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虎胡同七号的松坡图书馆，徐志摩曾在此居住，此地据传是吴三桂的住宅。1922年曾在院中出土印有吴三桂别号“月如”的蛐蛐盆。古人的名号具有呼应关系，吴三桂的“桂”含月宫吴刚伐桂的典故，所以他的别号中有个“月”字，就此进一步证实了此处是吴三桂故宅的传说。
松坡图书馆是由蔡锷将军命名的，为了纪念蔡松坡将军，梁启超曾经在上海成立过松社。后来他由欧洲回国，带了不少的西书归来，又在北平成立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松坡图书馆便是这两个团体合并而成的。最初分为第一馆和第二馆，前者专藏西书，设在西单石虎胡同七号，一个古树参天，王府假似的大庭院，前身是大学士裘曰修府第，一代文豪曹雪芹和他的挚友敦敏、敦诚曾经落过脚的地方。相传为北平四大凶宅之一。
主馆设在北海快雪堂，梁启超任馆长。梁启超也是徐志摩的老师，他曾推荐徐志摩去上海《时事新报》作副刊编辑，徐没有去，在胡适、蒋百里的帮助下，担任了松坡图书馆外文部的英文秘书。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东面的院落(即曾为右翼宗学和裘文达府第的所在)，在民国时期成了松坡图书馆的外文部。
徐志摩曾经居住的松坡图书馆这个地方实际是在北京西单牌楼-----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石虎胡同就在西单商场后身，和果匣胡同同在一起，只有过道儿，没有胡同了.北京西单繁华街头的小石虎胡同，现在早已成了高楼林立的地方。在今天的西单文化广场北侧，在现代化大厦的环抱之中，醒目地伫立着一个气宇轩昂的平房院落，这就是现在熙熙攘攘的“民族大世界”市场、往昔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清幽的校园。
徐志摩“新月诗社”文化沙龙经常在那里举办，1923年初，徐志摩从英国留学归国回到北京。徐志摩回国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追求“中国第一才女”林徽因，期望在短时期内与林徽因共结连理，然后两人回英国继续学习。但林徽因已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订婚，因而徐志摩好梦未成。
1923年，徐志摩自欧洲归来后曾在此寓居，在这里，他写下了唯美主义的诗篇《石虎胡同七号》：“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黄狗在篱边，守候睡熟的珀儿，它的小友，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雨过的苍茫与满庭荫绿，织成无声幽冥，小蛙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蚓呜，一片化不尽的雨云，倦展在老槐树顶，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吴三桂最后揭竿而起反大清这个举动绝对是出于无奈的，造反是风险最高的营生，人要是被逼无路可走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朱元璋当年穷成那样，要不是因为汤和劝其谋反的信被人发现，都不会冒险造反，更何况在云南那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当土皇上的吴三桂。
人生很多时候真的是别无选择啊――他要是保着崇祯，说不定哪天也与袁崇焕那样也来个千刀万剐，要是保着殴打其父，抢其小妾李自成，说不定哪天来了个兔死犬烹，最后算来算去觉得还是多尔衮是个明君像吧，结果最后却被也不知是他侄子的还是儿子的给鞭了尸（多尔衮生前一直处在满洲贵族内部明争暗斗的中心，树敌颇多，并遭顺治帝忌恨。在他死后仅两个月，即顺治帝亲政第二个月，皇帝遂下诏，以14项大罪为由，削去多尔衮官爵，籍没其家产入官，除多尔衮母子并妻罢追封撤庙享之外，对死去的多尔衮还采取了掘墓鞭尸这种古老的严厉惩罚。当时，在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说：“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1943年夏天，盗墓者曾将多尔衮陵墓的正坟挖开，只见地宫中摆放一只三尺多高的蓝花坛子，里面放着两节木炭。当时看管墓地的汪士全向盗墓者解释说：“九王爷身后被论罪，其中的金银圆宝都被掘去，据说坟地遭过九索(挖抄九次)。坛子是骨灰罐，是一个虚位(象征性的尸棺)。”彭孙贻笔记中有关焚骨扬灰的说法，当然是可以相信的。）
附：
清入关后，多尔衮以统军入关，定鼎中原之首功，开始了长达7年的摄政生涯，一路走来，逐渐位高权重，势焰莫当。
顺治元年(1644)十月，当世祖福临于太和门(时称皇极门)重行即位大典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的同时，即令为多尔衮建碑纪功，“永垂功名于万世”。从此，在待遇上，多尔衮开始凌驾于诸王之上。体现在诸多方面：
关于俸禄，多尔衮为30000两，而辅政王济尔哈朗是其一半即15000两，诸亲王则为10000两。
关于冠服，多尔衮所戴之冠，“帽顶用东珠十三颗，金佛前嵌东珠七颗，后金花嵌东珠六颗”。多尔衮所佩玉带，“每板嵌东珠六颗，猫睛石一颗”，为浅黄色。多尔衮逢朝贺则穿八团龙服。比较之下，与皇帝非常接近，如其冠只是东珠数少1颗，其朝服亦仅比皇帝龙袍少一龙而已。
关于府第，多尔衮府第的“房基高十四尺，楼三层，覆以绿瓦，脊及四边俱用金黄瓦”，时人都知多尔衮的“府第之制高广比于皇居”，相差无几。
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晋为皇叔父摄政王后，一切大礼诸如围猎、出师等时，王公贵族俱要聚集一处待候传旨，还要“列班跪送”多尔衮。若其回王府，则需送至府门。如遇元旦、庆贺礼时，文武大臣在朝贺顺治帝后，即去朝贺多尔衮。上朝时，多尔衮于午门内从便下轿，而诸王需于午门外下轿等等。上述所有仪注都表明一点，即多尔衮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顺治三年(1646)五月，多尔衮以为皇帝信符收贮于皇宫之中，每次调兵遣将都要奏请铃印，十分不便。于是，即遣人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从是年起，多尔衮所用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均为20种，只是在每一种类的具体数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辅政王的仪仗则只有15种，明显逊于多尔衮——多尔衮与皇帝的差距越来越小。
顺治四年(1647)以后，如果官员奏书中将“皇叔父摄政王”还称作“九王爷”，或是不用全称而丢字漏字的话，都会受到革职处分。而且“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再不用向顺治帝行礼了。
顺治五年(1648)末，多尔衮又向前进了一步，变成了皇父摄政王。其后，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即是说多尔衮不仅实权在握，而且在礼仪排场上也开始向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而且，任人唯亲，任意罢免和提升官员。特别是“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于自己的王府前候命。
随着多尔衮的势焰莫当，其贪欲也日益膨胀。还记得顺治二年(1645)的时候，因李自成撤出北京后即一把火烧了紫禁城，故其时正在营修宫室。时为叔父摄政王的多尔衮曾问，听说明朝修皇极殿(即清朝之太和殿)一座宫殿的费用就达6百万，是真的吗？大学士答道，不错，而且恐怕还不止。多尔衮当即叹息道，一殿之工就花费6百万，太奢侈了！大凡天下事都应适中，太过与不及都不好。可是到了顺治七年(1650)七月，多尔衮却说京城地污水咸，夏季湿热无法居住，所以需修一城避暑，并向国内直隶、山西、浙江等九省加派白银250万两征用。曾几何时，因国家财政一直入不敷出，多尔衮为此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可此时却为了一己之私而置天下人于不顾，竟行明末弊政而加派赋税。人变得真快啊！
同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同时也是为了实地勘察地形，为其于喀喇城(今承德市郊)营建避暑之城。行猎时，多尔衮因素患“风疾”(即今之心脑血管病)，不幸坠马跌伤了膝盖，由于医治不得要领，竟于十二月初九日客死喀喇城，年仅39岁。
消息传到京城，举国服丧。当多尔衮的灵柩运回时，世祖亲临东直门外5里相迎。其连跪3次，亲自举爵祭奠而痛哭失声，并在多尔衮死后的第十七天，追尊其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葬礼亦完全依照皇帝的规格办理。顺治八年(1651)正月，多尔衮夫妇又以义皇帝、义皇后的身份享太庙——多尔衮死后终于得到了皇帝的名号，但这已是多尔衮最后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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