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吴征镒科学研究的主线。他科学地划分了中国植物属和科的分布区类型并阐明了其历史来源,形成了独创性的区系地理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他阐述了中国种子植物的组成和来龙去脉,提出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完成了中国植物区系区划和植被区划,为植物资源保护、农林区划和国土整治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对全球植物区系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东亚应成为独立的植物区,即“东亚植物区”,修改了世界陆地植物分区系统。为我国植物区系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创新贡献。他的学术生涯被认为是现代植物学在中国本土化和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缩影。
1999年,吴征镒荣获号称“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日本花卉绿地博览会纪念协会“考斯莫斯国际奖”,成为世界第7位、亚洲第2位、中国首位获得该奖的学者,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研究植物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吴征镒是植物的“揭秘者”,也是植物资源的“保护神”、“开发者”。
植物的揭秘者和保护者
早在1956年,吴征镒便前瞻性、战略性地向国家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倡议。1958年,他与寿振黄先生又具体提出在云南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方案,其规划和方案逐步得到落实,上个世纪80年代云南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建立。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395个。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于保护中国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建国之初,吴征镒负责橡胶宜林地的考察,与其他几位专家共同解决了中国橡胶种植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使国家急需而紧缺的战略物资得到缓解。他提出的“植物有用物质形成与植物物种分布区及其形成历史相关联”的观点,推动了中国植物资源的寻找、开发利用以及引种驯化等工作。
中草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吴征镒很早便涉足中草药研究领域,并提出中草药的保护利用。抗战时期,吴征镒在云南进行了大量的科考调查,于1945年完成了《滇南本草图谱》。“文革”期间,被关在“牛棚”里的吴征镒偶然得到一本“赤脚医生”使用的中草药小册子,感到很高兴,就请朋友们帮他收集这种小册子。那几年里,他一边在“牛棚”烧开水,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把新中国的中药、草药5000多种,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编出了详细的目录。并把植物名称和中草药名称统一起来,在古代医书及植物学有关书籍的记载中进行考证。在考证中,他发现了很多名不见经传、或在经传中已经失传的中草药植物。1983至1988年,吴征镒组织了3个研究所的力量集体编著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上、中、下册),计2278页,含植物药(由菌藻至种子植物)约6000种。此专著为繁荣中华医学宝库,使中草药规范化、科学化并且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9年8月,吴征镒怀着对中国生物科学发展的深谋远虑,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十分有必要尽快建立云南野生种质资源库,对其中有近期开发价值的野生种质资源进行遗传背景的分析研究,提取DNA进行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该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2004年,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被列入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建设计划。“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
源库”已于2007年竣工投入使用。该库的建立,使中国生物研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为中国的生物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对国民经济建设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吴征镒一直对植物学研究情有独钟,去云南研究植物是他青年时期便立下的宏愿。
后半生落户“植物王国”
追溯起与云南的情缘,吴征镒的思绪回到了战火中的青年时代。
吴征镒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时,师从吴韫珍教授。他在大学的成绩也非常好。1937年毕业前,吴征镒参加了西北考察团,后因北京沦陷只好返回扬州。在家乡一所学校教了一天书,吴征镒就接到恩师吴韫珍的通知,要他到昆明新组建的西南联大任助教,教授生物学。在昆明,吴征镒平时主要是教书,带着学生到昆明附近的名胜寺庙采标本实习。假期里,他随步行团把昆明四周都走遍了。吴征镒被红土高原的山山水水、丰富的植物种类和复杂多样的植被景观所吸引。多次实地考察,年轻的吴征镒在学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也立下了立足云南、放眼中国甚至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
吴征镒既是学者,又是老革命。吴征镒很早就投身进步学生运动。他入高中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接着又是“一二八”抗战,吴征镒爱国心奋起,在扬州四乡奔走宣传抗日。1945年,吴征镒在闻一多的介绍下加入民盟。1946年2月,吴征镒在云南大学标本室,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前夕,吴征镒按照党的指示致力于清华教职员读书会活动。每遇声援和签名活动,他就出入于周培源、朱自清、汤佩松等著名教授家中征求签名。当年,《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声明》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当年在声明上签名响应的有上百人,签名者第1排第1位即是朱自清先生,而第3排第11位就是吴征镒。据吴征镒回忆,1946年时,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他与吴征镒同住清华园图书馆北面的一个院子。“我们常常用家乡话聊天。”吴征镒回忆说,当时征集签名,朱自清教授先签了,吴征镒也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49年6月,吴征镒任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钱崇澍、童第周、俞德浚、侯学煜……一位位科学家们被吴征镒请出山,新中国的植物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12月份,吴征镒任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首任书记。1950年,他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第1批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在旁人眼里,具有老革命资历的吴征镒似乎可以走一条仕进之途,担任更重要的管理职务。可是,吴征镒一直对植物学研究情有独钟,去云南研究植物是他青年时期便立下的宏愿。1958年夏天,吴征镒偕夫人段金玉毅然带着刚7岁的儿子和5岁多的女儿,乘小飞机到达云南,筹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这是吴征镒送给学生的一句教诲,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写照。到90岁以后,吴征镒每天上午工作两个小时,下午工作1个小时,而且1周工作6天以上。一旦工作起来,吴征镒总忘记了自己是个高龄老人。有时医护人员为了他的健康,在他投入工作时进行劝阻,他要么装着听不见,逼急了就发一点脾气;可工作一做完,他又笑着和医护人员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个“不服老”的老人,让医护人员也没办法。
其实吴征镒是个非常温和的老人。家人或者学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吴征镒从来不会责怪,每回都是轻声细语讲道理。从1995年起便担任吴征镒秘书的杨云珊说,吴老的脾气不是一般的好,自己在他身边工作的12年里没有看过他发一次脾气。
对于一位90多岁的老人来说,吴征镒的身体还算是不错。“主机尚未坏,零件多不灵”,吴征镒常这样风趣地表述自己的身体现状,说自己到了“多病所需唯药物”的老年境界。“人生有限,我把我有限的时间有一份力发一份力,有一分光发一分光。”这或许可以作为吴征镒对众多评价的回答。
吴征镒:“我愿意提供肩膀作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