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岑元房后周塘里吴氏宗谱》有感（二）

绝大多数族姓，自汉代到宋代，中间经历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由于长期战乱，谱牒的纂修并不正常，所以，许多世系的明晰就成了永远不可破解的难题。某些人不自量力，试图将某些世系接续完整，只能给后世落下笑柄。如果后世据此以讹传讹，那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由此联想到修谱者的素养与宗谱质量之间的关系。这两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高素养的人，才能纂修出高质量的宗谱。那么高素养应该包含那些方面呢？不妨引用前人的有关论述。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则修谱与修史具有相当的相似性。前人认为，修史须德学识才兼备。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史家的四长”，这就是“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史德，是清人章学诚明确提出的，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有《史德》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他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史德之提出以及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历史认识和史学家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何谓“史德”？章学诚说，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换成现在的语言，就是动机要纯正，不为名，不谋利，坦坦荡荡、踏踏实实、正直客观公允地修史。沽名钓誉、见钱眼开、心术不正、心态浮躁、偏狭固执的利欲熏心之徒、刚愎自用之辈是修史的蟊贼。

章氏提出这一点，是对唐人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补充。所谓史才三长，就是史才、史学、史识。刘知几说：“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对于史识的内涵，刘知几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说“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事实上其中已包含了史家的道德因素。

用现代语言来解释，所谓史才，即修史所应具备的才能，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并驾驭这些史料用以叙述历史事实、撰写文章的能力，亦即文字方面的才华和编史修志的技能技巧。史学，是指掌握丰富史料、历史知识和与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史识，即历史家的观察力，章学诚说：“非识无以断义。”它既包括敏锐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能用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判断各种历史现象，又包括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等等。“史德”、“史识”是从品德和思想方面提出的要求，“史才”、“史学”是从基本功方面提出的要求。换言之，必须德才兼备、品学俱佳，具备相当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

清人吴崇铨认为：“作史者，才、学、识，缺一不可，惟谱亦然。”如果将修谱视作修史，则四长可理解为谱德、谱才、谱学、谱识。

以此衡量修志修谱人员，不仅是后周塘里支谱的，还是大宗谱的，抑或其他从事谱牒修纂的人员，德才学识兼备的人少之又少。应该说，他们都有很高的热情，可能没什么私心，确确实实想干一件承前启后的好事，在“德”字上似乎无可挑剔。但修志修谱，不是单凭热情就可以办好的。缺乏谱才，就看不懂文言，辨不清繁简，断不清句读，写不通文章。缺乏谱学，则搞不清时代背景，弄不明公元干支。缺乏谱识，识见庸劣，格调卑俗，势必谀权谀钱，褒贬失当，评价失衡，丧失公正。以致在前言中出现“八十八加八代，是吉祥的发、发、发，象征着财、丁、秀的兴旺发达”（《支谱》第5页）这样充满数字迷信且文理不通的句子。这和《东阳吴氏春秋》一书中评价吴英“为东阳吴氏千年以来的第一女强人”（该书605页）一样，续谱编书者的“史识”，让人一眼洞穿，进而怀疑该书的品位和价值。

昔人修谱，非常重视与修者的素养，尤其是文化素养。必请进士出身的官员戚谊或名士宿儒参与其事，以保证谱牒纂修的质量。前人认为：“族之谱，必须族之贤者而后可也。”（民初赵贻第语）《高城外厅吴氏宗谱》载：“或十年二十年，当循时依例修续，须延宿儒及宗裔之文学者更加润色，以重宗典也。”（该谱甲申重修本146页）如果说，前面所述是对一般修谱人员的要求，那么，对主修者则有更高的要求。众手修谱，谱成一人，主修者的水平至关重要。因为主修者的谱德、谱才、谱学、谱识也决定了谱牒的档次和品位，这也好像作家的水平决定了作品的水平，所以，确定了主修者也大体确定了谱牒的档次。当然，主修者若具备相当的组织能力，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合理利用各种资源，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审慎抉择，择善而从，自是另当别论。

说了许多，似乎《南岑元房后周塘里吴氏宗谱》缺点多多，——固然，支谱体例不全，错漏较多，——但它补充了近90年的世系空缺，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是比较好的结果了。当然，它完全可以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做得更好。写此文的目的，在于一诉读后之感想，也寄望于后来之续谱者惩前毖后，修出一部上品之谱来。

                                      2008.12.5

                        《世界至德文化研究》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