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名人信札，长江水师提督吴家榜

吴家榜乃桃江峡流溪吴氏继先公十五派裔孙

桃江峡流溪吴氏
始迁祖继先公，原籍江南江阴，明永乐6年（1408）携子文政、文献迁居益阳峡流溪，厥后文政子孙转徙他方，分居黄泥湖、史家洲、龚家坪、鹿鸣桥等地。今椒衍蕃盈，聚居峡流者多文献后裔。自清乾隆14年（1749）至1943年七修族谱。十五派裔孙吴家榜，光绪间署理长江水师提督。

修山矗立于湖南省 桃江县资水之滨，是一座峻峰如削，而又状如裸女的峰峦。她头枕青山，长发飘垂，仰面青天，下颚高翘，细腰小腹，乳峰隆起，伸臂张腿，那白练般的一线山泉从两腿的山坳里飞流而下，悄然注入江中。 这巨幅大自然的杰作，仿佛要勾勒出中华民族最古老祖先女娲氏的豪放而坦荡的轮廓、为母系氏族时代永刻一道痕迹于人间似的。这样，夙称有“山川之胜，人文之薮”的修山，其自然形胜也就够润目怡神了。

“我听人说，桃花江是个美人窝......”，这首出自益阳女婿、作曲家黎锦晖写的“桃花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国内洋场广为流传，解放后被斥为靡靡之音，进入九十年代时，电视节目里公开播放起这首歌，电视台还为此专门制作了专题片，解释说，黎锦晖不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曲家，而且是一个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民族主义者。桃花江自古就出美女，之所以出美女，是因为这里的山美水美人更美......地方政府为有这首歌曲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溢于言表。

益阳出美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说白了，还是前面所提到的，攻打太平天国起家的长江水师提督、一品大员吴家榜解甲回乡的原因。当年，吴提督伙同他那一帮闯天下的弟兄们衣锦还乡，带回上百名宫女和江淮美女，一时，在益阳成为一件亮丽的风景和街谈巷议的美事，并使张飞庙改名为三圣殿，自然，这些外地美女的基因也在益阳流传了下来，再加上大码头文化的兴起，也使这里美女云集，这都成为以后益阳出美女的原因。黎锦晖写桃花江是个美人窝的时侯，正值第三、四代的时期，远距离联姻的人口优化的效应在这里得到了检验证实。

据清《二十五史》清史稿 记载：吴家榜，湖南益阳人。入水师，初隶杨岳斌营。咸丰十年，从黄翼升破贼殷家汇，枞阳，遂归其部下。菱湖、铜陵、泥汊口、运漕镇、东关诸战，皆有功，累擢守备。同治元年，从攻金柱关、东梁山、芜湖，擢都司。从黄翼升援上海，迭破贼北新泾、四江口，败援贼於江阴，赐号敢勇巴图鲁。领淮阳水师前营，克无锡，擢副将。三年，江宁复，录功，以总兵记名。四年，追叙克宜兴、荆溪、溧阳功，以提督记名。七年，从黄翼升赴直隶防运河。捻匪平，晋号讷恩登额巴图鲁，授瓜洲镇总兵。光绪二年，兼署长江水师提督。十八年，卒，附祀彭玉麟祠。

周扬（周起应）夫人吴淑媛的祖父“吴家榜是益阳羞山（也写作修山）人，羞山是有名的美女之乡。吴家榜是一个孤儿，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在资水操舟为业，往来湖湘之间，他人生得高大威猛，不甘做船夫。他在离开家乡时对乡亲们说：我不讨8个老婆不回来。

这不是一句戏言。清咸丰年间，吴家榜投入清军外江水师，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以不怕死出名，冲锋陷阵屡建奇功，由士兵及哨弁、哨官一直升到守备都司，最后升到长江水师提督，官至一品。听说吴家榜一身战伤衣锦还乡之日，在羞山下搭了一个台子，他自己坐中间，8个老婆分坐两边。那8个来自江淮的美女坐在台上，让乡亲们大饱眼福。在这个台子上，敲锣打鼓唱了3天大戏。吴家榜的传奇一直流传到如今。也为地方史所记载。吴家榜重义疏财、他做官后在他任职的扬州、镇江、瓜洲一带广结善缘。还捐出17000两银子，为益阳永远增加文武秀才名额各1人。”

湘北人说，益阳的桃江美女多，而益阳当地人说，修山出美女，是源于吴家榜功成名就后带回江南8个美女老婆，有美女基因
吴公馆就坐落在“乾元宫”下首第二个门面，现在还残存有吴公馆后面一小部分房子。

黎锦晖写的“桃花江”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xMDUwODQ=.html

吴朝杰即是吴家榜考
            ———从李鸿章的一篇序文谈起

近日翻检《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 2000年版)，偶见李鸿章序文一篇。乃李氏为湖南益阳胡泽漳《易学一得录》所作之序。近二十年来，学术界研究洋务运动用力颇多。有关洋务运动代表人物资料的挖掘整理亦成果甚巨。《李鸿章全集》⑴即是其中重要之成果。然翻检该书数过，未见上述序文。而且，更重要的，是该序中所提及的“吴朝杰”并非实名，实即《清史稿·列传》二百二中之“吴家榜”，兹录述李氏序文如下，并谬为二吴之考，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李鸿章序文

易学一得录序

李鸿章

益阳胡生少珊，自其少时有声乡里。尝为甘石堪舆之学，以久无所得，一切弃去。中岁潜心于易，凡汉、宋以来著述诸家，靡不涉猎。著有《一得录》二卷，大旨以邵子《皇极经世》、朱子《变卦图》为宗，间以已意折衷。旁及奇门、壬遁、相宅、相墓之说，其《自序》、《凡例》言之綦详。夫《易》之包蕴至广，盈虚消息，本于自然，而阐述纷纭，莫衷一是。大抵言义理者，每苦其奥衍，而莫测端倪；言象数者，多失之穿凿而不可究诘；下至卜筮者流，又各以已意强为附会。其说悠谬诡谲，尤为儒者所不道。胡生附录亦颇近于术数，揆诸讲易家，言不必尽合而犹不睽于正，时能自申其说。瓜洲镇吴君朝杰展觐过津，出以相示，乞为弁言。余嘉胡生用心之勤，又重嘉吴君之请，述其梗概，序而归之。胡生名泽漳，文忠公族人也。方文忠盛时，湘人士奔走辐辏，争自表见以名于时。胡生独闭门研经，以布衣老其身。殆亦狷介自好之士也。光绪三年岁次丁丑秋九月,合肥李鸿章。

文后钤“李鸿章印”、“少荃”二印。

    按：此序见《四库未收书辑刊》贰辑第3册《易学一得录附犹贤编》书首。

    胡泽漳，字少珊，湖南益阳人。胡氏是书，孙殿起《贩书偶记》著录(2)，谓“光绪四年刊”。付梓前，曾乞序于清季另一大佬曾国藩，且已获应允。因曾氏突然辞世，遂又向李鸿章乞序。书首胡氏《一得录凡例》述之甚详：

    此书成于辛未（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笔者）夏月，曾托吴军门呈于上湘曾文正公。蒙文正公许可，因得见于金山。坐语移时，丐其赐序付梓。文正公首肯。时文正公为两江总制巡边。书呈于清江浦。文正腊底方归署。壬申（同治十一年 公元1872年 ——笔者）吴君往贺新禧，文正满拟赐序付梓，不意二月四日文正公无疾骑箕。侯门似海，并遗稿亦不可得矣。旧岁重蒙吴军门入觐，又代漳向李爵相请序……

李鸿章的易学观如何，未见有学者研究。李氏序云：“《易》之包蕴至广，盈虚消息，本于自然，而阐述纷纭，莫衷一是。大抵言义理者，每基其奥衍，而莫测端倪；言象数者，多失之穿凿而不可究诘。下至卜筮者流，又各以已意，强为附会。其说悠谬诡谲，尤为儒者所不道。”可视为李鸿章之易学观及对易学研究史的总结。序文对《易学一得录》，并无一字赞许，反有“胡生附录亦颇近于术数”之语。盖并不以为然，为之作序，是有碍吴家榜“之请”。《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亦谓“……全书之陋如此者多。不足取也。”(3)

   “文忠公”即为清朝中兴之臣胡林翼。胡林翼（1812—1861）湖南益阳人。字贶生，号润芝。胡达源子。湘军首领，因****太平天国革命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被史学家称为“中兴三名臣"，卒谥文忠。所著《读史兵略》46卷，奏议、书牍等。卒后辑有《胡文忠公遗集》，今经整理补充，岳麓书社一九九九年出版《胡林翼集》。

二、吴朝杰为吴家榜考

    李氏上引之序除了可补海南出版社《李鸿章全集》之缺而外，还为清史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颇为有益之线索，即李氏此序和胡泽漳的有关说明中所称引之“吴朝杰”并非实名，而实为《清史稿·列传》二百二所载之“吴家榜”。而且，也可以更正《曾国藩全集》、《彭玉麟集》⑷的整理者将吴朝杰、吴家榜列为相异之二人之误。现谬考如下：

我们以为，李氏序中所言“瓜洲吴君朝杰”、“吴军门”与《易学一得录》正文卷端记为“同邑（益阳，笔者注）吴军门朝杰梓行”者并非实名，实乃《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吴家榜”条所载之“吴家榜”：

吴家榜，湖南益阳人。入水师，初隶杨岳斌营。咸丰十年，从黄翼升破贼殷家汇，枞阳，遂归其部下。菱湖、铜陵、泥汊口、运漕镇、东关诸战，皆有功，累擢守备。同治元年，从攻金柱关、东梁山、芜湖，擢都司。从黄翼升援上海，迭破贼北新泾、四江口，败援贼於江阴，赐号敢勇巴图鲁。领淮阳水师前营，克无锡，擢副将。三年，江宁复，录功，以总兵记名。四年，追叙克宜兴、荆溪、溧阳功，以提督记名。七年，从黄翼升赴直隶防运河。捻匪平，晋号讷恩登额巴图鲁，授瓜洲镇总兵。光绪二年，兼署长江水师提督。十八年，卒，附祀彭玉麟祠。

遍查载籍，未见吴朝杰传记资料。但由上述可知：其一：二吴均为湖南益阳人；其二：其时二人均职任提督(按：军门者，清季专命武臣为提督，以总军务，军门遂成提督之敬称）；其三：二吴均与“瓜洲”有关。同时代，据此三端推断，吴朝杰恐即吴家榜，朝杰恐乃其字。详证如下：

据上引《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吴家榜卒后附祀清末另一重臣彭玉麟祠，而吴朝杰与彭玉麟亦甚相友善，两事恐非巧合。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湖南省衡阳人，号刚直。有《彭刚直公诗稿》、《彭宫保函稿》、《彭大司马手札》、《彭玉麟家书》等。湘军将领，随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亦乃****太平天国之有功之将。累官水师提督，授兵部右侍郎，加太子少保。光绪九年（1883）擢兵部尚书。先吴家榜二年卒。岳麓书社新近整理出版的《彭玉麟集》中有数处提及吴家榜、吴朝杰，现分列如下：

一、《彭玉麟集·上册·奏稿、电稿》（括号内为本册页码，下同——笔者）：

同治三年《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附保单》六月二十三日：……花翎尽先副将陶树叫、吴家榜、易洪达……均请以总兵记名简放；（第149页）

同治七年《拟补长江水师各缺并续陈未尽事宜折·附件一》三月初五日：……长江水师瓜洲镇总兵，拟以记名提督吴家榜借补。（第181页）

光绪七年《筹办焦山以下江阴以上海防片》二月二十七日：……饬派瓜洲镇总兵吴家榜就近调标将弁……臣以饬吴家榜……（第294-295页）

光绪七年：《复奏加意筹备片》二月二十七日：……再会同瓜洲镇总兵吴家榜……（第297页）

光绪十一年《密保海防将才片》七月初七日：……瓜洲镇总兵吴家榜……（第472页）

二、《彭玉麟集·诗词、联语、文集、书信》：

《佛顶山摩崖题名·自注》：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江苏提督李朝斌……记名提督水师瓜洲镇吴家榜，均题名此崖。（第55页）

同治十三年《复李成谋》十月三十日：……朝杰镇军派弁拿获劫江大盗，尤以为喜。……（第430页）

同治十三年《复李成谋》九月初九日：……尚祈吾弟偕朝杰时加查察，……（第441页）

稍加分析即可明白，彭玉麟在奏稿等正式场合直称为“吴家榜”，而在私人书信之中，则呼为“朝杰镇军”。“镇军”者，武官名。三国魏始置镇军大将军，其后历代均有镇军将军。宋以后废。清代则以镇军为总兵的代称。则“朝杰镇军”即是上述《列传》中(同治)七年“授瓜洲镇总兵”之吴家榜。可见二吴实为一人。朝杰者，吴家榜之字也。《彭玉麟集·中册》的整理者在《本册人名索引》中分列为二人者，⑸恐误。另外，同时代人吴大廷《小酉腴山馆主人自著年谱》卷二：“（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五鼓，开行……至吴江，与雪翁遇。雪翁留饮，同泊夹浦；阅其奏牍、诗稿。李质堂、吴朝杰先后來，同饮。至三更归舟，质堂、朝杰又谈至四鼓始去。”“雪翁”，即彭玉麟字之尊称，“质堂”者即李朝斌之字，由上推之，“朝杰”即吴家榜之字，吴朝杰即为吴家榜。此处三人均以字号称。

    再，“吴朝杰”、“吴家榜”者，在《曾国藩全集》中亦多有提及。称“吴家榜”、“吴朝杰”之场合同于上述《彭玉麟集》。⑹且“吴朝杰”、“吴家榜”亦均有整理者所编相异之索引条目，恐亦误。（需要说明的是，《曾国藩全集》中有几处在正式场合中亦作“吴朝杰”。但据曾国藩《日记》（三）第1888页与吴朝杰同称的李勉亭在与袁保庆（字笃臣）同称时用的是字，所以可推断出“朝杰”是吴家榜之字。那么曾氏《全集》中它处称吴家榜为“吴朝杰”当为误。）

杨瑞彬、刘明祥主编《镇江古今建筑》中言“文昌阁，原名文星阁，后毁圮。清光绪六年（1880）江海设防，瓜洲总镇吴朝杰驻防焦山，见文星阁上可远眺形胜，又利防务瞭望，阁下券门可作过街楼。遂筹款重建，自然庵主六静主其事。阁成，改为现名。”⑺此吴朝杰亦乃吴家榜也。

注释：

⑴《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9

⑵孙殿起 ： 《贩书偶记·经部·易类》（卷一）， 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新1版。

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上册）  第一五六页，中华书局， 1993年7月第一版。

⑷梁绍辉等整理《彭玉麟集》，岳麓书社 2003年8月第1版。

⑸《彭玉麟集·中册·本册人名索引》第552页。

⑹ 详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五)( 岳麓书社，1994年12月版  下同)第2710页；《曾国藩全集•奏稿》(六)第3368页；《曾国藩全集•奏稿》(七)第4227、第4235页；《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第5915页。《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853、第1888、第1889第1899-1900、第1902页等。

⑺杨瑞彬　刘明祥主编《镇江古今建筑》 古吴轩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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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榜的孙女（吴淑媛）的故事

七坛甘草梅———周扬与吴淑媛

我曾与吴家故宅吴公馆比邻而居10年，那时，我既不知道吴公馆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这座画栋雕梁的豪宅里有过一位美丽的少女。73年以前，在鞭炮与鼓乐声中，16岁的新娘吴淑媛就在这座公馆的门口被人扶上八人抬的大红轿。据说，当年的婚礼轰动了益阳城的十五里长街，叫人羡慕的不仅是新娘的美貌和富有，更叫人羡慕的是新郎也是翩翩美少年，这一对新人如此般配，真像老天爷定做的一对。

新郎周起应（字杰生，号运宜，后来，因爱慕后妻江苏常熟人苏灵扬，改名为周扬）曾任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周起应的家是益阳名门望族。系三国周瑜之后裔。算起来周起应是周瑜的59代孙，周氏族谱明明白白这样写着。后来我看电视剧《三国演义》，但凡看到周瑜与小乔的画面，不由想起周起应与吴淑媛这一对。我惊叹历史的重复，惊叹基因经历千年的传递还能如此准确无误地表达。不能否认，被人誉为美男子的周扬身上就有周公瑾与小乔的血脉。

从周瑜到周扬，这59手接力棒是怎样一棒一棒传递的，人类这种传递的神秘不由人对造化肃然起敬。

周瑜与小乔是一种理想婚姻的典范，成为人们羡慕了千年的佳话。而73年前周起应与吴淑媛在益阳城里的颇为轰动的婚礼，也这一对美貌的少年夫妻成为当时人们羡慕的佳偶。

谁能想到，当年被人羡慕嫉妒的美满的婚姻会发生变故。当年那个美貌富有的新娘会在20年之后于抑郁贫病中死去。吴淑媛之死，所有认识她的人无不为她美丽善良的生命骤然结束而扼腕叹息。

美丽透明的娇小姐

吴淑媛乳名娇娇，人称娇小姐，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难怪周扬一见倾心。

吴淑媛的漂亮是有来历的，这要从她的祖父说起。

吴淑媛的祖父吴家榜是益阳近代史上一个传奇人物。

吴家榜是益阳羞山人，羞山是有名的美女之乡。吴家榜是一个孤儿，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在资水操舟为业，往来湖湘之间，他人生得高大威猛，不甘做船夫。他在离开家乡时对乡亲们说：我不讨8个老婆不回来。

这不是一句戏言。清咸丰年间，吴家榜投入清军外江水师，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以不怕死出名，冲锋陷阵屡建奇功，由士兵及哨弁、哨官一直升到守备都司，最后升到长江水师提督，官至一品。听说吴家榜一身战伤衣锦还乡之日，在羞山下搭了一个台子，他自己坐中间，8个老婆分坐两边。那8个来自江淮的美女坐在台上，让乡亲们大饱眼福。在这个台子上，敲锣打鼓唱了3天大戏。吴家榜的传奇一直流传到如今。也为地方史所记载。吴家榜重义疏财、他做官后在他任职的扬州、镇江、瓜洲一带广结善缘。还捐出17000两银子，为益阳永远增加文武秀才名额各1人。

吴家榜带回的那8个美女其中有一个是吴淑媛的祖母。每年7月，吴公馆举行祭祖活动时，那8个美丽的祖母的画像都会挂出来让后代祭拜。

吴淑媛的母亲不是益阳人，她本是扬州艺妓，人长得高挑好看，娘家姓周。吴淑媛父亲弃世时，吴淑媛和她的兄弟尚小。吴周氏是妾又不是本地人，族内未分任何财物给她，于是她牵一双小儿女，披麻带孝闯公堂，据理力争，使她分得了吴公馆及羞山乡下的大片田庄。

吴淑媛是她母亲掌上明珠，真是含在口里怕化了，托在手心怕打烂了。娇娇从小在这种至贵至尊的环境里长大，备受呵护疼爱。她只晓得读书绣花，不出吴公馆深闺，她的善良与纯真，使她对这个世界的险恶毫无应变能力，这与她的天性和生存环境有关。

我从听到七坛甘草梅子的故事而后走近吴淑媛，我从吴淑媛的故事中走近了另一个主人公周扬。

作为一个益阳人，我对这位老乡周扬的感觉是隔膜的，我没见过他本人，也没听过他的报告，亦没读过他的理论。对于左右中国文坛（形式上是这样）几十年的重要人物，我既感觉不出亲切也生不出敬畏。但我听很多人说过周扬，但凡在50或60年代，抑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听过周扬报告的作家学者无不为之倾倒，并由此产生敬畏甚至崇拜。这种崇拜，叫今天的我们己不易理解。我出于好奇翻开一本《周扬近作》，读那些白纸黑字，我想：使人倾倒的也许不仅是那些理论，还有周扬的风度、气质乃至仪表。看来，周扬不仅仅以他作为理论家的一种魅力和文艺领导者的权威征服别人，更重要的是以他的形象及学者的睿智赢得了崇拜。

近年来，文坛对于周扬的话题仍在继续。周扬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与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坛的是非纠葛缠在一起，不断有人在拆这团乱麻，不断有人在探究周扬的心灵世界。我是无意中走近这个话题，也无心去拆那个复杂的麻团，我不过是在提供一种研究周扬的更为广阔的背景而己。

神秘的周氏家族

益阳板桥周氏是益阳的名门望族。从益阳城西魏公庙过资水，便是资水南岸最末一条支流氵志 溪河入资水的河口。一踏上风景秀丽的氵志 溪河谷，沿着这条小河走，两岸的山林田园，方圆几十里土地都是周家的。隔不远便有一座天井连天井的黑壳大瓦屋组成的大宅院。不用问，那些大瓦屋都姓周。周氏族内以邓石桥涧山大屋最大，绵延有72个天井。氵志 溪河岸有一集镇名新市渡，上岸往西走3里便见一带树木掩映的丘岗，丘岗下有一青砖瓦屋相连的大宅院，大院面对一大片水田。宅院的围墙上写有“肃静”“回避”4个灰白色的大字，这一栋完整的庄园便是新市渡莲庄湾周家大屋。

周家大屋东倚绵延的丘陵，西对一湾上百亩的良田。黑铁皮包的大门，门上有铁环。进大门是轿厅，轿厅过天井是中厅，中厅而后过天井是内厅，内厅特别大，横梁上悬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厅的两边是相对应的横屋，两边横屋各有堂屋厢房客房杂屋厨房等。全院有20处大小天井，天井里有茶花树、桂花树、芭蕉树，天竹和芙蓉。两边房子都有后院和水井，后院倚山，有梨树、枣树、木瓜树。

周扬父亲刚死时，周家家境尚好，每年能收700多担租，家有5个佣人。周扬父亲死后，家业开始破落，家里的田只有卖出没有买进。

周扬2岁时，父亲死了。周扬对于父亲没有任何印象。这自然影响到他后来自己做父亲。

我从周氏族谱上读到周扬之父周稚仙墓地详图。那墓地地形图图案本身特别好看。墓址在血脉村象鼻山。我不知周扬生前有没有读过那本族谱。那是一套记录着他的家族来路和去路的几十本线装书。也许，周扬对他的来路和去路都不感兴趣，周氏宗族的辉煌对于革命家的周扬也许会躲之不及。

翻开周氏族谱，仿佛摸到一条条扑朔迷离的人的传递的链索。那一册册尘封的卷帙记录了周氏这一支在600年来的兴衰与发展。

周氏这一支的祖先是明成化年间由江西吉水迁至益阳15里裴家村的。当年的祖先只是一对夫妇。从那里起至六修族谱的560年内，周氏宗族发展的为嵩、岳、泰、衡4支，总人口6000余口，清朝几百年间，周氏族内官至知府督府的人的无数，传说周家有“48顶红缨官帽子”。在益阳的民间传说中，《周家涧山》的故事在益阳无人不知，那个故事是讲述周氏怎样发家的，故事说周氏祖婆心善，寄居在她家的地生（风水先生），因被其善良打动给她看一处“牛练凼”的阴宅地，并嘱要有：“鱼上树，马骑人，头戴铁帽子”三样东西到齐后才可下葬。这样可以大发。祖婆的儿子周伟东在娘死后，一切按地生要求，先买一条鱼挂在树上，时辰快到时，己挖好穴，这时看热闹的人中有一木掮一木马（木匠的工具）另有一人买一口新铁锅顶在头上，时辰一到，鱼上树，马骑人、头戴铁帽子的人都己到齐，周伟东吩咐宰鸡下葬，不期刚宰下的鸡被一黄鼠狼拖了就跑，周伟东穷追不舍，见黄鼠狼潜一洞中，周伟东不甘心，沿洞一掘，竟然掘得一缸金、一缸银，从此，周伟东成了大财主。

这个传说还有几个版本，不管这传说如何荒诞，但是周家在六百多年内繁衍出这么多人丁，获得氵志 溪河两岸的大片土地，造就无数地主，这显然与周家祖先的暴富有关。至于周家祖先是什么机缘暴富的，在这几千人丁的子孙中，竟无一人知晓。

周家的土地都是氵志 溪河两岸方圆几十里，这几十里之间没有别姓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丰富的金矿。近年来，邓万桥、谢林港一带的农民有好多人因挖金发了财，周家当年的暴富可能与这片土里的黄金有关。

我见过周氏族内的许多人，但凡见到板桥周氏这一族，我总习惯读他们的脸，他们的五官总有一种不同于旁人的气势。饱满的天庭，开阔的脸庞，周正而注目的鼻梁，疏朗而漂亮的眉眼，他们人中都比较长，耳廓厚实耳轮长。他们的个子都比较高大魁伟，在南方较为少见。周氏家族的仪表是一种华美和福相的体现，美男子周扬就是代表作之一。

我看过周扬的照片，接触过周扬的子侄和远亲，也研究过周氏族内的许多人的脸，我惊慌地发现，这个家族的人的形象是那样相近，在繁衍的枝枝蔓蔓中总摆脱不了那种写在外表上的贵族血统。我的阅读和发现常常使我感到兴奋。

益阳人像所有南方人一样，长得高大的不多，然周氏一门不同，像周扬一样南人北相的就很多。美男子周扬是集中了周氏家族的典型和特征。他的形象是一个家族的代表。

陷入“篱棘”的二少爷

周扬是周家最小的儿子，人称二少爷。二少爷小时候长得细皮嫩肉，圆团团的大脸，大脑袋、大眼睛。人家都说二少爷长得像小狮子。然而这个小狮子可不是一个易长成人的主。周扬小时候很难带，请了几个奶妈都带不住他。他有时候睡到半夜里还要起来玩，2岁时还吃奶。喜欢牵着奶妈的手要去看猪罗罗。最使周扬母亲担心的是，童年的周扬多病，他一睡到床上就看见蚊帐外有许多东西，各种昆虫动物，都是叫小孩子害怕的东西，益阳人称这种现象为“插篱棘”。插篱棘的人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动物和鬼，整日不得安生。周母请来师公道士驱鬼画符，不让周扬走出这所院子。

这位二少爷不仅看见鬼，还爱哭。周扬12岁做了舅舅，他到姐姐家看外甥。他喜欢刚生下来的小外甥。从姐姐家回来，刚从轿上一下来，人家问：你外甥长得乖不？周扬不答，却扑在床上大哭起来。

周扬1974年从秦城监狱出来时，连续3天不会讲话，只晓得见人就哭。

周扬的脆弱、敏感、爱哭都是与生俱来的，这影响到他的健康，他从小体质很弱。

莲庄湾的周家大屋有一种神秘，森凉的气氛，我听周扬子侄辈多人说过那座后厅闹鬼。大屋里的孩子们，即算白天也不敢独自一人从那个阴森森的后厅里走过，总觉得有人跟着。大厅的梁上常常爆出各种响声，这里一下，那里一下，有时候是木头炸裂的声音。周扬的大外甥胡有萼以及从城里来乡下避难的人都说在那屋子里见过鬼。

周家大门外的田埂下有处深不见底的涵洞直通周家大厅，涵洞有大鱼藏身。说起那个涵洞，周家人都觉得神秘恐怖。

这座大屋，是不是因为男主人28岁暴亡后才变得如此阴森恐怖的呢？

周扬不喜欢这座宅院，很小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在床上穿衣时。他说：“妈妈，我们家要这么多房子做什么？这些屋子终究要分给别人的。”周母听后，大吃一惊，小伢子家何出此言？周扬十来岁时，曾把家里神龛上的木雕祖宗菩萨全都扔进池塘里。

周扬之母周继芳是一个不寻常的女性。周扬从小失父，少年教育与母亲有关，周扬母亲娘家姓刘，在娘家时叫刘喜菊。刘喜菊的名字有点俗，但人不俗。她的父亲在广东当县令，她从小读私塾通文墨。有次，她的叔叔到兰溪漆家桥考学，先生刘宜元出对：山中宰相。叔叔一时没对上，回家一说，想不到年幼的刘喜菊说：“咯还不易得，就对月里嫦娥啦。”叔叔把侄女对的对子说把先生听，先生一喜，还说对得好。这位先生后来为刘喜菊做媒，刘喜菊便嫁给了周扬的父亲周稚仙。周母后来还请这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周扬。老先生到周家来教书时，随同的挑夫挑了一担书，那一担书只是一套木刻本大字的《御批资治通鉴》。刘先生让周扬读《御批资治通》时，要周扬在御批一侧写自己的批语。这种学习方法很独特，不但在文字形式上与皇上左右论道，还可以批写与皇上相左的意见。私塾先生的意图是否有意培养学生的不畏上的精神人格，敢言人所不敢言，养成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刘老先生在周家后厅那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下，用自己的心血，要把这一担《资治通鉴》全部教给这位小弟子。如此说来，《资治通鉴》的阅读是周扬的“奶操”，“奶操”益阳话意思是指一种童年训练。这种训练将影响人的一生。刘宜元先生对周扬的作文指导也是一种严格的训练。周扬晚年对儿子周迈克谈及刘先生，总是感慨不已，他觉得刘先生对他的教育使他终生受用。他还告诉儿子，刘先生对他的文章不是很满意，曾在他的作文上批示：水至清则无鱼。刘先生意思是说周扬的文章不含蓄，一目了然，如此则成不了大器。刘宜元先生早在周扬的童年时代就透视到了他的将来，那个老私塾先生真是了不得。

如此说来，周扬在生命中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是违背了刘宜元的期望的。刘宜元对周扬在儿童期进行独立思考与精神人格的强化训练，实际上影响到他的一生，直到他走近生命的终结，还时常提到这位老先生。

1951年，周扬对长子艾若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当时的青年周艾若对“迷信”二字甚为不解。

直到1983年，周扬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他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使我们感到这些话出自周扬，也包括了他对自己几十年来的反思。这该是周扬人生历程中最具有价值的一页。

周扬晚年在医院里与儿子艾若十分感慨地谈到：“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若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周扬的话很实在。我翻开周扬译著年谱，发现他在30年代初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等国家的文学作品与艺术理论文章。1932年他就翻译了弗里杰的《弗洛伊德主义与艺术》。在那个时候，他就注意把西方的艺术理论介绍到中国来。他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据说译笔不错。30年代的周扬己经是一位才华横溢、视野开阔、思想敏锐的青年文艺理论家了。如果他就那样走下去，无疑是会很有成就的。直到晚年他回顾自己，才觉得自己没能够成为一位真正的文艺理论家而遗憾。

应该说周扬的中文与外文的扎实基础，都在童年和少年构成的。

因为乡下闹土匪，周扬的妈妈便搬到城里来住。周扬进入益阳一所有名的教会学校——信义中学读书。信义中学是挪威传教士所办，聘有多名外籍教师，学生英文都很棒。国民党的几位有名的外交家都出自该校。当年这所学校的学生不只是来自益阳本地。当年的湘潭人钱歌川、新化人谢冰莹都在信义中学读过书。周扬在信义中学读书期间，不仅学好了英文，从这里还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的启蒙。

周扬在信义中学读书期间，租住于益阳市乾元宫下首。益阳城是一条沿资水蜿蜒15里的麻石长街，乾元宫在益阳城街的中部，房东姚仁涛是一位私塾先生，在他教的私塾里有一女弟子是吴公馆的小姐名叫吴淑媛，她和周扬年岁相当，人长得很漂亮。姚仁涛看见周扬也长得很好，书又读得好、他便对周扬的妈妈说：“一个好伢子，一个好妹子，正好一对。”最后，由姚仁涛的父亲出面向吴公馆提亲。姚家与吴公馆相距很近，据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回忆，当年周扬邀一伴同学到吴公馆看亲，当时吴淑媛正在绣花，梳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周扬一看便满意，笑咪咪地回来了。

吴淑媛与周扬同年，大周扬7个月，1923年2月结婚时，吴淑媛刚满16岁。据老人们回忆，当年周扬的婚礼十分阔气排场，新娘坐的8人抬的大红轿子，接亲的队伍站满一条街，嫁妆中首饰珠宝就有一抬盒。陪嫁的丫环都带金耳环。吴家阔气，周家也殷实，周扬结婚不在自己家里，而是在益阳城的仁和码头租了一套房子。结婚时，因婚礼的排场与新娘子的漂亮引起了族内人的嫉妒。说什么：我们周家只结财主不结官门。族内一个叫曙胖子的无赖为首闹房。闹得把新房中的被褥全搬走，使周扬进不了洞房。婚礼后连续几天都不得安生，不断有人听“壁脚”“捅窗户纸”。后来周扬干脆把木窗揭起，两人睡一头，大声说：“你们要看尽你们看。”这样才把闹房的人平息下去。

周扬的婚礼似乎不太愉快。婚礼上，周家人觉得淑媛妈是姨太，小看她，故意不用正礼相待。去接亲的人有意不穿裙子，按理说不穿裙子接高亲等于光屁股。到了晚上拜过祖宗再拜长辈时，周扬没有对岳母双膝下跪，岳母生气了，执意要喊轿回家，周扬慌忙赔礼才作罢。周扬的岳母，这位扬州女子，这位漂亮体面的吴夫人，她把女儿交给这位周公子，从女儿离家上轿的那一刻开始，她的心便是悬着的。周扬才貌双全，是她中意的女婿。女儿的婚礼她是全力操办，她不能让周家人小看了她。她不想让女儿受委屈。

好在周扬结婚后，与吴淑媛感情特别好，这才使这位牵肠挂肚的妈妈放下心来。

据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回忆：周扬与吴淑媛这小俩口感情好，形影不离，连喝水都要共一只杯子一把壶。淑媛回娘家，即使落大雨周扬也要与她同去同回。

周扬初中毕业后到长沙读高中，也是和淑媛双双相陪，相互照顾，他让她读初中。周扬的学校是在长沙戥子桥的复初中学。淑媛随身丫环瑞云照看家，一家人读书住旅馆。后来淑媛怀孕休学，1924年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女孩欢宝宝，周扬16岁做了父亲，这个小名欢它子的女婴，不但漂亮，而且绝顶聪明，人见人爱。两岁多时，益阳街上的招牌字全认得，可惜这女孩只活了4岁。

周扬没念完高中，便去考大学，考上武汉的大学，看榜时是头名，因一同报考的好友没考上，没去。后来再读上海的大夏大学，只是大学也没读完。

周扬发蒙早，5岁读书，研墨要跪着研。周扬是善于读书的人，他读书不限于在学校读的那些。

周扬的姐夫胡祖荫是胡林翼的侄孙，胡祖荫是一个绝顶聪明人，书读得好，诗也做得好。他在世时对妻子说：“你家运宜和别人不一样，看的书也不同，可能会走另外一条路。”

在周家大屋时，周扬平时话不多，埋头看书，亦不理人。姐夫与兄长乃至嫂子都有点畏他，他看不惯便要说。周扬晚年回忆时对儿子说，那时，他是家里的“红卫兵”。

周扬结婚时己与哥哥分家，他分得周家大屋的一半和40担田产。他结婚后接着给母亲做40岁生日，钱很快用完了。从这个时候，周扬开始卖田，不几年，40担田便卖完了。

以周扬当年在上海西装革履出入舞厅结交明星的气派，自然靠稿费是不行的。

吴淑媛从小姐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位置，她有办法操持这个家。每次去上海，她总是从益阳带去一大包金首饰，她把金首饰换钱对付上海的花销。她把陪嫁的那一抬盒首饰用完了便双双回娘家取。吴公馆娘家像一座银行，那里有取之不尽的金子。周扬晚年对儿子周迈克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妈。你妈靠什么呢？靠你外婆给的首饰，金首饰一大包，就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年家里人来人往，益阳的林伯森，刘宜生都住在我们家，来往的人中还有地下党和左联的朋友。这么多人都靠你妈的首饰维持。你表舅（刘宜生）不想革命了，要我们一起回益阳，我不同意，他就把那一包金首饰全部拿走了。以此要挟我们回益阳，几天之后，他又回来了，把那包金首饰又送了回来。”

吴淑媛这位吴公馆深闺中长大的娇小姐，像一个透明的水晶人。当年，她有风流倜傥的丈夫和漂亮得像洋娃娃一样的儿子，她满足了。她一点也不相信这个家还会发生变化。她教儿子唱歌、跳舞，唱儿歌和电影里的插曲，她亲手给他们织各色毛衣。这些漂亮娃娃是她的作品。她感到十分骄傲。当年左翼影界把她的长子艾若找去演戏里的一个儿童角色，小小的孩子便进了摄影棚。这事儿极大地满足了吴淑媛作为一个女人的虚荣心。

吴淑媛甘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对周扬的革命事业全身心地支持。她认为运宜爱她对她好，她对丈夫的感情深信不疑。在上海时，她曾在丈夫的西服口袋里发现过异性写给丈夫的信，吴淑媛极为坦然地还给周扬。1928年，益阳有两个女共产党，因逃避追捕到上海寻求周扬保护，周扬与她们扮做夫妻和兄妹在一起另租房子住了20多天。这事情事先征求吴淑媛意见时，她也是不假思索欣然同意。周扬晚年在医院给儿子谈到这些往事时，总是要感叹：“你妈妈真是善良啊！那是人世间少有的善良。”

周扬不像吴淑媛，他对于父亲的角色，也许一开始就是拒绝的。

周迈克小时候听妈妈说：“在上海的时候，家里一旦有客人来，你爸爸说要把你们藏起来。他不愿意客人看到你们，他不愿让人知道他这么年轻便有了两个孩子。”

对于3个孩子来说，周扬逃避父亲的角色，逃避了14年，在3个孩子童年与少年时代，父亲是一个空白。

一本信笺和七坛甘草梅

1934年深秋，吴淑媛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送她带着两个孩子回益阳分娩。往常，周扬总要等到婴儿落地他才返沪。但这次没有，他没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他告诉吴淑媛，若是男孩子取名约瑟，若是女孩子取名亚密。周扬临走时，他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的信笺纸，那上面印了一只飞翔的鸿雁。周扬对淑媛说：“你要常给我写信哦！”身怀六甲的吴淑媛，接下了那本信笺，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爱的运宜会生二心，她没想到，她和他之间以后只能是信笺上来往的夫妻了。她当时更没想到，此行一别，和丈夫竟成永诀。

她原想夫妻别离时间不会长，生了孩子过一段即去上海。上海有他们租的房子有他们的家。大儿子已在小海念小学了。她与周扬夫妻12年，在上海呆了9年。她已经习惯了上海。然而天真的吴淑媛没有想到，她永远也回不了上海那个家了。

据陈子展先生对周艾若回忆说：1934年深秋周扬一家离沪的次日，他去周家，才知一家人己走，但门上挂了一件红色的女大衣，他说：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据梅志先生回忆，周扬在1934年从益阳再度返沪，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已经焕然一新，他已换下惯常穿的西装，着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有了另一个女人。人们再到周扬家，再也看不到那两个在矮桌上玩积木的漂亮的小男孩以及那个身穿旗袍的贤惠的周夫人了。

上海滩上周扬的新气象，远在几千里之外益阳城里坐月子的吴淑媛一点也不知道，她顺利地产下又一个漂亮的男孩子，她还沉浸在又一次做母亲的喜悦与忙乱之中。

三儿子满月之后，吴淑媛开始用周扬给他留下的信纸写信，浅绿色的信纸一页一页地寄出去了，然而信发出了却久久不见回信，再连去几封也依然杳无音讯。当她终于收到周扬的信时，周扬在信尾这样问她：你怎么老不给我来信呢？吴淑媛接到丈夫的信后笑咪咪地对儿子们说：“你看你爹爹，我给他写了好多信，他自己不回信，还说我老不写信。”现在看来，吴淑媛给周扬的信，也许真的没有到达周扬手中。

转眼到了1935年春天，新生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又白又胖。按理说，吴淑媛又该启程返沪了。这时，周扬来信，信上说，我暑假回益阳。于是吴淑媛放心等暑假了。

淑媛托人买了最好的梅子，周扬喜欢吃她做的甘草梅子，她开始为周扬做分别后的第一坛甘草梅子。

吴淑媛做的甘草梅子，又甜又脆，味道特别好。梅子做好了，孩子们想吃，但懂事，知道那是给爹爹做的。晒好的甘草梅子用一只粉彩瓷坛装着，放在雕花的红漆摆柜上。

到了夏天，暑假来了，周扬却不见回来，那一瓷坛甘草梅子没有人动它。

到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开始为周扬做第二坛甘草梅子。这时，周扬又来信了，说今年暑假回来，这已是1936年的春天了。吴淑媛根本不会想到其中变故，倒是吴公馆一位老佣人力劝娇小姐携子返沪，吴淑媛则说：“他不来接我，我是不会去的。”

果然，到了1936年暑假，周扬又没有回来，也在这一年，他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周扬仍保持与吴淑媛的联系，还给儿子捎过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可能是托人从外地买的。到1938年，吴淑媛还收到周扬寄来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吴淑媛读着丈夫的译著，一边动手为她做第四坛甘草梅子。

周扬的母亲这时写信责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母最耽心周扬发生婚变，她喜欢这位老实的不爱说话的二儿媳，怕她受委屈。周扬立即给母亲复信。信的大意是：我现在在肤施（延安）当教育厅长，我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还有一个最怕周扬变心的是吴周氏、吴淑媛的妈妈。吴周氏身染重病，生命危在旦夕。但她不放心。她爱女儿胜过爱自己。她还爱女婿和3个漂亮的小外孙。如果可能，她情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女儿的幸福。然而女婿数年不归，这意味着什么？她似乎明白了一切，又不忍心告诉女儿。为了女儿一家，她曾经把家里的金器一包一包地交给女儿。然而，她尽她所能为女儿所做的一切，并不能使女儿获得幸福。

吴母的病逝使这位从小在母亲卵翼下的女儿突然感觉天塌了。她只觉得眼前一片黑。

吴母埋在羞山附近。在母亲亡故的那些日子里，吴淑媛天天领着3个儿子和养女亚密一行5人，早饭后步行去数里之外的坟地。本来并不爱哭的吴淑媛把一世的眼泪都给了她母亲，她哭娘，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她开始是哭诉，哭的内容一天一天从不重复，然后是哭嚎，引得儿女们跟着她哭成一团，哭声惊动了山野人家，大家走拢来，扶了她回羞山长田坊的庄屋。她哭娘的坟，先是每天一次，继而隔天一次，连续哭了数月。

世间的荣枯难料，没想到阔气的吴家也会败落，吴淑媛唯一的同母的弟弟因投资经营袜厂不善，赔了大本。卖了乡间大片田产抵债。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穷人。吴公馆那一间她娘家的“银行”再也无力为她支付金子了。她带着3个儿子一下子陷入贫困。

与周扬的联系几乎中断，这期间周立波曾经从延安南下回过益阳，专程去看过吴淑媛。周立波当然不会把周扬在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这位远房婶婶。吴淑媛表示要跟周立波一起去延安。只是这个时候，她已经去不成延安了。

周立波的妻子姚陵华经常来看吴淑媛，孩子们看见她一来便与妈妈谈很久。她们谈的是什么，孩子们都不知道。

吴淑媛一下子由富家小姐的位置落到平民女子的分上，她居然也能操持起各种家务来。她找来破布条打壳子，为儿子们做鞋子，亲手做各种坛子菜，扑豆角、扑茄皮、扑辣椒和酸菜。这个时候，她带了3个儿子回到新市渡莲庄湾，周扬名下虽没有一分田了，那里的房子还是自己的。

城里和乡下都有闲言，说周扬在外面怎么了，但无论如何吴淑媛就是不信，她根本不相信周扬会爱上别的女人而离开她，她嘱咐儿子们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号人。”

那个时候的吴淑媛是个什么样子呢？她已经34岁了。我读到周扬小侄女周舜华一部没有写完的遗稿，发现一段有关吴淑媛的描绘：“大约我5岁左右，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婶婶，婶娘与3个堂兄及保姆一行5人从城里回到乡下，我的婶娘吴淑媛是益阳吴公馆家的千金，爱称娇小姐。婶娘长得十分美貌，高高的身材，皮肤白嫩，既圆又方正的脸盘，五官十分端正，眼睛特别发亮有神，眼皮儿是双的，睫毛是长的，嘴是抿的，下巴稍稍前翘，她兼有东西方女子的美，她的话特别少，脸上挂着掩盖不住的忧伤，她常常懒洋洋地倚门而立，失魂般的眼睛呆呆凝望着开井里的茶花树梢，一动也不动。她那倚门呆立的神情专注的样子，真像一尊青年美妇人的雕像。”

一张报纸结束了七年的等待

那个倚门望着天井中茶花树的美丽妇人，她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她心中的忧郁和痛苦，从不和任何人说。她这一辈子，从不和人争什么，也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即使她到死，也没抱怨过周扬。除了母亲死，她很少落泪。这位善良的女子把忧郁这一杯毒酒留在心中独自轻酌啜饮。不将自己的忧郁宣泄与人，这无疑是一种慢性自杀。

有一天，正读寄宿中学的长子艾若从学校回来，感觉周家大屋气氛紧张。从乡邻到家人都在传一张报纸，那一张报纸令全家人失色。因为那张报纸，使艾若的祖母，姑妈全都傻了。艾若再看妈妈，妈妈则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但艾若知道妈妈垮了。

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只知道那张令全家人失色的报纸透露了周扬的消息。

1996年6月我拜访周扬的二外甥胡有萼，才知道那张报纸是桂林办的《救亡日报》，报上登了周扬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周扬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信的末尾附了一句：“苏(苏灵扬)己进抗大，小孩己进幼儿园。”

信的末尾这一句对于莲庄湾周家大屋，无疑是一声晴天惊雷。

周扬的母亲不知如何面对这位贤德内蕴的二儿媳。

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忍不住落了泪，她想不到幸福美满的弟媳也重复了自己作为女人的不幸。

吴淑媛在7年苦苦相思中结构的爱情童话顷刻间瓦解，夫妻20年的情分，全被一张报纸否定，她没有一滴眼泪。

从此以后，吴淑媛病了。

开始只是脖子上长淋巴，一串串，很快成荔枝大一颗颗，继之全身浮肿，卧病不起，受尽折磨。

进城看过一次信义医院，外国医生只摇头，又回来了。

家中可变卖的东西不多，家人翻出几张珍贵的火狐皮，交给本族的一个姓周的去卖，后来连那个人都不见了。

病重的时候，请一次医生，便卖一个彩绘瓷坛，那雕花大柜上的坛子都卖光了。

吴淑媛重病的时候，她腹部有地方痛，她不吱声，只是用被子摁着，那被子被她摁破一块。她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不吱一声。她的房里静悄悄的，像没人一样。

吴淑媛病危的时候，己经吃不下东西了，但想吃一种粉皮，想吃新鲜包谷，还想吃一种北方的大梨。当她弟弟吴之清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一只新鲜大梨时，她己经吃不下了，弟弟俯身抱着姐姐，泣下如雨。

临死前的一些日子，她早已不能说话了，她望着3个儿子，指着柜子，想要告诉他们，又说不出来。她的意思是说那里的东西要保管好，孩子们打开柜子，从那里找到仅有的两枚金戒指，这大概是她最后的首饰了。她从小穿金戴银，不以金银为贵。她陪嫁的那一抬盒金首饰都是经她的手变卖的。出嫁后，她每次从上海回来，都要从娘家带走一批金首饰。在她看来，黄金这东西不值什么。她己经陷入贫困多时，为什么还会有金首饰呢？是不是周扬送她的信物呢？

在吴淑媛的病还没有转重的时候，有一天，正好周扬的母亲、哥哥与姐姐都在她房中，她倚着床，平静地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想到与运宜夫妻只有这么久，20年真是好快，不晓得信就过去了。”当年在床前听妈妈说话的小迈克，感觉妈妈话里一字一句都充满着对爹爹的怀恋。她说过这些，又嘱咐：“我死后，一定要给我的寿衣袖子上加上白条，我走在长辈的前面，是我的不孝。”

吴淑媛说完这些，一屋人都落泪。

她说这样的断头话，是准备赴死，谁也救不了她。

奇异的牡丹花

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东侧院花圃有一丛牡丹花盛开。那牡丹多年不枝不叶，偏偏那一年突然从地里冒出来，长出枝叶并开出花来，在这院子里长大的孩子们，只听说这里从前有过牡丹并未看见过牡丹，这牡丹开得有点蹊跷，老人们则以为是异兆，深感不安。然而就在这年深秋，吴淑媛死了。

吴淑媛每日在凝望院子里的花木时，难道她的心思都托与这牡丹花了，那埋在土里的牡丹沉睡的根也许知道了这个女人的不幸，也忍不住要破土长出枝叶，开出一丛绚烂的花束。如果花木也能通情，那么这一丛奇怪的牡丹开花的时候，只有吴淑媛一人知道，那花儿是为谁开的。

吴淑媛咽气是在半夜里，3个儿子被人叫醒，一齐跪在娘的床前。

3个儿子当时还没有哭，母亲濒死状态持续多日，她的死来得不突然。3个男孩的耳朵里仿佛响起了妈妈熟悉的歌声：
“小麻雀呀小麻雀，
你的母亲哪里去了？”

母亲与她的歌声飞到天上去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从此就是没有妈妈的小麻雀了。

吴淑媛的灵堂设在周家大屋的后厅，她就躺在那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下。那个平日里闹鬼的后厅，那一间孩子们白天也不敢走过的后厅，如今灯火通明。祭幛，灵幡在寒风中飘舞，3个全身重孝的男孩赤脚在泥地上，跟在道士的黑影里，围着妈妈的灵柩一圈一圈地跑，道士们带哭腔的长歌，深秋泥地的透骨的寒气从脚心直逼他们的心窝。

出殡的那天，3个未成年的孩子三步一跪，五步一拜，扶灵上山。最小的那个男孩才7岁，他们披着麻，身穿孝服。手持孝棍，孝帽上的白色棉花球在风中颤动。一时哭声震天，看了那3个未成年的孩子，任何人都要落下泪来。周家的人更是哭成一团，崽哭娘，家娘哭媳妇，兄嫂姐姐哭弟媳。周扬的兄长周谷宜主持了弟媳的葬礼。他当时在周氏得英小学当校长，他宣布全校放假一天，全体小学生参加送殡的仪仗队。

我于1996年元月去莲庄湾周家大屋时，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无迹可寻。周家大屋的宅院早已不存在，只剩下一栋过去属于周谷宜的正房。顺着古老的院子墙基走，仍感觉这座院子的存在，仍感觉这片土地氤氲着一种古老森凉的气氛。54年前盛开牡丹的那个东侧院花圃，现在己是菜土了。

吴淑媛的墓就在周家大屋宅院的后山，距老屋仅百米之遥。吴淑媛的坟头长满青草与灌木，没有墓碑，有一块墓碑已在文革中被人撬走。

周谷宜家佃户的儿子卜伯藩告诉我：那一座坟是假的，真的坟己于大跃进年代被人撬开，揭去棺盖，发现并无值钱之物之后便填平了。这一个坟堆是听说周扬要回来，乡里临时做的。但地方不对，真正的坟在这假坟堆子下首3米处，那是一片白菜地。吴淑媛的遗骨在那一片水灵灵的白菜下面。冬日的阳光软软的，那一片无言的白菜地没有阳光。

卜伯藩领我走一处屋檐水沟处，撬起一块踩脚的花岗石，提来一大木桶水，冲去背面污泥，露出清晰的字迹：吴淑媛之墓。这时，那个尘封的女人便在我心中清晰起来。

卜伯藩还告诉我，1980年春天，周扬回乡时，在莲庄湾稍作停留，先看了老屋，在当地人陪同下再去看吴淑媛墓，墓地很近，几分钟可达。而且已经走了一半了，吴淑媛墓就在前面了，只需几脚便可抵达。不期这时下起雨来，这雨是38年前的雨，是38年前的那个女人没有落下的泪，这雨下得不是没有来由。偏偏这个时候，不晓得是哪个随从建议：下雨路滑，还是别去了吧，周扬听从建议，退步抽身往回走。那一个坟头那一片白菜地只是陡然地望着他和一个女人的背影离去。也许周扬不想当着众人的面去面对吴淑媛的墓。也许他想用回避了40多年的办法继续回避。他或许没有勇气面对吴淑媛，哪怕只是一座无言的墓。

周扬曾一年又一年地向吴淑媛承诺暑假回来，一年又一年地没有回来，在那个战乱和革命年代，或许有许多复杂的难言的原因。后来周扬去了延安，延安使周扬摆脱了尴尬。这时，周扬仍给淑媛写信，还寄去了自己新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我不明白周扬为什么不愿意向淑媛讲明实情，这里面的苦衷，大概只有周扬自己知道。

永远的儿子

我于1986年10月第一次见到周艾若、周迈克兄弟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们像两个少年。

我的这种直觉一直保持到今天。

那一次，兄弟俩回益阳，我在朋友的晚宴上见到他们，我惊诧年近花甲的周艾若兄弟如何那样显得年轻。当时餐厅服务员是莲庄湾人，周艾若激动如孩子一样，热情地和她谈话，问长问短的，还问到周家大屋还在不？

我记得，周艾若不喜欢别人介绍他是周扬的儿子。他总要在别人的介绍之后重复：周艾若。我想：也许他不愿意以父亲的牌子来炫耀自己，是一种个性表现，后来才知道，不仅如此，还另有缘由。

10年之后，再见到周氏兄弟，听他们谈他们的父亲与母亲。在我的眼中，年过花甲的周氏兄弟，仍是一对永远的少年，永远的儿子。

65岁的周迈克在母亲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经常梦见他的妈妈，这个梦从11岁起一直到现在，缠绕他的整整一生。周迈克在叙说他的梦时，完全是当年那个11岁的孤苦无依的没有妈妈的孩子。

眼前这个头发花白了的有点老态的清瘦的周迈克，就是当年那个白皮肤高鼻梁大眼睛黄卷发的小迈克。据周家人说，周迈克酷似其母。小时候因像洋娃娃曾深得父亲喜欢。

周迈克小时候很懂事，妈妈生病时，老三约瑟娇气，迈克趁妈妈不在，总要教训一下弟弟，一下把弟弟惹哭了。妈妈知道后，就对迈克说：“迈克，你不要逗弟弟哭噢。”

周迈克的梦里，常看见妈妈向他走来，妈妈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周迈克真想拥抱妈妈，但又一想，妈妈不是死了吗？又感到害怕，梦中的妈妈讲话仍是那样温柔，每次都说：“迈克，你乖，你要带好弟弟，不要逗弟弟哭噢。”

这样一个梦：己经缠绕周迈克半个世纪了。

年近70的艾若，当他唱起小时候妈妈教他唱的：“小麻雀呀小麻雀”时，流露出一脸的天真与幸福。艾若告诉我，有次，二弟迈克丢了，他报告妈妈，妈妈正在打麻将，她急得顺手把麻将一推，牵起他的手满街寻，寻到万寿宫露天影院，她不顾守门人阻拦，不知哪来的力气，扬手一撂，夺门而进，全然不顾很多人看她，满场喊着迈克，当迈克从人群中冒出头来，她跑过去一把抱住搂入怀中，这时她全身都软了，紧紧抱着儿子，牵着艾若，喊一部黄包车回吴公馆。

11岁的迈克在母亲重病时，每天放学回家，远远望着自己的家，总是听见那里传来哭声，那是妈妈死了。他急步赶回家，这时哭声没了。妈妈仍无声无息地躺在那里，他赶紧伸手摸了摸她的鼻息。她还没死。小迈克的这种幻觉在妈妈死前的日子里天天重复。

吴淑媛死后，周氏兄弟在乡间被人称为孝子。艾若擅画虎，好多乡邻都来求他画，人们传说：孝子画的虎贴门上可以避邪。

缠绕在周氏三兄弟梦境与回忆中的仍旧是那个35岁的母亲，他们的不可以取代的妈妈，他们不仅从她那儿得到肤色容貌，也得到了她善良的天性。他们认为他们的妈妈是世上最完美最慈爱的妈妈。

作为儿子，他们都已走向晚年，他们活了几十年，不管以怎样的活法，总是走不出母亲的爱的浓荫和父亲的阴影。他们残缺的童年与不完整的爱，这是后来无论用什么也弥补不了的。

1948年秋冬之际，周艾若携兄弟一行通过重重封锁线，历尽艰辛北上几千里与父亲取得联系。兄弟3人抵达河北石家庄出现在周扬面前时，周艾若21岁，周迈克17岁，周约瑟13岁。这是周约瑟平生第一次见到父亲，周艾若和周迈克离开父亲时一个7岁一个3岁。周扬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不起你们的母亲。”周扬接着介绍：“这位你们叫妈妈也可以，叫苏灵扬同志也可以。”

儿子们暂回到父亲身边，尔后有两个又迅速走向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岗位。留下13岁的约瑟在周扬身边。约瑟住在文化部旁边周扬那栋独立小楼的地下室里，地下室里有曲里拐弯的水管。儿子们走近了父亲，然而又隔着一段长长的距离。

蟑螂与黑洞

这是周扬沦为植物人以后的一个日子。

看护人员休假，轮到周迈克看护父亲。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虽然活着，己经有了往日的威严，他的眼睛是那样空洞而毫无目标地转着，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的头颅、躯壳均因病变形了。

父亲不像一个人，像一截变形的树，一截永远也不长的树。

在周迈克的心中，父亲一上像一株严肃的不可以亲近的树。

如今父亲真成了树一样的人。

尽管周迈克有过与父母同在上海的幸福时光。那个时候，他才3岁，是父亲偏爱的小洋娃娃。可惜那样的好日子周迈克一点也记不起了。在他最早的记忆里竟没有父亲。关于上海的那个家，他只记得墙上挂有一架电话机。尽管他17岁以后回到父亲身边过，虽不住一起，但父子同在京城，几十年来父子心灵上仍旧是陌生而隔膜的。

周迈克没有想到特护病房会有蟑螂，蟑螂一到夜间便成群结队在病人枕头处嬉戏。周迈克不忍心让父亲遭蟑螂骚扰，试图赶过多次，仍未奏效。赶走了又回来了，连护士也无可奈何。

奇怪的是与病人同居一室的陪人床，蟑螂却不去骚扰。周迈克睡下的时候想，待他睡着了，蟑螂们肯定又会在父亲的脸上那些鼻饲管、氧气管之间录欢作乐。

蟑螂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它们不去惊扰陪床，懂得那里睡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它们对植物人却肆无忌惮。

周扬成为植物人，是因为脑萎缩。X光或CT显示脑部出现一片黑洞。

我们不知道周扬成为植物人的那个确切的日子，实际上他的生命在那时已经终结。

他在跌入植物人边缘的时候，他肯定努力为逃避黑洞而思考过。一个人在懂得思考而不能思考的时候，是最痛苦的。

这个时候，1985年元月第四次作家代表会上传来的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那些贺信，那签署着365位作家名字的贺信，是他一生最高的荣誉，也是他最后的辉煌。这些是对他整个生命的最好的慰安。

然而掌声远去之时，他早己大彻大悟，他想要重新开始，而且他己经重新开始了，他想要像真正意义上的人那样开始自己的思考，他在生命的暮年明白到这一层，是多么的可贵。这个时候，黑洞出现了，当他明白“时间开始了”的时候，时间却要结束了。

可供思考的物质在萎缩，他从哪里来还得到哪里去。

在恍惚的边缘人的日子里，他是否又回到童年，重新陷入“篱棘”之中，他是否又回到周家大屋的蚊帐之内，蚊帐外的那些多脚虫子及那些奇奇怪怪的动物又出现了。

他是否又见到了私塾先生刘宜元，先生问他的仍是关于《资治通鉴》的事。刘宜元的严格，仍旧使周扬生畏。

他感觉口里是那么乏味。他是否想起到一种吃食，那是故乡的甘草梅子。那甜酸的梅子的记忆几乎是刻骨铭心的，甘草梅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他是否由梅子想到淑媛，是否想吃一粒她亲手做的梅子。但是他又怕见到她，在她所有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中，都会浮现她的影子。那个身材高挑，身穿黑色旗袍的青年女子披着半个多世纪尘埃翩翩而来。一口一声“运宜”。她仍是那样年轻那样漂亮，她身上仍旧有那阵使人温暖安心的气息。他一旦伸出手，她却飞了。她只是一个美丽的影子。

他的脑子像耗尽能量的干电池，无力再为他作检视一生的巡礼。脑部黑洞张开无涯的大口，一口吞没了他。

严格意义上的人的生命己经停止。除了脑子，各类器官仍在工作，但不过是一架循环和消化的机器。

如此看来，作为生物机器的人和作为别的什么机器的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能够作为一个人活着和思考着，这多好哇！

从开始到结束，很长很长，却又很短很短。35岁的吴淑媛与82岁的周扬在天堂相见的时候，他们会说一些什么呢？我们自然无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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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竞存写的《周扬的青少年时代》

“在上海时，她曾在丈夫的西服口袋里发现过异性写给丈夫的信，吴淑媛极为坦然地还给周扬。”
周艾若在接受李辉采访的时候（1996年）曾明确说过他母亲在周扬口袋里发现的信件就是苏灵扬写的。

“1934年深秋，吴淑媛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送她带着两个孩子回益阳分娩。”
据苏灵扬的回忆，她与周扬同居是在1934年暑假，住在上海霞飞路华龙路华龙里。由此看来，那段时间周扬是脚踩两只船呀！

李辉在采访曾在“文革”前后担任过周扬秘书多年的露菲时，谈到周扬前妻吴淑媛，露菲竟然轻描淡写地说到，“他的第一个夫人是地主的女儿，老爱打牌，后来回湖南，死在那里。”露菲讲这样的话，是毫无根据的，实在是不负责任。露菲的话有欠公平，如果说周扬“他的第一个夫人是地主的女儿，"那么周扬还是地主的儿子呢。用阶级分析法来开脱,我想连周扬自己也不会同意的.露菲没有见过吴淑媛，不了解吴是怎样一位女性，所讲的话纯粹是胡乱猜测。不过，接触过吴淑媛的人对她印象都很好，比如沙汀的夫人黄玉颀，就和吴淑媛很要好，以致于后来黄在刚认识苏灵扬的起初那段时间对苏非常冷淡，不理睬她。
 
苏灵扬原名苏美玉。1914年春生于常熟石梅附近的一个贫寒之家。美玉童年时父亲就不幸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幼年的苏灵扬很体谅母亲的艰辛，小小年纪便跟母亲学绣花，分挑生活重担。她在石梅小学读书时虽经常忍饥挨饿，但意志坚强，学习非常刻苦，因而成绩优良。从小学到初中，全凭优异的成绩和优良的操行得到免缴学费的奖励。

16岁那年，美玉辞别母亲，进入上海松江女中读书，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减免学费。在勤奋的学习之余，她凭着少年时代跟母亲学到一手绣花绝活，为有钱人家的小姐绣嫁衣，挣一点钱补贴生活。就这样，她边读边绣，迎着生活的风雨，读完了高中。1932年，19岁的美玉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那时，进步的文化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已经成立。受进步力量的影响，她以苏灵扬的名字秘密参加了革命文艺活动。在与左联的接触中，她认识了左联党团书记周起应（周扬）。共同的志向，使两人越走越近，并产生了感情。1934年，苏灵扬与周扬结合。在周扬的影响下，苏灵扬从一个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正式投身于革命工作。1935年5月，她加入左联，为光华大学“左联”小组成员。同年底转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她在左联中担任了宣传部干事，从而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思想觉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爱慕苏灵扬，有好几个别名的周起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周扬。

三十年代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对红军苏区的军事围剿，加紧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白色恐怖的阴影无处不在。1935年春，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从1933年至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我党领导下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及发展壮大左翼文化事业披荆斩棘，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段时期，苏灵扬一直陪伴在周扬身边，成为周扬最得力的助手。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苏灵扬与周扬不得不经常搬家，有时就在楼梯下面堆放杂物的地方栖身。当时，两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因此生活十分困难，挨饿是常有的事。每到断炊的时候，不得不向人借钱买粮，聊补无米之炊。好在周扬能搞翻译，就熬夜突击翻译点稿子，挣一点稿费，以此来维持生计。他除了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外，还翻译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及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而苏灵扬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有时需要装扮成富家太太的样子，言行举止还要像演戏一样进入角色，这对一向朴实无华的苏灵扬来说，实在不容易。

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时，需要20块钱的住院费。为此，周扬跑了好几家均未如愿，最后在郑振铎那里才借到了。建国后，一次看戏碰到郑振铎，周扬开玩笑地对他说：“密密（即女儿周密）欠你20块大洋，还没有还呢！”

1937年春，苏灵扬怀着对延安的向往之情，跟随周扬、艾思奇、何干之、周立波等11位革命的文化人士奔赴延安，9月抵达延安。苏灵扬在安塞安下了家。受到毛泽东信赖的周扬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等职，不久又担任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而苏灵扬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食宿在延安，很少回家。在学习期间，她刻苦勤奋，表现突出，于1938年入了党。

1943年，周扬任延安大学校长兼鲁艺院长，苏灵扬在鲁艺担任女生指导员，在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的同时，她还千方百计地学习医药和日常护理等方面的知识，居然在日常生活中派上了用场。

1946年夏，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张家口的前夕，苏灵扬一家随机关撤退。途中，他们一家乘坐的马车不慎从山路上翻了下去，还不满6岁的儿子不幸被沉重的文件箱砸死，她和女儿受了伤。夫妻俩悲痛欲绝。因为有了这一段痛苦的经历，所以她对孩子们非常关心。建国后，她担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学校里有一批军烈属和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她对这些学生特别关心，倾注了最大的关怀，为他们精心安排周末和假日活动，有时还请她们到自己家里去作客，使孩子们感受到学校的温暖。学校有不少中央领导的子女，其中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为了这些领导干部子女的安全，每当周末，她就安排一位同志送他们回家，叮嘱要亲眼看着他们进中南海才可放心返回。她这样精心呵护学生，哪知“文革”中竟有人以此诬陷她监视江青的女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有人翻阅了北师大女附中的校友通讯录，对1952－1957届的毕业生做了个小统计，发现大部分都是处级以上干部和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有些还是女将军和女部长。

上世纪50年代末，苏灵扬先后到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担任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职。一次，她在讲课时忽然昏倒了，到医院一检查，是胃出血。由于长期劳累，胃出血多次发生，最后动了大手术，切除了大半只胃，元气因此而大伤。由于健康的原因，她离开了基层。自1962年起，她到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主管电影工作。

1966年1月，周扬因肺癌开了刀，在天津养病，苏灵扬前往照料。“文革”开始后，周扬被安置在天津郊区一个保密的地方养病。造反派把苏灵扬从天津的住所押回北京，送到中央音乐学院接受批斗。疯狂的红卫兵用铁丝拴了很重的石头挂到她的脖子上，并用大棒打，皮靴踢，再加上皮鞭抽，欲置之于死地，令人惨不忍睹。他们为什么要用如此灭绝人性的手段对待她？原来是要逼她说出周扬在哪里，她的子女又在哪里。苏灵扬宁死不吐一字。拿定主意：天塌下来由我一个人来顶！在音院，她度过三天三夜可怕的时光，脸上、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脖子上被铁丝勒出了深深的血印，人肿胀得完全变了形。她身体本来就不好，再这样折腾下去性命难保。中宣部新部长陶铸以本部要批斗为由，将她要了回来。过了几天，又把她送回天津。天津市委当即请医生给她治疗。过了些时候，伤好了一些后，又让她继续陪周扬养病。

1966年12月1日，周扬被揪回北京，关进了卫戍区，苏灵扬也被抓去受审。关押一年多后，她被下放到了宁夏贺兰山下的五七干校劳动，但不能与人接触。直到1972年秋天，苏灵扬才回到北京治病。

不久，秉承“四人帮”旨意专搞诬陷的专案组竟荒唐地给她下了“叛徒”的结论，并要她签字。她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用讥讽的口气说：“当叛徒也得有条件么，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她的话使专案组人员面面相觑，无言以答。稍后，她虽摆脱了管制，但仍遭受歧视和折磨。

1975年夏，周扬终于被放出来了，他一回到家就流着泪对苏灵扬连连说：“我对不起你，让你受连累吃苦了。”苏灵扬却很平静，反过来安慰他。老两口劫后重逢，夫妇感情和战友情谊都经受了一番生死考验。

粉碎“四人帮”不久，苏灵扬恢复工作，在教育部上班。在王震将军的建议下，教育部成立了巡视组，由文革前的几位资深的老校长组成，苏灵扬是这个组的负责人。

1989年7月31日，在病床上躺了几年的周扬去世。三个月后的9月30日，苏灵扬也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