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应坚持“守正”　　

吴小如　　

顷拜读汪少华先生近著《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深感作者学有本源，功底坚实，“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故不惮词费，略陈鄙见，愿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的同行们（特别是中青年学者）都能耐心通读一遍，然后对照自己治学的心态和途径，或许有点参考价值。以我本人而论，不仅从这本书中学习到不少知识，且获得反躬自省改正错误的动力。它既是作者学术研究的成果，更是供人们反思自鉴的一面镜子。不得以其所论者只是古诗文中一字一句的小问题，便忽视了它在治学态度与途径方面所起到的导夫先路的作用。　　

一　　

在本书的《前言》中，作者开宗明义提出了他撰写的实践准则——“守正”。作者说：“所谓‘守正’表现为，首先，不轻易否定旧注成说，而应当探究其所以然……；其次，旧注成说有歧解时梳理考辨，审断从善；第三，纠正现代辞书与今人新解的偏误，并阐述致误的原因。倡导‘守正’并不排斥发明，但发明的前提是守正。倡导‘守正’的意义是，在古籍整理、辞书编纂和语文教学领域乃至全社会语言文字应用中，建立和强化古诗文词义训释的学术规范，阻遏穿凿附会、少见多怪倾向，防止以讹传讹，乱人耳目甚至可能误人子弟（的偏差）。”（《前言》，3-4页）全书分十四讲，每一讲对古诗文中一字一句的训诂，不仅求其准确的涵义，并且从此文此诗写作的时代 ，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习俗的背景来判定这一字一句的解释为什么应当如此而不应当如彼，这就不是孤立地只从一字一句的单纯释义上来看问题了。由此可见，作者的眼光不局限于训诂学一隅，而能放开视野，来判定这一词一句究竟应如何理解才符合实际。如果作者没有广博浓厚的基本功，是不可能如此有的放矢而一发中鹄的。可我们当前不少的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恰恰缺乏的正是这种扎实的苦功夫、硬功夫，从而出现一些对古诗文字句的理解望文生义、臆断妄测的曲解谬论。照我看，这不仅误人子弟，而且要误人父兄、贻误来者了。　　

二　　

从“守正”的规范出发，我作为一个老教书匠，首先从这本书中获益的是必须老老实实承认错误，虚心接受作者对自己的批评。我也拟出一条自省的准则，即应以诚恳的态度“服善”。只有真正服善，才能使自己进步，并在今后尽量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仅就本书所指出的，我在课堂的讲义中所犯的错误至少有四条。现逐一列出，除向作者致谢外，还要向听过我的课和看过我的书的“上帝”们致以诚挚的歉意。　　

1、   我在《国语·召公谏厉王止谤》一文中把“其与能几何”的“与”字讲成实词，认为应作“助”解（见《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拙著《古文精读举隅》）。而本书作者除备引各种讲法（如王泗原《古语文释例》等）外，并根据《国语》文本自身的若干句例，把“与”字与上下文连读解为反诘语气副词，这就很具说服力。而我则只是就文论文，没有遍检《国语》和有关古藉，仅凭己意臆断，看似文义可通，却误解了原文。　　

2、   我在《国语·勾践灭吴》文中把“生三人”、“生二人”讲成生三胞胎、双胞胎，没有如本书作者根据古代习俗制度来理解文义，实在是武断臆测，以致贻害他人。除承认自己无知外，更应向受拙解影响的各家选本的编者和读者表示歉意。　　

3、   我解释《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中“持其踵为之泣”一句是望文生义。当时我根本没有细绎《三礼》和其他古籍，不知古代母亲在送女儿出嫁前要给她亲自穿上一双由夫家送来的“屦”（鞋），从而才可能“持其踵为之泣”。而且当时的妇女（包括赵太后这样的贵族女性）是不允许走出“祭门”（宗庙之门）的，当然不会由太后把女儿亲自送上车，所以才出现了强不知以为知的常识性错误。记得本世纪初，与已故门人倪其心教授闲谈，其心说，现在讲文学史不治《三礼》是不应该的。我虽同意他的看法，但我对《三礼》也只是浅尝辄止。尽管我对《礼记》中若干篇曾认真读过并给学生讲过，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中的资料我也充分利用过，但对古代礼制毕竟“不求甚解”。通过读汪君此书，我才真正感到自己读书实在是太少了。　　

4、   我在拙文《听父亲讲<孟子>》中曾强调《孟子》首章梁惠王说的“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和孟子答话中的“亦有仁义而已矣”的“亦”字是落实到具体涵义上的，与现代汉语中的“也”字涵义相同。其说早见于金圣叹的《唱经堂才子书》。文章发表不久，便有专家撰文同我商榷，当时我并未再写文章应对。这次读汪君书，他在谈《赵威后问齐使》“岁亦无恙”句时着重谈及“亦”字用法，认为它不过是个加强语气的虚词，并引用了若干同类例句，极有说服力。我回忆父亲当初给我讲《孟子》时，只是强调文章修辞的写作技巧，并非从训诂本身去考虑问题，因此才出现了穿凿性的理解。　　

此外，我对“滥觞”和《曹刿论战》中的“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这些习见的例子，也有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考虑；这次读了汪君大著，才心悦诚服地赞同他的意见。　　

三　　

我认为本书给人以最大的警示，是第十四讲以《汉字拾趣》一书为例提出的“八忌”，即：一忌不明文献体例，二忌引文与叙述语不分，三忌注文与本文不分，四忌以流为源，五忌出处不确或不详，六忌擅改原文，七忌不明文章而破句，八忌误解妄说。其实这些毛病并不限于一部所谓的“学术著作”，只是这本《汉字拾趣》显得太突出了。奉劝今天的某些自命不凡的“学者”，切勿蹈汪君所指出的这“八忌”覆辙。要想使学术真正规范化，绝对不能借“学术”的幌子作为自己欺世盗名的工具。作者在书中对目前学术界某些心态浮躁、不肯用功读书的人，或举其一片浮夸、哗众取宠；或举其主观武断、少见多怪；或举其缺乏自知之明而妄逞臆说……，其本心还是与人为善，希望当今的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都能以“守正”为规范，认真做学问，为我们国家和社会做出真正、实在的贡献，为文化事业添砖加瓦。所以我才建议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同行们，能认真读读这本书，从而因小见大、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庶几不负作者的一番苦心孤诣。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史和文字训诂学者。本文载于《文史知识》2009年1月<第一期>  “特别关注”栏  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