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第一次提出了编谱编辑人员也要像编史修志一样，应该具备史家之“四长”。今有江苏无锡家谱专门登载了这篇文章的全文，其他地区的人士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座谈或专题讨论。　　

试谈修谱编辑人员的素质　　

                                        吴展明撰文　　

本人在编辑《中华吴氏大统宗谱·序言卷》续集的过程中，有机会拜读了大量的族谱序言，感触良多，受益匪浅。这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如果要编纂一部合格的族谱，必须具备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组建一个强有力的编纂班子。这个班子编辑人员素质的高低，是决定新编族谱合格不合格、水平高与低的关键。　　

    一、谱牒界经过长期的实践认为：修谱也要像编史修志一样，其编辑人员应该具备史家之“三长”或“四长”条件。“三长”是指史才、史学、史识。这是唐代刘知几（661～721年）在总结前人编史经验的基础上，首先在他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提出来的，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章学诚（1731～1801）发展了刘知几的学说，在他的《文史通义》中，提出了“史德”问题。近人梁启超（1871～1927）则把刘知几的“三长”和章学诚的“史德”，合称为“史家的四长”，并明确地提出这是“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①。　　

家谱与方志、国史并列为祖国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章学诚在《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中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这一观点，在我吴氏族谱序言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南宋淳熙二年（1175）春，礼部尚书黄裳在《吴氏族谱序》中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清康熙六十年，程之卫在安徽合肥东《吴氏宗谱序》中也说“国有史，家有谱，其义一也。”故史家之“四长”也必须成为编纂族谱人员的必备条件。明宣德五年二月，江西九　江府学　教授吴贤佐在吉州《文山吴氏续修家谱序》中说：“家有谱，犹国之有史。史其‘三长’然后操笔，而例可定，法可垂，大义朗然，炳如日星，辑诸谱者何独不然？”清道光二十九年，吴崇铨为永新《大桥樟支吴氏宗谱》作序时写到：“作史者，才、学、识，缺一不可，惟谱亦然。”民国六年二月，江苏省丹徒赵贻第给黄埔吴谱作序，特别指出修谱也要像写史一样，其编辑人员必须具有“三长”的基本素质。他还认为，“族之谱，必须族之贤者而后可也。”并称赞黄埔吴氏的修谱人员是具有爱族、爱国之心而兼有“三长”的“贤者”。　　

近年来，关于编史修志写谱的“四长”基本素质要求，已日益为文化教育界和学术界所关注与重视。2002年，国家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傅世梁　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学时，还着重谈了“德、才、学、识”的问题。他说：我感到“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应该具备的内在素质，包括思想品德、科学精神、治学态度，甚至涉及言行举止。”　傅　教授最后说：“总起来说强调的素质，是德、学、才、识。”（见《文汇报》　2002年11月24日　）。由此可见，德、才、学、识已为当代社会所公认。我们作为泰伯后裔的修谱编辑人员，更应高度重视，决不能说与已无关，熟视无睹。　　

二、何谓谱德、谱才、谱学、谱识？为什么修谱编辑人员要具备这四项基本条件呢？　　

所谓德，按章学诚的话来说，“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书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这里提出的“著书者之心术”，主要是指道德品质和思想素养：一是“持唐兢公春秋直笔之义”（湖北大冶《直笔堂续修谱序》）。这就是说要坚持求实存真、秉笔直书的原则，具有刚正不阿，不屈从权贵，不主观武断，不为门户所左右的品德，以及具有秉公办理，不徇私情的“一代良史”兢公风范。二是具有淡泊名利，任劳任怨，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力戒急功近利和浮躁浮夸之风。我们应向乾隆年间湖北大冶吴学璜②等修谱老前辈学习，学习他们迎着困难上，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思想基础和前提。　　

所谓才，主要是指修谱人员应有的业务才干，即要求我们要熟悉谱牒编纂体例，了解各种文体体载和撰写章法，懂得编辑技巧，科学拟定篇目，归类合理，详略得当，注意交叉，砍去重复；在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都要有一点功底，有一定的写作知识和文字表达能力，以及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还要懂得一点出版、校对常识等等。这是让编辑工作不出现编盲和修谱工作沿着顺利方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所谓学，主要是指修谱人员的学问功底。除下功夫学习和熟悉谱牒学之外，还要了解与谱牒学有关系的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地理学、伦理学、服装史、人物传记等学科知识，特别要努力学习、了解与谱牒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史学、方志学。当今世界是知识化、科学化、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的修谱事业也要提倡面向“百科”，尽力将当代对我们有用的“百科”知识引进到族谱中来，以增强族谱的现代科学含量，使之具有时代气息。我们的修谱编辑人员是临时拉来的“兵”，不可能成为多科知识的行家，但要求我们多少懂得一点多科知识，成为这方面的“杂家”。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我们具有容纳“百川”的度量与宽厚的胸怀，在知识上不闹笑话，在业务上不出科盲。　　

所谓识，章学诚讲“非识无非断其义”。梁启超说“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主要是指政治观点、指导思想和具有提出问题、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就是要求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吴氏悠久的历史与族情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吴氏族情特色的修谱指导思想，并应用这种思想去指导修谱实践，去研究、探索和解决在新编族谱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新编族谱与旧谱的联系与区别，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如何处理新编族谱与群众（包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民族、帝王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谱牒学与史学、方志学的共性和个性，编纂吴氏族谱与吴文化研究的联素与区别，关于远古吴氏渊源的探讨，古代荆蛮地区社会形态研究，泰伯精神探讨，关于编写世系中的种种问题，泰伯生年考和主要历史人物评价，浅谈修谱底本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开展读谱、用谱和评谱的活动等等。当今修谱事业也同其他著书立说一样，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观点，就等于一个人没有灵魂似的，就无法处理好在新编族谱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不可能比较客观而准确地编纂族谱，就不可能把族谱编纂成为一部系统而科学的家族信史。　　

三、上述的德、才、学、识“四长”，虽各有侧重，各有区别，但它在内在联系方面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刘知几说：“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章学诚说：“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断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章氏又补充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赵贻第也在吴谱序言中强调：“非才，不足以胜其任；非学，不足以谙其例；非识，不足以底于详尽。”民国九年，梁应奎在《上旺岭吴氏族谱序》中进一步指出：“非具才、识、学、清、慎、勤者，不足以肩其责而底于成。”民国十五年，吴宝治在江苏宜兴扬巷镇吴谱跋中还说：“家之谱犹国之史。史得，其人则传；谱得，其人则重。所以修谱与修史，非品望兼优、学识鸿博者不克任此。”换句话说，修谱编辑人员，特别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和主编只有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知识素质和业务水平，才能编纂出一部合格的或水平较高的族谱来。　　

前面谈到修谱编辑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是靠刻苦学习，努力实践和勤奋积累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修谱进程中，切实抓好几件事：一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认真物色具有“四长”条件的人才（明成化年间福建武荣谱序叫“膜拜”“杰出之士”），取各人之长，能者为师，开展互教、互学活动；二是在认真阅读和剖析自己历届族谱的基础上，提倡开门修谱，像清乾隆年间江西会昌吴熙昌修谱那样，走出去，“参之欧、苏、程、朱以来及近代之名家之谱”（《周田三修族谱序》），取他人之长，补已之短，或者聘请其他姓氏确有专长之人士；三是边干边学，编什么，学什么，学以致用。针对存在的问题，开设专题讲座，请进来，进行讲学。认真召开审稿会议，采取以会代训的办法，培训修谱人员。总之，在刻苦学习与认真实践中，不断提高修谱编辑人员的整体素质，并培养与造就一批有志于修谱事业的骨干队伍和从事谱牒学研究、吴文化研究的学者。实践证明，有的家族修谱不尊重知识，不讲究人才，不认真总结经验，不把学习和培训修谱人员当成要务来抓，是很难搞好修谱工作的。　　

回顾历史，一些较好的族谱多出自那些学养较高兼有著书立说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之手，而有些族谱，正如当代谱牒学　家王鹤鸣　教授指出的那样，“假手于庸夫俗子”或因“一些小户人家受财力的限制，往往聘请粗识文字的乡学村塾捉刀，良莠不齐，内中不乏冒宗乱祖，妄加攀附，以缘饰门阀者。谱本以传信，反而传疑，常为学者所不屑”（见王鹤鸣《解冻家谱文化》）。　　

21世纪，谱牒事业也同祖国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一样，进入最辉煌的发展与繁荣时期，把建设一支又一支具有德、才、学、识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的谱牒队伍，作为常抓不懈的要务，才能承担与完成时代赋予的谱牒理论研究、理论创新，以及编纂出优质谱书，奉献给广大族众、社会和国家的双重重任。这是谱牒界和族谱编辑人员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第129-130页。　　

②吴学璜，湖北大冶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1），设局编纂《大冶吴氏族谱》，次年大旱，修谱同事尽散，惟有吴学璜迎着困难上，他“鬻产典衣，以充（修谱）资费，走遍各庄，寻源析委，忍饥受渴，气尽力疲，甚至心血沸腾，几伤厥生”（序言语），经历八年，终将族谱修成。　　

原载2004年总第50期《无锡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