫言断發便无無用，猶有荆蠻慕義歸。”）

    三千多年前，历史默默地注视着二位蓬头垢面的年轻人，不知前程，凶吉难卜，在布满荆棘，充满凶险的人生道路上艰难地行走着。三千里路的行程，多少个日日夜夜，需要什么样的勇气？我想，支撑他们的正是流淌在骨血里的那股精气神。 一方面是命运的不公；

    一方面是骨肉亲情，主动离开不失孝道，不失兄友弟恭之德，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之举。 他的逃，实质上就是不争，就是一种放下，体现出宽容和大度。在客观上也是一种让，无论是个人得失还是放大到政治博弈、治国方略，懂得让、会让，就是一种大智慧。

    实现抱负，给人生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泰伯是从零开始与继承王位的季历进行着一种良性竞争。他赢了，赢得漂亮，赢得了尊严和荣誉。

    到吴地以后“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数年之间，民人殷富。”被后世尊为吴地、吴文化始祖。他造福一方百姓的作为体现出一种使命的自觉和责任的担当。

    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我们已经很难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先秦时代的古人单纯、质朴，没有今人那么复杂，那么矫情，哪里是我在文章里说的一二三四。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按照今天的逻辑思维来认识历史，也无疑会包含着作者自己的钟情和冀望。其实，在泰伯闪出那个念头、做出那个举动的时候，根本就不像今天会有那么多绚丽诱人的说辞来表述，他很有可能并没有想到是为了什么，就是说或许什么都不为。既然如此，我就走！不乞荫庇、不畏艰险，不计生与死，不为名和利，就是那种发自人的本性，为了人格的独立和平等，为了尊严，直白地说就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而且“终身不返”。那浑是透出的铮铮傲骨、猎猎雄风，是何等之豪放，不禁让人神往！到了吴地以后，出自一种本性的善良、朴素的愿望，为了生存与众人一道用智慧和辛劳，脚踏实地地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实现自我抱负，造福一方生灵，是何等之功德，不禁让人崇敬！

    写到这里，我也想借用一下孔子的那句话：“民无得而称焉”，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赞美来称颂我们吴地、吴文化的始祖吴泰伯！我这样说绝非虚言和夸张，吴泰伯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用他的作为给这样评价的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我们今天崇敬、缅怀的难道应该是那个所谓谦谦君子的谦让之德？难道不正应该是他的独立人格和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的精神，尤其是对社会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吗！

    吴泰伯还是幸运的，假如到了秦始皇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就逃无可逃啦！中国历史走到到秦始皇那会儿，“家天下”演变到“家国天下”，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已发展到极端，中国社会就从一个阶层的统治进入到了一家一姓的君主专制统治。在秦始皇宣告一统天下的那一刻开始，就意味着中国贵族的消亡，吴泰伯就成了后人无法效仿的中国最后的贵族。从历史进程讲，贵族的消亡是必然的，但贵族精神那么快的消失是不幸的。周秦之变来的太快，贵族精神还没能与平民阶层有更好的融合就消失殆尽，专制集权统治损伤了中国人的脊梁。

    （吴李才注：在西周的氏族贵族时代，公元前1050年武王克商后，寻访吴地太伯仲雍后裔，受姓周章，称首位君主为吴泰伯。当时的贵族分为五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封吴〈周章至夫差〉为子爵，属第四等，而封虞仲〈仲雍之孙〉为公爵，属第一等。按爵位的高低赐给土地。对当年的吴太伯之吴国封爵为什么这么低？）

    今天，我们评价吴泰伯，否定所谓“避位让国”“三让天下”，除了它缺少足可采信的史料依据，更在于厘清泰伯精神究竟是人身依附的封建道德思想，还是人格独立的贵族精神。摒除那些虚无的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冠冕，彰显他的贵族精神和为社会进步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我仰望着屹立在人流如织的南浩街口的那尊吴泰伯雕像，仿佛看到他缓缓地走下那虚伪的道德圣台，离我们愈来愈近，愈来愈真实了。一位瘦削的老者，那坚毅而深沉的眼神，那额头上布满的沧桑，让我对这位“开辟蛮荒成富庶，造福一方为生灵”的吴地先祖不禁生出一种景仰之心。我想，人生失意三六九，真正得意不常有，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遇到难过的坎儿。如何面对逆境，不为命运左右，坚守独立人格，以社会进步为己任，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应该就是吴泰伯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2016年6月15日

—载自《新浪博客》，澹然的博客，【读史有感】

吴李才附言（2016-7-15）：

    苏州古城有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吴郡太守麋豹修建的苏州泰伯庙，让天下的人们在此一游，敬仰这个没有头戴十二旒冠冕的泰伯坐像，我们缓缓地走近他的面前，拜祭、祈祷、瞻仰……，泰伯不会走下神坛。

    苏州古城是澹然先生工作住家退休生活和享受着文化乐趣的祖地，在新浪博客网有《澹然的博客》，他巳发表了102篇博文，我阅读过多篇，对苏州文化有了多一些的了解，很有收获。向澹然先生致感谢！

（本文在《华夏吴氏网》发稿转载，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