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衙前围村吴氏祖先的追寻(四)

张瑞威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四) 宋帝昺传说的加插

 　　笔者是在2000年开始在衙前围村进行口述历史的搜集，不过在进行实地调查时，从吴九乡长口中听到的竟是一个有异于吴氏族谱的「开基」故事 　　一个与宋帝昺有关的传说。他指出，衙前围村吴、陈、李三姓祖先，其实是13世纪初逃难到南方的南宋小皇帝宋帝昺的大将。当时，吴、陈、李三位大将，合力护送这小皇帝南下九龙，于是在现时的衙前围村定居下来。故事不止于此，在往后的日子，吴九乡长仍一直致力加深衙前围村和宋帝昺的关系，例如在2003年，面对新闻媒介，吴九表示宋帝昺曾一度在衙前围村居住，他说「七百多年前，宋帝昺南逃，到达九龙，首先便是在衙前围居住，可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宋帝昺怕狗，当时村内的恶狗极多，皇帝不堪其扰，被迫改迁他处。皇帝亦被该村的恶犬吓走……至今﹝衙前围村的﹞犬只仍称『皇惊』」。（10） 而在2005年的另一次访问，吴九甚至指称围门上的「庆有余」牌匾，相传就是宋帝昺所亲题。（11） 虽然吴九乡长从未解释何以吴氏族谱一直没有将这些重要的渊源记载下来，但作为衙前围村的发言人，吴九乡长的言论却深深地吸引着到来采访的新闻记者，于是在整个九十年代末至二千年初，本地报纸中有关衙前围历史的报导，均牵连到宋帝昺事迹。

 　　其实吴九乡长不是第一位将宋帝昺传说附会到衙前围村的人，在1974年前乡长吴渭池也有类似的言论，他说：「为首到这类『桅棒船』去当海员的，是靠近港口九龙城一带（衙前围、沙埔、候【侯】王庙、宋皇台、黄大仙等地区）的劳动人民，这些劳动人民，都是远在宋朝年庚【间？】随宋帝南逃下来的随从的后裔，他们聚居九龙沿海一带，其中以吴、李、陈三姓为绝多，他们本来都是以自耕自食的渔民和农民自居，相互团结依靠，还谈不上有很大的剥削存在。那时到船上去从事商运工作者，不外是水手，杂务等工作。」（12） 换言之，吴渭池认为衙前围原居民的吴、陈、李三姓的祖先，就是宋帝昺南下九龙时的随从。由此看来，吴九乡长不是首先附会宋帝昺故事，只是他说得更为完备而已。

 　　夏思义（Patrick Hase）由此深信宋帝昺与衙前围有着深厚的渊源。（13） 在有关衙前围的研究中，他努力地将口述历史和族谱之间的分歧作出调和及补足，从而详细描述衙前围村的前代历史。夏思义认为，吴氏成为宋帝昺的追随者最有可能是吴成达的曾祖父吴三乐，三乐居于东莞县吴家涌，到14世纪中叶，吴成达与父亲吴从德才迁进衙前围村。不过夏思义认为，在吴氏迁进衙前围，陈氏应已在那里定居了二百年。他根据陈氏在1999年编写的《新界南约坑口区将军澳村陈胜/泰/学贤族谱移来》指出，陈氏的一世祖名陈俊卿，原籍江西，乃绍兴八年（1138）榜眼，拜相尚书左朴射，同年章事兼枢密使，封魏国公，后被派居广东南雄居住。陈俊卿的儿子梦龙为二世祖，迁居广州新安衙边乡。到十世祖昌隆，被明政府任为副总司官，而十一世朝贤则被明政府自新安衙边乡调至九龙防守，「是为九龙之过江祖也，﹝也是﹞后派居衙前围村之始祖也。」而昌隆的另一儿子国贤则分居于衙前塱。（14） 根据这部族谱，夏思义推论陈氏早在1150-70年左右已居于衙边乡，到1350年左右，吴三乐的曾孙吴成达也迁入该地。再过二百年，约在1570-74年间，也是到了陈朝贤一代，衙边乡的村民（吴、陈、李）在衙边乡加建围墙，衙边乡遂成衙前围。（15） 笔者认为，对于这一类的乡村史料，学者必须十分谨慎，尤其是为甚么陈氏会在1999年编修族谱？并将副本送交衙前围村村公所（这是研究衙前围的学者们接触该族谱的地方）？显然，这新史料的出现，与衙前围的发展重建有关 　　似乎当围村面临迁拆的时候，陈氏也欲借着族谱，表明他们的祖先同样是历史悠久的衙前围原居民。

 　　有关宋帝昺在九龙的传说，的确一直在古老的九龙地区流传，而九龙城的宋王台巨石，也一直被当地人视为宋帝昺曾作驻跸的证据。罗香林更为此作了非常详细的考证，指出宋末帝昺在今日九龙及新界大屿山等地，建立行朝，忠臣义士，从者甚众。但终于格于时势，流离琐尾，未能兴复。（16） 不过近年历史学者开始对这个事迹提出疑问，例如锺宝贤便指出，直至19世纪，有关宋帝昺的事迹，一直只停留在宋王台的传说上，但经过20世纪初清末遗老的「深化」和历史学者的「考证」，宋帝昺的事迹变得愈来愈清晰和具体。（17）

 　　笔者相信，关于宋帝昺在衙前围村的事迹，包括吴、陈、李的祖先乃宋帝昺的大将等等，基本上只限于吴渭池和吴九两人的理解。首先，除了他们的言论外，这个说法并未有出现过在衙前围村的其它记录上。1948年衙前围村重修天后宫时所造的碑刻曾提及宋帝昺：

我九龙衙前围天后古庙，历史遒远，奇迹弥多。自宋帝蒙尘，追随扈从，驻跸兹土，甘棠遗荫，奠址斯成，虽兵燹迭经，而栋梁不坏，即风雨剥蚀，而楖栗仍支。阖乡生灵，赖其樾荫者，垂七百余年矣，迨清雍正间曾加重修……。（18）

 　　但是照此碑文的意思，当年追随扈从宋帝昺来到衙前围只是天后而已，三姓祖先因为得到天后的护荫，遂于村内建立天后庙，并于雍正年间作出重修。

 　　我们在其它村民的访问内容上，也看不到宋帝昺的渊源。1982年，科戴维教授曾领导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在衙前围村作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并访问了住村内村外约9名年逾50的吴氏村民。（19） 从这些访问稿中，虽然有关衙前围历史众说纷纭，例如有一篇访问强调首先来到衙前围村定居的是吴氏，指出吴成达是宋末时候的人，本在大陆捕鱼，但不喜欢这种生活，遂留在九龙以种田为生，后来陈姓和李姓的祖先又来，他们先在山边建屋，后来的发展是三姓联合建村。（20） 在另一篇的访问中，被访者透露衙前围组成之前，不止于三姓，除了吴、陈、李外，还有车姓和翁姓，「前三姓来得做【早？】，有几百年历史，后二姓迟来，不过一百年，且两姓后裔甚少。」（21）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被访村民提过围村与宋帝昺的关系。在本文下笔之际，笔者也向在衙前围土生土长的吴佛全先生（71岁）请教，吴先生表示在儿时已从长辈中听闻许多有关宋帝昺在九龙的故事，但从未听过这个宋朝皇帝与衙前围有任何关系。

 　　这批1982年的访问稿中也提到「庆有余」牌匾的来历，同样与宋帝昺无关。据当时的村中父老所说，牌匾位置以前是「炮楼」。（22） 吴少川（1982年60岁外）则怀疑「庆有余」三字为纪念打胜「红头贼」而写的。（23） 吴咏棠先生（1982年约60岁）和吴子芳先生（1982年67岁）认为「红头贼」攻打衙前围村是在清初发生的，当时红头贼四处打家劫舍，要村人打交出谷物，衙前围是大村，合力作出抵抗，双方激战，最终因村中的铜炮发挥了作用，杀死了二、三百名红头贼，衙前围村亦得以逃过大难。（24） 吴送发先生（1982年68岁）甚至认为衙前围起围之初，就是为了防避红头贼，围的四角各建炮楼，上置火炮，而为加强防卫，围下四周也挖了数十英呎深的水塘等等。（25） 这个说法，与「庙史」碑刻中描述吴、陈、李三族是在清初雍正二年（1724）共同建村开井而居颇为吻合。

 　　结合以上的证据，所谓宋帝昺在衙前围的故事，只是两代乡长的个人理解而已。不过，宋帝昺的故事被附会到衙前围村的历史上，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