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文化中的孝文化现阶段被着重提到，泰伯因孝而让，奔吴适越，人人颂扬，有诗云：泰伯兴孝让,至圣续至德。但是泰伯仲雍事迹中的悌文化，则没有被着重提到。
 
悌是会意字，一个“心”字，跟一个弟弟的“弟”，心在弟旁，表示哥哥对弟弟妹妹的关心爱护；心中有弟，而弟又有“次第”的意思，即弟弟对哥哥要尊敬顺从。兄弟之间如能各尽其道，自然和睦友爱。
 
泰伯的让，不仅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大局考虑，不仅是对父王之意的顺从，也是出于对三弟的爱惜，而泰伯带二弟仲雍一起走出周国，同样是兄弟情深，泰伯对弟弟仲雍有爱护，弟弟对兄长泰伯有恭敬，恭敬不如从命，仲雍也听从兄长的劝告，一起奔吴而去。而且，泰伯仲雍二人在长途迁徒的过程中，遇到千难万险，也是同心同德，相互帮助，结成深厚的情谊。所以，有人认为，电影大师吴宇森的暴力美学的电影中，对兄弟情结的浓重渲染，是泰伯仲雍在历经万难的过程中形成的兄弟情结的反映，这就是吴氏文化中的悌文化的显著体现，是吴氏文化基因的重要构成之一。
 
吴族中人，在孝悌情结显世之时，是族群走上坡路的时候，比如泰伯仲雍开国之时，比如寿梦之子诸樊等兄弟在图强之时，国家蒸蒸日上
 
但是，在出现了吴王僚与公子光堂兄弟二人，把“悌”字丢到一旁，为了王位名利之益而产生争夺之时，公子光也只是靠着“义”字使国家迅速膨胀（公子光对伍子胥的义气，对受到楚国强烈欺辱而形成的攻楚联盟的蔡国唐国的义气，从而获得伐楚战争的巨大胜利），但是，这之后，公子光（吴王阖闾）很快地，在失去了“悌”字的时候，也跟着就失去了“义”，这里指的是，阖闾的弟弟夫概回国自立为王之时，吴王阖闾立即回国驱逐夫概，而且是丢下了唐国与蔡国于不顾，回国驱逐夫概，前者失义，后者失悌。不久,唐蔡两国被楚攻灭,夫概投奔楚国,之后，国家在笼罩于吴王阖闾周围的怨恨与嫉妒的负能量氛围中,开始走下坡路。
 
到夫差之时，虽然大举仁义之旗，甚至放走了己经捕捉到手的勾践，但仍难挽回颓势，夫差失国之后，族人们只能分几路各奔东西，形成后世的渤海吴氏，濮阳吴氏，陈留吴氏，延陵吴氏等等。（在西方部族的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国难当头，大家分成几支，分散逃亡，提高存活的概率，相信总有一支能存活下来，吴国贵族在失国之时，同样也这样做了）
 
兄弟之间如果将利益放在第一位，亲情放在第二位，不仅有违兄弟之道，也有违孝道，因为兄弟反目，最痛心的是父母。《弟子规》中“首孝悌”，确实是人的大根大本。所以说“忠孝传家久，诗书济世长”，不孝父母的人不会懂得爱国家、爱君主、爱百姓。中国在隋朝以前没有科举制度，国家挑选人才，首先要从各地举荐的孝子中选拔，叫做“举孝廉”。有了孝悌的基础以后，然后再进行知识的传授---有言曰“不孝父母，读书无益”。

如果在吴楚战争后期，阖闾发扬“悌”字精神，成全夫概回国做王，并发扬“义”字精神，不抛弃唐蔡两国，而是咬紧牙关，依靠唐蔡两国，立足楚国，利用楚国的内部矛盾，惩治楚国骄横的上层阶级，扶持楚国被压迫被欺辱的下层阶级，扎根楚国，再找机会消灭秦国派遣的四万多军队，当时的秦国国王并非雄才大略之人，所以在派出的军队被消灭后，也肯定不会再派军队，这事就算了结了，抓住了楚王，也就可以消灭了楚国，即使没有消灭楚国，能在唐蔡楚三国之间找个地盘，站稳脚跟，重新立国，那么，这件事就非常完美了--- 一方面成全了夫慨，一方面护卫了唐蔡，一方面继续取得唐蔡的支援，一方面取得了自我生存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尽显悌义二字，同时，以此超高智力强度的图强称霸成功，也是顺从了父辈诸樊与祖父辈的寿梦的心愿，完全属于孝举。如此，阖闾“孝悌智义”俱全，国运国力将继续上升。

但是，阖闾的个人品德之中，悌义之情不浓厚，在与秦国军队作战不利之时，得知夫概回国称王，就立即丢下唐蔡回国驱逐夫概，掩没了悌义二字，虽然战争的胜利使国家的名望达到顶峰，但却无法继续上升与进步，国势也开始走下坡
 
但是泰伯做到了孝悌智义。泰伯对古公亶父的孝，对仲雍的悌，在荆蛮之地展现进步的文明显示了智，向荆蛮之民传授进步文明而显示了义，泰伯把“孝悌智义”都做到位，

不仅如此，泰伯也非常对得起自己的衷心与良心---自己称王。泰伯三让王位，并不说明泰伯没有为王之雄心雄才，泰伯只是因孝顺而让王而己，泰伯奔吴，另辟地盘，称王做主，也称了自己的心意愿望。可见，孔子赞泰伯为至德，是看到了泰伯的“孝悌义智”完全到位的基础上，到达德的境界，所以称之为至德，虽然没有达到道的高度（即得道之人，那是到了仙的境界），当然，至圣先师孔子自己也没有达到道的高度，也非得道之人，孔子对老子的得道状态也是崇拜不己的，深表自己不如老子。（古人对人的品行境界划分从高到低，依次是，道，德，智，礼，义）

再考察阖闾的四叔季子，季子的推辞王位，与泰伯有两个不同，一个不同是，泰伯让王是因孝，而季子让王，实际上包含着不孝，另一个不同是，泰伯让王是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忍痛割爱（泰伯并非不愿称王，泰伯实际并不是希望不做大王，这从后来泰伯的史实中可以见得），而季子的让，是放弃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季子是不想在强敌环顾的险境中挑起国家的重担，而只是希望做个外交人员，彰显个人的才能与品德，所以史称，延陵季子，仁心慕义，闳览博物。所以，季子的让王与泰伯的让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当然，季子与泰伯也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季子与泰伯最大的相同点，是二者都对得起自己的初衷与心愿，泰伯的初衷也非不是称王，后来泰伯做了主人翁，在奔吴之后做了主，季子的心愿是不当王，后来就不顾一切地拒绝做王。只是泰伯的如愿称王，对得住他父亲的心愿，而季子如愿不称王，却对不住他父亲的心愿。

另外，虽然人们称赞季子是君子，但季子的最大特点是不愿打开天窗说亮话，在寿梦希望他当国王的时候，季子没有明确表示坚决拒绝，在与徐国国君交往中的挂剑事迹中，也没有当面把赠剑之事摆到桌面上说开说亮，只是说心里默许，然后墓前挂剑以了自己的心许。可见季子的特性是坚决按自己的心意行事，而且是一声不吭地闷声行自己之主意，不在乎别人（包括父亲寿梦）的意思，这完全是一种个人自由主义的行为，普通意义上的自由战士而己（并非高尚意义上的为全人类的自由而奋斗的自由战士）。

同时，季子不接王位，眼看兄长们坚持孝道而为了他能接替王位，而一个个赴死就义，仍然不肯接王位，其中也包含了不悌之意。

季子如此不孝不悌，终酿大祸。

可见，做人难，难做人，要称自己的心，就难称别人的意，称了别人的心，就难称自己的意。虽然在事实中，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做到孝悌义是不容易的，你对他可以义，但他对你却不见得义，你对他可以悌，他对你却不见得悌，你对他慈，他对你不见得孝。但是难做人并非不能做人，有困难有心结也并非一定是不能解决与解开，这其中需要智慧就可以了，比如，季子如果能料到事情的结局不佳，即使没料到结局是公子光杀吴王僚的血光之灾，那么季子可以暂时克己复礼，大行孝道，顺从父亲意愿，接下王位，然后，他有治国之才，把国家治好，则好，他没治国之才，没把国家治强，也罢，无论治好治不好，都把王位转让给长兄诸樊或长兄之长子公子光，如此一个转手，有个缓冲的过程，则皆大欢喜，则季子的“孝悌智义”俱全，这就完美了，国运国势国力也必将大增而且是可持续发展。

古人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季子的个人品行，是谈不上“孝悌智”的，只能称得上是“义”与“博物”，季子有义，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剑让给别人，季子有识，书读得多，也懂得多，而且对音乐与人性的关系有敏锐的直觉，所以，古人对季子的评价是慕义闳览之君子。

以此看来，吴氏族人，尊泰伯仲雍这两位完成了孝悌智义而达到至德境界的兄弟，就很好，将祭拜之时所用的泰伯仲雍季札之三公像改为泰伯仲雍之二公像，就很好。而且也符合实际情况，因为现实中很多吴氏宗亲认为自己是夫差后裔，即吴王直系长子后裔，并非吴国王室的四房季子后裔，让这些吴氏在祭拜之时，尊季子之像，并不妥当，属于拜错了祖宗跪错坟。而拜泰伯仲雍二像，则皆大喜欢，所以建议，把香港宗亲会印制的泰伯仲雍季札三公像改为泰伯仲雍二公像，是比较合情而且合理的。而且，把季札与泰伯仲雍的辈份并不相同，把季札与泰伯仲雍并排放置，也不为妥。

建议香港宗亲会或福建吴氏宗亲会，以及江西广西的吴氏宗亲会，还有其它各地的吴氏宗亲会，尤其是自认为是夫差后裔的吴氏宗亲会组织，能够大量印制泰伯仲雍二公像，这样对吴氏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