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若江

　　吴文化是以“水文化”为内核的文化。吴地水网密布，河流纵横，吴人在“不可一日废舟楫”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水乡文化。吴文化内涵丰富、个性鲜明，是中华文化大系统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地域因素、政治地位等诸多缘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吴文化更多时候处在“边缘化”的地位，其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最鲜明的文化特质———如“智慧”、“善变”、“灵动”等元素，也经常被讥讽和揶揄。长期以来，中华主流文化肯定的是“铁杵磨针”“愚公移山”那样的恪守传统、注重秩序、坚韧沉稳、厚重凝滞的文化精神，而对“随风转舵”“机智灵活”“善于进退”的“水性”文化，则更多持否定和质疑的态度，这从原始儒家对君子的要求即可窥见一斑。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开放，人们已经敏锐发现，那种过于讲究沉稳内敛厚重而不乏滞重的“黄土文化”（或曰“山地文化”）已无法适应时代的步伐，如果只是坚守传统，不能随势而变，中国就无法跟上、更难以超越性发展。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吴文化善于变化、与时俱进等文化元素得到肯定、张扬的历史。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雄辩地证明了，只有顺势而上，与时俱进，才能发展，才能超越，才能站在时代的潮头，长三角经济圈的超常速发展以及厚积薄发的持续后劲，正是吴文化“善于变通”、“灵动智慧”特质的优势的最好佐证。

　　这种灵动智慧，善于变通的精神，是吴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内涵之一。它对吴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古至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未来中国的发展还将产生更为巨大的影响。

　　一、“水”的特性与吴人“灵动”性格之养成

　　山地文化沉稳厚重，水文化则灵动善变，不同的地域环境孕育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句话既道出了自然山水与人的文化性格之间的关系，也道出了人的群体性格的文化取向。

　　水的自然属性有很多，随物赋形，顺应时势，温润通达，进退自如，柔中有韧，以柔克刚，涨落有序，盈枯有时，流转不已，灵活变化……。其中最核心的元素就是“动”与“变”。与“山”的沉稳凝重比起来，“水”灵动而活络，通达而多变。

　　吴地因水而兴，因水而荣，水不仅造就了吴地旖旎的自然美景，推动了吴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更赋予吴人灵动善变的文化性格。因为渔猎的需要，吴人很早就善于使船张帆，为了目的的实现和安全的考虑，吴人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时观察风向，适时调整风帆，辨识情况变化，不断总结经验，以保证既有收获又有安全。长此以往，吴人便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养成了机智灵活，善于进退，通达圆润，求变进取，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群体禀赋和性格，这些实质上都得益于水的孕育和熏陶。

　　吴地之水最多见的形态，主要是“湖”“塘”“泾”“浜”，这就决定了吴地之水与大洋大海的不同，也决定了两种“水文化”的差异性。相对而言，吴地之水以“静美”“安逸”“富饶”为主要特点，少危险而多收获。如吴地最大的水域太湖，其平均水深不足两米，水产十分丰美，湖水性情温和，很少掀起滔天之浪，渔民水上渔猎几无生命之虞。加之温润的季候，肥沃的土地和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共同造就了富裕安适的鱼米之乡，滋润了湖畔人民的生活。同时，这种低风险、高收益的“浅水文化形态”，也培养了吴地人平和惬意、疏于冒险、追求安逸、润滑机敏的生活态度。

　　如果仅仅有了“湖塘泾浜”———这些吴地最常见的水的形态，可能吴地文化的性格不乏封闭保守和狭隘小气。但是，随着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以及宋以后对漕运的充分依赖，给这一区域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吴地文化的不足起到了很好的弥补作用。贯穿吴地的大运河，为地域文化增添了不少通达开放的气度，为原本略显封闭粘滞的文化注入了开放、变通、吸纳的活力。南来北往的船只，不仅加速了吴地与中原的文化互动，也推动着江南地区逐渐纳入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通达开放的运河文化恰到好处地弥补了“湖泊文化”的不足，为吴地的文化血脉增添了开放与包容的因子，因此，吴文化与“水”关系十分密切的另一表现特质———“开放兼容”也得以孕育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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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吴地的“水文化”既不同于一般的“湖泊文化”，也异于“海洋文化”，她主要是太湖与运河结合而成的特殊的“水文化”，既有温润保守的一面，又不乏开放通达，既有敏慧秀逸的一面，也有质朴稚拙的一面，精明实惠中恪守着向上向善的道德理想，灵动秀逸中暗孕着轩昂的进取精神，审时度势间充溢着坚韧不拔的性情，质朴勤勉中涵容着求真务实的取向，安逸自足中不乏变革创新的要求，祥和稳定中涌动着开放吸纳的渴望。这就是吴地文化的特殊之处，灵动朴拙兼而有之，动静结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一特征在无锡的表现尤为突出，运河无锡段乃当时唯一穿城而过的河段，古人对漕运的充分依赖，加之朝廷储收转运粮草的需要，无锡逐渐成为著名的江南米市和布码头，往来于吴地的商贸活动对文化交流的促进和影响不言而喻，无锡的善于吸纳、广于交流、大胆变通、精明务实的文化气质由此形成。

　　延至近世，上海的崛起使吴地的“水文化”发生了改变，在“湖河文化”中平添了一些“海洋文化”的意味，这主要表现在吴地文化既有的开放包容、善于吸纳的气质和神韵，在上海开埠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与张扬。上海的崛起与繁兴，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得益于其独特的通江靠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人群的快速聚集，各种文化的吸纳，共同构建起上海“海纳百川”的杂糅文化景观，也为吴地的水文化增加了大气和活力。

　　“水”在赋予吴地生机活力的同时，也赋予吴地无限的文化神韵。在水的滋养下，吴地不仅产生了独特的稻文化、船文化、桥文化、鱼文化、居文化、井文化、器文化、服饰文化，更孕育了吴侬软语和独特的吴歌、昆曲、评弹、锡剧等吴语艺术。在水的浸润之下，吴地文化温婉的“诗性”特征也日益鲜明，因为有了“绿浪东西南北水”、“春来江水绿如蓝”，才有了“红栏三百九十桥”的美丽景致；因为有了水上交通的需求刺激，才有了吴地发达的造船业，也才有了杜甫笔下“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景观，才提供了铭刻史页的卫温出使台湾与郑和下西洋的可能。因为有了水，吴地才呈现出独特的精致和美丽，吴人才呈现出鲜明灵动的文化个性。

　　二、“灵动智慧”特质与吴地才子特征呈现

　　吴地水网密布，水是吴人的血脉和生命。行舟楫、兴城邦、亨国运、通八方的水，与人形影相伴，人水相依，和谐共生。山温水软的自然环境，物华天宝的风物出产，自古以来就是孕育文人墨客、风流才子的天堂，所谓“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点。

　　吴地在人才方面的特点很好诠释了吴地水文化的特色。这种群体性的人才特点，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吴地人才数量的众多；二是人才类型上的“智慧灵动”的表现形态；三是人才本身所具有的鲜明“才子”特色。

　　吴地人才之众，古代就已有很多数据，在中国古代科举史上，共有596名文状元，而吴地所出的状元就占到总数的20%以上；明代全国共出了90名状元，仅苏州一府就有8名；在清朝的114名文状元中，江苏一省就出了49名，主要都是苏南人。到了当代，这一人才特色仍然十分清晰延续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共产生了1390名两院院士，仅江浙两省院士人数就达到了564人，占总数的40%以上。无锡排在院士最多的城市，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

　　人才的集中也是吴地人才的特点，无锡玉祁镇的一条不过百米左右的小街里走出了薛暮桥、孙冶方，薛明剑、秦古柳、薛佛影等众多文化名人。他们的故居在街道两侧紧密相连，成为玉祁人引以为豪的人文景观。无锡的钱氏是江南的望族。城外的七房桥村和城里的新街巷，曾是钱氏家族的聚居地，而钱穆、钱基博、钱钟书这些大师级人物，以及钱伟长、钱俊瑞、钱临照、钱令希等两院院士也使这里从默默无闻到蜚声中外。因为紫砂壶和竹海闻名于世的宜兴，古时候就出现了900多位进士，到现代又成了著名的“教授之乡”“院士之乡”和“书画之乡”。有5位顶级书画大师、22位两院院士、30多位大学校长，周培源、蒋南翔、徐悲鸿、吴冠中等都就是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蔚为壮观的人才群体，如璀璨群星，熠熠闪耀，一方面充分展示了人才之众的特色，另一方面也让人看到了吴地人才的类型性特征———以文才为主，以智慧见长。吴地结束了远古时代的战争以后，主导文化逐渐从“尚武”走向“从文”，此后虽然历史上不乏战事和杀戮，但是吴地崇文重教的风气基本没变。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尤其明清以下，吴人在科举的文化竞争中，总是每每取胜，从而使不少文人命运得到改变，家族地位得到提升，这更刺激了人才形成的良好环境和机制的产生，因而创造了许多科举史上的奇迹。这种崇文重教风气一直延续至今，大量文学家、书画家、科学家、学者教授出现在吴地绝非偶然，他们的类型特点集中在“文”“经”“科技”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均以“智慧”“秀逸”为特征，从其类型化的特征上可以看到吴地人才的群体性特点。虽然，吴地也走出了一些将军级人物，但细察之下会发现，这些人才不过是拥有军衔的文职军官或科技职称的将军。

　　自古吴门多才子，而吴门才子不仅聪明智慧，而且在人们的印象中风流倜傥，才气横溢，桀骜不驯。明代的风流儒雅、聪慧过人、浪漫多情的唐伯虎，被视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人生轨迹大起大落的他“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对礼教章法极尽蔑视，他醉意书画，放浪洒脱，游离于正统文化之外，方显出“才子”本色。号称张颠的书法家张旭，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高启，舍圣贤书、行万里路的徐霞客，脱离权贵的《三言》作者冯梦龙，绝意仕途的金圣叹等，这些挑战世俗、个性自由的吴地文人构成了中国吴门才子的群体形象。

　　延至近世，吴地仍然是文人墨客最集中的地区。年纪轻轻的钱钟书就恃才傲物，斗胆放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得了钱某人的导师！”因而被称为“吴地狂才子”。纵观钱钟书一生，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学问才情，仿佛一条汪洋恣肆奔腾不息的河流，处处展示着博学睿智的神韵，一位拜访过钱钟书夫妇的记者这样描绘自己的感受：“听两位老人谈话，精言妙语，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是那逸兴湍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世人仿佛置身在一个智能世界里。”①钱钟书的著作充满睿智，《管锥篇》征引了四千多位作者上万种著述的数万条书证，旁征博引，纵横比照，潇洒捭阖，洋洋百万余言，贯通中外古今，挟春秋之笔意，诗话之征言，老吏之判笔，移情于谈艺，渲愤于讲史，抒怀于论世，对中外古今世道、人心、文化，进行了一次抖落式的挖掘，汪洋恣肆，无愧于“文化昆仑”之称号。钱钟书的为人处世同样表现了这样的特点，恃才傲物，喜臧否人物，擅讽刺文学，这样的人物在历次运动中少有不翻船的。他的老友吴晗、傅雷皆遭横死，可钱钟书却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且声望日隆，晚光益炽。究其原因，仍要归功于他的大智慧。钱钟书总是“站在人生的边上”和社会焦点若即若离，靠智慧进退伸缩，靠智慧处世安命，这多么像“随物赋形”的水。该扬即扬，该抑即抑，当进则进，当退则退，俯仰伸缩，全在心智帷幄之间。大多时候，钱钟书深居简出，疏于交往，潜心读书。很少有人能够窥探到他的内心世界，对于一个不写自传，不出全集，大隐于市，却又个性鲜明、光彩夺目的人，钱钟书身上无疑有一种神秘气息。人们对他崇拜敬佩有加，不论称其为大学者或大作家，都没有“才子”二字的形容更为入骨。

　　顾毓琇，这位闻名于世的机电专家、教育家、科学家，还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和诗人，是近代以来罕见的能够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旷世通才。他“学博于文，业精于理”，一生创作了众多的话剧、小说、散文、诗词和音乐作品，集剧作家、导演、诗人、音乐家于一身，同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机电专家，吴地才子多才多艺的形象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世界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吴地人才虽然从事的领域更为宏阔，但人才的智慧型特点没变，多才多艺的特点也分外鲜明。学者诗人教授、清风明月劲松。这是顾毓琇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对吴地才子群体的总结。综观历史，弃武力以智慧取胜、舍死板而以灵动见长的特征已经成为吴地知识分子的共性，而这种贯穿古今的人文气质也有着更深的文化和心理根源。

　　三、造就吴地人才的历史地理背景

　　吴地的自然生态是文化生态的根源和基础。吴人性情中的聪明灵动、活跃机敏正是水文化的体现。多水环境养育了吴人灵活善变，善于观察，审时度势，善于把握机遇，随时调整自我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性格对后世吴地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历史的此消彼长中，吴地主流风气逐渐从尚武走向崇文，吴地的历史人物逐渐从先秦时候“战胜攻取”的武士，渐渐转变为“峨冠博带”崇文重教的雅士。然而，历史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

　　早在3200多年前从中原南奔吴地的泰伯，其实就是智慧的使者，他的让王之举无疑是智者的选择，让出了和谐与安宁，也让出了一片新的天地。而吴地原住民也接纳了这样一个外人，主动接受先进文化，尊泰伯为领袖，其时因势利导、善于进退、善于包容、乐于变通的人文精神已经萌芽。

　　春秋时期，常熟人言偃远行鲁国向孔子求学，成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当中唯一来自南方的学生。学成回到江南的言偃，一生致力在吴地传播孔子学说，被后世称为“南方夫子”，开创了吴地传播儒学之先河，推进了吴地尚学的风气。

　　魏晋之后，随着文化中心的南迁，在南北方文化、中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吴人再次展现出随时度势、兼容并蓄的水文化特征。日益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对文化品味的向往，共同促成了诗意江南的诞生。江南地区以舒适、格调为核心的生活追求超越了温饱、庸常的生活层面，使人们的生活空间变得情趣盎然、韵味深厚。具有才学修养的人被视为高居社会前沿和能够引导生活潮流的群体，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偏爱，因此社会风气由尚武转向崇文，全民化的崇文重教之风变得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