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与女儿吴青　生命重叠63年间

　　1999年2月28日晚，吴青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妈妈去世了。”那一刻之后，吴青的心就安静下来，不再悲伤。她知道母亲冰心不再痛苦了。

　　她与母亲生命重叠的63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最为深刻的变革。

　　爱不必言说

　　一栋普通单元楼里的美好住所，窗外是法国梧桐，阳光透过白色纱幔照到房间里来，投下百合花的影子。吴青在客厅里摆满了亲人的照片。

　　冰心的晚年在这里度过，直至99岁。作为小女儿，吴青常常被邀谈论“冰心对我的影响”。父母赋予儿女生命，包含精神与情怀。剔除所有的身份与遭遇，在吴青心里，冰心首先是一位懂得爱与美的女性。

　　吴青年幼的记忆中，冰心不是一位旗袍加咖啡的太太，只有出席会议才会穿上光亮的皮鞋。冰心的爱也不在庙堂之上，对待家中的保姆就像亲人一样，吴青说，“冰心反对将人分出阶层来。”

　　吴青叙述了一段简短的对话。平常的一天，一位先生前来拜访，在门口见到手里拿着抹布的冰心。

　　“你们家太太在吗？”

　　“先生，我就是。”

　　“噢，抱歉。”

　　至1946年，冰心一家到了日本。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受邀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研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工人运动等。1949年，冰心受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

　　其间知识界有一批人去到国外，冰心的旧友老舍到了美国，与她的孩子们频繁通信。有一次吴青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冰心没有过多言表，而在《老舍和孩子们》中写道：“一个10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没有辛酸，年幼的吴青却有着愤怒。从1937年出生起，吴青就随冰心四处逃离日本人的轰炸与占领。在日本时，她从父母处看到一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见到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便气血冲上头顶，聚集几个中国小男孩骑着自行车欺负落单的日本小朋友。

　　数次之后，母亲发现了。冰心亦痛恨侵略，但她告诉吴青，日本的民众也正在承受战后的痛苦：“你看看他们同样受苦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有些小朋友还在露天上课。”

　　冰心对待日本朋友非常友好，这是小吴青永久的记忆。吴青也逐渐理解到，人可以因知识、身份、民族有所区分，但作为人他们并无分别。“妈妈并不与我谈论所谓道理，这些都不必说。她尊重子女，让子女感受到爱，这是她对我最大的影响。”
　　痛不可言说

　　有真笑亦有真痛。在很长一段时间，冰心与子女的默契，变为了沉默。

　　吴青的记忆中，归国前一段时日里父母常夜深不眠。“当时我便知道他们在讨论，回国，或是不回国。”

　　1949年，新中国是要建立为政治协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家。吴文藻想留在东京继续他的研究，但冰心不同意，吴青说：“我的母亲是一个作家，和老舍一样，她‘去国怀乡’，她不能离开她的故土和读者。”

　　作为丈夫，吴文藻尊重冰心的决定。1951年秋，他们历尽周折回到祖国。自此，他们的生命也经历了新中国所周折的一切。

　　至1966年，“文革”开始，冰心和她的丈夫一样“靠边站”，被批斗，住牛棚，一家8口(包括冰心的3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8个地方劳动改造。

　　9月，冰心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寄出一封信说：“娘， 舒伯怕去世了，您知道吗？”这对冰心是一声晴天霹雳，老舍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冰心在“文革”结束后叙述，“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

　　“亲人之间的消息，也是不知道的。当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没有谁会诉说自己所受的苦。”吴青回忆，“老舍为什么自杀？他有妻子，他有孩子，但是爱被掐死了。所幸的是我们不离不弃地走了过来。”
　　时至今日，吴青仍会为这一段不可言说的岁月哭泣，也是为一段荒诞的人类历史哭泣。中国似乎应和了“多难兴邦”，但吴青却认为，曲折患难中，“人丢了基本的权利，人离开了爱。”

　　天地有大爱

　　冰心年幼时，就反对传统的等级观念和阶层观念。她从祖父处得知曾祖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裁缝，但她的堂哥却看重“乌衣门第”出身，吩咐她不要外传。从那时起，冰心就不再遵守家中的习惯，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福建闽侯，而是曾祖父出生地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五四运动”中，冰心走上了街头。期间，她发表了大量文章，倡导“爱的哲学”，带给黑暗中的人们以宁静和温暖。1945年，全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