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坡图书馆 吴三桂故宅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0/22 21:51:06  文章录入:OK  责任编辑:OK
 

石虎胡同七号的松坡图书馆,徐志摩曾在此居住,此地据传是吴三桂的住宅。1922年曾在院中出土印有吴三桂别号“月如”的蛐蛐盆。古人的名号具有呼应关系,吴三桂的“桂”含月宫吴刚伐桂的典故,所以他的别号中有个“月”字,就此进一步证实了此处是吴三桂故宅的传说。

 

松坡图书馆是由蔡锷将军命名的,为了纪念蔡松坡将军,梁启超曾经在上海成立过松社。后来他由欧洲回国,带了不少的西书归来,又在北平成立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松坡图书馆便是这两个团体合并而成的。最初分为第一馆和第二馆,前者专藏西书,设在西单石虎胡同七号,一个古树参天,王府假似的大庭院,前身是大学士裘曰修府第,一代文豪曹雪芹和他的挚友敦敏、敦诚曾经落过脚的地方。相传为北平四大凶宅之一。

 

主馆设在北海快雪堂,梁启超任馆长。梁启超也是徐志摩的老师,他曾推荐徐志摩去上海《时事新报》作副刊编辑,徐没有去,在胡适、蒋百里的帮助下,担任了松坡图书馆外文部的英文秘书。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东面的院落(即曾为右翼宗学和裘文达府第的所在),在民国时期成了松坡图书馆的外文部。

 

徐志摩曾经居住的松坡图书馆这个地方实际是在北京西单牌楼-----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石虎胡同就在西单商场后身,和果匣胡同同在一起,只有过道儿,没有胡同了.北京西单繁华街头的小石虎胡同,现在早已成了高楼林立的地方。在今天的西单文化广场北侧,在现代化大厦的环抱之中,醒目地伫立着一个气宇轩昂的平房院落,这就是现在熙熙攘攘的“民族大世界”市场、往昔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清幽的校园。

 

徐志摩“新月诗社”文化沙龙经常在那里举办,1923年初,徐志摩从英国留学归国回到北京。徐志摩回国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追求“中国第一才女”林徽因,期望在短时期内与林徽因共结连理,然后两人回英国继续学习。但林徽因已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订婚,因而徐志摩好梦未成。

 

1923年,徐志摩自欧洲归来后曾在此寓居,在这里,他写下了唯美主义的诗篇《石虎胡同七号》:“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黄狗在篱边,守候睡熟的珀儿,它的小友,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雨过的苍茫与满庭荫绿,织成无声幽冥,小蛙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蚓呜,一片化不尽的雨云,倦展在老槐树顶,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

 

吴三桂最后揭竿而起反大清这个举动绝对是出于无奈的,造反是风险最高的营生,人要是被逼无路可走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朱元璋当年穷成那样,要不是因为汤和劝其谋反的信被人发现,都不会冒险造反,更何况在云南那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当土皇上的吴三桂。

 

人生很多时候真的是别无选择啊――他要是保着崇祯,说不定哪天也与袁崇焕那样也来个千刀万剐,要是保着殴打其父,抢其小妾李自成,说不定哪天来了个兔死犬烹,最后算来算去觉得还是多尔衮是个明君像吧,结果最后却被也不知是他侄子的还是儿子的给鞭了尸(多尔衮生前一直处在满洲贵族内部明争暗斗的中心,树敌颇多,并遭顺治帝忌恨。在他死后仅两个月,即顺治帝亲政第二个月,皇帝遂下诏,以14项大罪为由,削去多尔衮官爵,籍没其家产入官,除多尔衮母子并妻罢追封撤庙享之外,对死去的多尔衮还采取了掘墓鞭尸这种古老的严厉惩罚。当时,在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说:“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1943年夏天,盗墓者曾将多尔衮陵墓的正坟挖开,只见地宫中摆放一只三尺多高的蓝花坛子,里面放着两节木炭。当时看管墓地的汪士全向盗墓者解释说:“九王爷身后被论罪,其中的金银圆宝都被掘去,据说坟地遭过九索(挖抄九次)。坛子是骨灰罐,是一个虚位(象征性的尸棺)。”彭孙贻笔记中有关焚骨扬灰的说法,当然是可以相信的。)

 

 

 

 

附:

 

清入关后,多尔衮以统军入关,定鼎中原之首功,开始了长达7年的摄政生涯,一路走来,逐渐位高权重,势焰莫当。

顺治元年(1644)十月,当世祖福临于太和门(时称皇极门)重行即位大典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的同时,即令为多尔衮建碑纪功,“永垂功名于万世”。从此,在待遇上,多尔衮开始凌驾于诸王之上。体现在诸多方面:

关于俸禄,多尔衮为30000两,而辅政王济尔哈朗是其一半即15000两,诸亲王则为10000两。

关于冠服,多尔衮所戴之冠,“帽顶用东珠十三颗,金佛前嵌东珠七颗,后金花嵌东珠六颗”。多尔衮所佩玉带,“每板嵌东珠六颗,猫睛石一颗”,为浅黄色。多尔衮逢朝贺则穿八团龙服。比较之下,与皇帝非常接近,如其冠只是东珠数少1颗,其朝服亦仅比皇帝龙袍少一龙而已。

关于府第,多尔衮府第的“房基高十四尺,楼三层,覆以绿瓦,脊及四边俱用金黄瓦”,时人都知多尔衮的“府第之制高广比于皇居”,相差无几。

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晋为皇叔父摄政王后,一切大礼诸如围猎、出师等时,王公贵族俱要聚集一处待候传旨,还要“列班跪送”多尔衮。若其回王府,则需送至府门。如遇元旦、庆贺礼时,文武大臣在朝贺顺治帝后,即去朝贺多尔衮。上朝时,多尔衮于午门内从便下轿,而诸王需于午门外下轿等等。上述所有仪注都表明一点,即多尔衮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顺治三年(1646)五月,多尔衮以为皇帝信符收贮于皇宫之中,每次调兵遣将都要奏请铃印,十分不便。于是,即遣人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从是年起,多尔衮所用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均为20种,只是在每一种类的具体数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辅政王的仪仗则只有15种,明显逊于多尔衮——多尔衮与皇帝的差距越来越小。

顺治四年(1647)以后,如果官员奏书中将“皇叔父摄政王”还称作“九王爷”,或是不用全称而丢字漏字的话,都会受到革职处分。而且“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再不用向顺治帝行礼了。

顺治五年(1648)末,多尔衮又向前进了一步,变成了皇父摄政王。其后,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即是说多尔衮不仅实权在握,而且在礼仪排场上也开始向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而且,任人唯亲,任意罢免和提升官员。特别是“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于自己的王府前候命。

随着多尔衮的势焰莫当,其贪欲也日益膨胀。还记得顺治二年(1645)的时候,因李自成撤出北京后即一把火烧了紫禁城,故其时正在营修宫室。时为叔父摄政王的多尔衮曾问,听说明朝修皇极殿(即清朝之太和殿)一座宫殿的费用就达6百万,是真的吗?大学士答道,不错,而且恐怕还不止。多尔衮当即叹息道,一殿之工就花费6百万,太奢侈了!大凡天下事都应适中,太过与不及都不好。可是到了顺治七年(1650)七月,多尔衮却说京城地污水咸,夏季湿热无法居住,所以需修一城避暑,并向国内直隶、山西、浙江等九省加派白银250万两征用。曾几何时,因国家财政一直入不敷出,多尔衮为此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可此时却为了一己之私而置天下人于不顾,竟行明末弊政而加派赋税。人变得真快啊!

同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同时也是为了实地勘察地形,为其于喀喇城(今承德市郊)营建避暑之城。行猎时,多尔衮因素患“风疾”(即今之心脑血管病),不幸坠马跌伤了膝盖,由于医治不得要领,竟于十二月初九日客死喀喇城,年仅39岁。

消息传到京城,举国服丧。当多尔衮的灵柩运回时,世祖亲临东直门外5里相迎。其连跪3次,亲自举爵祭奠而痛哭失声,并在多尔衮死后的第十七天,追尊其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葬礼亦完全依照皇帝的规格办理。顺治八年(1651)正月,多尔衮夫妇又以义皇帝、义皇后的身份享太庙——多尔衮死后终于得到了皇帝的名号,但这已是多尔衮最后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