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家谱在方志编修中的重要作用
徐祖白
家谱是我国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一地氏族源流、地名掌故、人物行状、宗族文化、名胜古迹、社会风俗等多方面地方历史的重要文献。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官方编修方志，查阅民间家谱，是不可忽视的基础工作。
前不久，我市在发动编修乡镇志和地名志过程中，寻访、收集到一批珍藏于民间的古代家谱，涉及赵、徐、钱、陆、张、陈、杨、季等30多个姓氏，这些家谱体例规范，谱目齐全，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文献价值。现以此为例，论述家谱在修志等工作中的作用，以求教于行家。
一、研究人物行状和家族背景
人类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乡贤人物是“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在古今方志中，人物记载历来十分重要，要编写出高质量的人物传志，必须占有大量资料，加以研究、鉴别，方能避免错漏。由于家谱不仅收录了人物的世系、行第、生卒、妻室、子女、墓地以及科名官阶，还收有行状、传记、墓志铭等详细资料，尽管其中可能会有溢美之辞，但大多数内容是可靠的，不失为研究重要历史人物的必查文献。
唐代陆器是苏州府最早的状元，由于年代久远，历代志书均语焉不详。明弘治《常熟县志》(又称桑志)是最早记载陆器的志书，然仅有几句：“陆器，状元，家河阳山，读书台遗址尚存。”清康熙《常熟县志》的总纂钱陆灿也是河阳山人，他对自己的同乡陆状元的记述也只寥寥几笔：“陆器，状元，今有读书台在河阳山，块然一石也。后人掘地得墓砖，其上刻古篆云‘唐状元陆器妾李十三娘之墓’。”由于旧志记载的陆器既无字号，又无中魁年份，于是《重修常昭合志》的总纂之一徐兆玮(字少逵，号虹隐)下工夫寻访陆器遗存史料，终于在陆状元第36世孙陆永亨处查找到《陆氏宗谱》。据谱载，陆器，字祖容，系唐朝开成五(公元840年)状元。陆器的曾祖父陆贽，是唐朝大历年间进士，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十五史有传；祖父陆简礼，唐朝元和十二年(817)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监国玺兵部尚书；父亲陆宗阮是唐朝通奉大夫金吾卫长史。陆器有一子，名道显。据此，《重修常昭合志》在《选举志》中“陆器”条下增设按语：“邑《陆氏宗谱》世系载器字祖容，开成五年状元”等语，比起前志多了两项实质性内容。笔者去年也在我市后塍寻访到《陆氏宗谱》(世德堂本)，不仅查阅到上述文字，而且还有陆器的画像及像赞，像赞注明陆状元官至右仆射太子太师，进一步印证了徐兆玮当年的寻访考证言之不谬。
首开常熟藏书风气之先的脉望馆主人赵绮美，是清常道人。常熟县志在记述其事迹时十分简略：“生平损衣削食，假书缮写，朱黄雠校，欲见诸实用”读后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珍藏于张家港民间的《暨阳章卿赵氏宗谱》对脉望馆赵氏却有详细记述。原来，脉望馆赵氏系出章卿(今张家港泗港境内)，其先祖赵士鹏任宋代江阴知军，遂占籍，其后一支分迁常熟。赵绮美祖父赵承谦科举成名后曾多次回章卿祭祖，主持续修宗谱、修建祠堂等事。该谱载有50多篇人物传略、125则名人逸事节录，其中对赵绮美藏书事迹记述得尤为详尽、生动。谱载赵绮美嗜书如命，一生致力于收集孤本、善本，常亲手抄录并校雠刊刻，多部珍贵书籍由此得以免遭岁月湮没的厄运。他起初购得北宋建筑家李诫所撰《营造法式》一书时尚缺十余卷，乃遍访藏书家，于留院得残本3册，又设法借得阁本参考，而阁本亦缺六七卷。如此转辗苦觅，经二十余年努力始获全书。刊刻校雠中最为困难的是“图样界画”，他不惜以高价雇请良工高手重绘插图，终使这部具有很高价值的建筑学专著得以完整留传后世。此书今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均有收藏。
二、查考氏族源流和人口变迁
家谱是研究该地方的氏族源流、人口变迁的重要内容。晚清史学家缪荃孙主纂的《江阴续志》专设“氏族”卷，列举境内100个大姓的世系源流及重要人物，为后人了解江阴的望族名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一般修志中，都在“人口志”或“社会风土志”中记述姓氏和人口状况，但新修的部分县市志，大多记述过简，有的甚至不予提及。随着开放的扩大和社会的发展，海内外炎黄子孙越来越重视寻根问祖和姓氏资料的收集。希望在续修方志时加强氏族源流及其变迁资料的记述，弥补新志之不足。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家谱的作用，因为家谱在姓氏源流、世系变迁、族人分布等方面内容的详尽可靠是其他任何书籍都难以匹敌的，如徐姓为大姓之一，仅江苏境内就有300万人之多，港澳台和海外也有数万人，支派世系难以计数。明清以来，徐氏更是名人辈出，如江阴有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常熟有明右副都御史、著名清官徐恪，昆山有清代徐乾学三兄弟一为状元二为探花的传世佳话。他们之间有无家族渊源关系，查阅《锡山徐氏宗谱》(大统谱)，江南徐姓世系源流便一目了然。徐霞客先祖为千十一公，徐乾学先祖为千九公，徐恪的先祖为千十四公，其共同之祖为江南始迁祖、北宋名臣徐铉。徐铉经十一传至元代，育有17个叔伯弟兄散居江南各地，排名千一至千十七，其中千一至千五为常州、宜兴徐氏之祖，千六、千七、千八为苏州、吴江、洞庭、松江、上海之祖，千九、千十为昆山、无锡之祖，千十一至千十四为江阴、常熟、太仓之祖等等。又如，徐恪系明代成化二年(1466)进土，历官湖广左参议，河南右参政，左、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但有的古籍却称其“八都堂”，其中“八”又从何而来?查《徐谱》又可知，千十四公居渔梁，六传至徐讷，讷生八子，第八子即徐恪，是谓“渔梁八分”。今张家港市凤凰镇有八房巷，即为徐恪祖居之地。
通过查阅古代家谱，还可发现修志中差错。《沙洲县志》在“社会风土志”中设有“姓氏·宗谱”章，简要记述了境内9个望族的情况，其中对泗港赵氏作了如下记述：“泗港赵氏，系出天水，宋宗室，赵士鹏于宋绍兴年间出守江阴军，子不违定居章卿镇。孙善宥分居石桥。曾孙中发，癸未探花，定居大桥镇(今南沙乡境)”。经查阅对照《赵谱》，发现有数处不符：一是分居石桥者并非士鹏孙善宥，而是士鹏六世孙必塋、必岊，这在《赵谱》的本序和首次修谱的《嘉靖戊子修谱序》中记述得十分清楚；二是“曾孙中发，癸未探花”句中，癸未探花名赵良发，又名赵发，字达甫，不叫“中发”，江阴旧志也有明确记载；三是“定居大桥镇”句缺乏依据，宋代章卿属崇仁乡，大桥属宝池乡，赵良发卒葬崇仁乡砂山，谱中并无分迁大桥之说。
三、追溯地名历史和发展演变
地方志涉及众多历史和现实的地名，介绍这些地名的历史缘由和发展演变理所当然属于志书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在修志中，对地名的记述一般都较为简略，有的甚至不予记载。纵观江阴、常熟、沙洲新编县市志，涉及的重要历史地名有暨阳、梁丰、利城、澄江、杨舍、海虞、南沙、虞山、琴川等，对于得名由来，有的简略点到，有的未予提及。至于乡、镇、村以及重要的河道、桥梁的名称由来，不仅新编地方志中很少记述，即使在旧志中也是凤毛麟角，语焉不详。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应在续修或重修中予以补正。由于家谱一般都记述其始迁祖占籍当地艰苦创业、发展繁衍的情况，有的家谱还专设乡土小志，其中带出镇名、村名、河名、桥名等历史掌故，因而可以为方志编写提供较为翔实的参考资料。
珍藏于我市鹿苑民间的《海虞禄园钱氏宗谱》(以下简称《钱谱》)，始修于明代万历年间，经多次续修、完善，内容丰厚，其中专设《乡土小志》章，分常熟县小志、鹿苑乡小志、鹿苑镇小志等7节，对家谱涉及的重要地名都有记述。如，关于常熟，谱中写道：“以原隰异壤，水旱不能为灾，岁得常稔也；一称南沙，因东晋时曾改为县也；又称虞山，以虞仲得名；又称海虞，因东北滨海也；又称琴川，因城中有七河并行如琴弦也”。关于鹿苑：“相传为吴王夫差豢鹿之所，故名；又称禄园，取谐音也，元明时恒用之，故谱称禄园支”。《钱谱》还对庆安、奚浦、海城、马嘶桥、弘济桥、陈陆园等村名、路名、桥名、园名等来历，均有详细记述，不失为后人追溯、研究地名文化的珍贵参考资料。
史学工作者对“张家港”一词的由来存在着两种说法，一说是此河由元末明初张士诚所开，依据是江阴旧志曾有朱元璋在张家港境内巫子门与张士诚决战的记载，张士诚在此为备战运粮而开挖河道极有可能；二说是此河系当地张姓族人为灌溉农田而开挖的河道，依据则是《张氏宗谱(孝友堂)》，谱载明代万历元年(1573)，有始迁祖张南山自靖江南来，卜居香山北麓，开发圩田，遂形成村落张家埭。由于圩田常受涝渍，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张氏合族集议，将村旁小流漕拓宽成河。以后张氏又屡次拓浚，此河遂成灌溉、交通的重要河道。至清康熙二年(1663)，江阴县衙为修建马路，勘察丈量到此河发现无名，乃根据地方名贤建议，正式命名为“张家港”。显然，前者缺乏有力依据，属臆断推理，难以令人信服；而后者所记依据充分，事实清楚，可以作为史志工作者研究“张家港”地名历史的重要参考。
有的家谱还真实记述了地名的发展演变过程，从中可见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缩影。例如后塍是张家港境内的古镇、大镇，居民众多，商业繁华。可是，在元明之际此地还是江滨荒滩。据《后塍陈氏宗谱》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常熟陈少元兄弟三人来到此处，见沙滩衍沃，宜于稼穑，于是招募开垦。经数世蕃衍，陈氏人丁兴旺，分居前后村落，时人便有“前陈”、“後陈”之称。明末清初，住在後陈村的陈天益，在村中开设粮店，生意兴隆，引得邻人竟相效仿，村内逐步形成十几家店面的小街道，未几街市渐旺，“後陈开镇，实肇于此”。清代同治年间，外姓人大量迁入，陈姓日渐衰落，于是有人提议改“陈”为“塍”，塍者大岸也，陈氏初来时居住长江岸边，不失原意；改“後”为“后”，意为大岸两侧乃皇天后土、人杰地灵之处，“后塍”一词由此启用。至民国，官方行文均改“後陈”为“后塍”。
四、挖掘当地的历史古迹和人文景观
近年来，各地十分注重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文化遣存，发展文化事业。由于家谱除了记述聚居之地的历史沿革和自然环境外，还大多收录了与家族相关的人文古迹和名胜掌故，尤其是被岁月湮没的历史遗迹，充实到续志修编之中，或设专志编纂，大可作为当地文化资源和保护建设的参考依据。
张家港因建县设市较晚，在一般人心目中历史文化底蕴几近空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在上述《赵谱》中，记述了章卿“北带大江，南拱沙峰，西与大桥为邻，东与古琴(常熟)接壤，实当孔道”的地势特征外，还详述了境内三处名胜古迹：一是千年古刹章卿寺。江阴旧志仅是点到一句“建于东汉，在章卿镇”。《沙洲县志》亦仅列表记载。而《赵谱》不仅载有今已毁损的《章卿寺碑记》全文，而且还有关于此寺修葺、规模、归属等文献资料。明清间规模益增，香火旺盛，清康熙江阴知县耿庆撰文称“夫佛殿巍峨，禅房幽寂，岑楼广庑，井然有序，且古木千霄，修篁蔽日，诚一方之胜地，古佛之道场也。”属张家港境内最早的古寺之一。二是赵氏鼎魁坊。江阴旧志仅注明“在学宫东，同治年间后裔重修”。《沙洲县志》未载。而《赵谱》称鼎魁坊不仅江阴城中有，在章卿也建有同样一座。谱中收录两篇《重修鼎魁坊记》以及坊上刻录的章卿赵氏自宋至清37名进士，21名举人的详细名录，由此可见赵氏科举之盛在江南望族中可谓名列前茅。三是锡恩堂。锡恩堂是章卿赵氏祖宅，也是张家港境内古迹之一，由于年久岁远，此堂今已不复存在，新旧志书均失载。《赵谱》所载《锡恩堂记》却有详细记述。
在《钱谱》中，也同样记载了唐代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的启航地黄泗浦、建于唐宋年间的私家园林陈陆园、建于元代大德年间的广福禅院、建于明代由东南文宗钱牧斋亲笔题名的弘济桥、建于清代的滩里天主教堂、横亘鹿苑境内的古长江岸线海城等文物古迹，尤其是记载了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在境内屯兵留下的遗迹：如古镇庆安，因韩在此为母庆寿而又称“庆韩”；马嘶桥，因韩策马桥头，坐骑突然昂首仰天长嘶，桥因此而得名；韩世忠夫人梁红玉带领女兵采挖野芹菜以度饥荒，此野芹菜即为当地特产“弄里芹菜”等等，为张家港市记述了详尽的人文历史资料。
五、参考谱牒文献可提高新编方志的水平
大凡家谱的序言、像赞、墓铭、传略等，均有本族裔孙或姻亲中居官仕宦、学有建树者或当时名人学者所作，因此这些文章语句凝练，文笔优美，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还有一些家谱设有艺文卷，专门收录先人的奏疏、著述、诗词等，同样属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
以《陆氏宗谱》为例，该谱收集了陆氏先贤的众多画像和像赞诗赋，作像赞诗赋者大多为历史名人，规格之高十分引入注目。其中有西晋文学家陆机，唐代有魏徵、韩愈、李白、白居易，宋代有司马光、苏东坡、岳飞、文天祥，元代有赵孟，明代有刘伯温，清代有翁同和、蒋溥等。再如《赵谱》为之作序或传的有：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史学家徐乾学、松江状元唐文献、武英殿大学士严讷、清代两朝帝师翁同和、文学家李兆洛、篆刻书法家杨沂孙、武英殿协修孙原湘、刑部尚书庞钟璐等几十位名家。这些名篇佳作，叙事立论言简意赅，文笔流畅，大气磅礴，堪为修志续谱之楷模。
家谱中的艺文卷，用妙笔记述了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史料和文学双重价值。如《赵谱》中不仅记述了赵用贤参劾张居正的缘由、经过及被杖于午门的详尽始末，收录了赵用贤的参劾奏疏，以及事后所撰“一疏曾同九死余”名诗，表达了事主的切肤之痛和仰天浩叹，还记述了赵夫人为不忘其辱，将丈夫被杖落的股肉腌于缶中，常出示教育后人的生动细节，以及其孙赵士春高中探花朝圣当日所写绝句“青袍席帽也朝天，惭愧明时获进贤，拜罢迟徊寻碧血，先臣曾洒玉墀边”，描述了这位新科探花缅怀先人之情，各种人物栩栩如生，记事之详尽远远超过二十五史和常熟旧志。
家谱艺文卷中还记载了一些精彩的诗文。如赵用贤之孙赵士履，官当得不大，但为民办了不少好事。他在河间府任管河通判时，恪尽职守，深得百姓好评。《赵谱》中收录了赵士履所撰《松风草诗集》18首，其中在筑韩江堤时所撰《行河杂咏》中写道：“水势弥弥未肯降，堤成赖取石为。自惭荒度非前誓，只有孤忠血一腔。”“忍见行河于役难，梦余犹自发长叹。朱提慰劳非沽誉，甘苦聊同进一餐”。表达了他忧国忧民、与民同甘共苦的高洁情怀。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在经历了岁月浸蚀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家谱的史学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当然，由于家谱产生于封建时代，不可避免带有种种局限，需要后人加以鉴别和扬弃。相信在新一轮续修方志中，广大史志工作者一定能重视和发挥家谱的基础史料作用，把续修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作者单位：张家港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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