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山皱褶 迎来全新生活——冰心女儿吴青与北京农家女学校的故事

农家女师生在一起（中右二为吴青、右一为罗兆红）

●毕业时，农家女在一朵朵纸花上写下心愿

   如果不是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也许就像同村的姐妹们一样，嫁给了自己不认识的男人，换得微薄的彩礼给哥哥娶妻，或给弟弟读书……

    吴青为爱而工作

    在大山的皱褶里盘来盘去，每天上学来回要走20里，几里地才见到二三户人家。即使如此艰难，依然逃不脱辍学的命运，只是因为凑不齐几百元的学费。城市人很难想象甘肃、云南和贵州等地西部地区贫困农家女儿的生活。她们像一株株营养不良的植物，等不及开花就凋谢了。

    北京外语大学教授吴青十多年前担任加拿大世界发展署妇女专家期间，去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北、广东、广西等地的贫困山区考察，为农村妇女扫盲。“我懂得了什么叫贫困，而我遇到的很多农村妇女却不知什么叫吃饱。”

    像母亲冰心那样为爱而工作，是吴青的理想。把感慨化为行动，从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开始，她要帮辍学的农家女学一点生存技能，让那些生命之花，也能美丽地绽开。她的想法得到了老母亲的支持。1998年，冰心老人捐出《冰心全集》的10万元稿费支持爱女，在《中国妇女报》副主编谢丽华的支持与合作下，北京农家女技能培训学校正式启动。福特基金为这所公益学校捐助了8万美元。而吴青本人获得以菲律宾第三任总统拉蒙·麦格赛赛名字命名的“公共服务奖”的5万美元奖金，也全部捐献给了农家女事业。

    “帮助一名农村女孩子来上学，不仅是帮助了一个人，而是帮助了一家人、甚至几代人。”吴青用这话说服了许多人。

    京郊小汤山大东流村的一家旧工厂，被改造成了农家女技能学校，吴青亲自担任校长。师生宿舍、办公用具、体育器材、30多台教学电脑……校园的硬件来自不同社团和学校的资助。美籍华人储荟芸将精心制作的100多件陶艺作品义卖，筹得32万元建立了助学基金。一位香港股评家每年都把专栏稿费捐赠给农家女学校。冰心的家乡也给农家女学校捐献了一辆大客车，让学生坐上车进城看天安门。

    招生找的都是苦孩子

    2个月一期的餐饮技能班、3个月一期的美容美发培训、一年期的电脑培训、贫困地区乡村女教师培训班……农家女学校开始招生了。

    老师们深入国家级的贫困县，走进最穷、最偏的小村庄。无需学费，食宿免费，还安排工作，只有一个条件：最贫困人家的16至18岁的女孩。笔试、面试、体检之后，老师们挨家挨户上门去探访。在甘肃跑家访时，吉普车在干涸的河床卵石上一路颠跳。到了没有路的村，便徒步行走。常务副校长罗兆红走进一家又一家破旧的茅屋，在黑乎乎的炕上坐下来，与家长聊天。摸一摸女孩的手，让她消除紧张，如果她学美容的话，还得看看那双手是否柔软。有次冒雨来到学员小汪家，已是深夜11时多了，罗兆红冻得浑身发抖。

    云南宣威的李英，父亲很早就去世，母亲改嫁，把她和残疾的弟弟留给了70岁的爷爷奶奶；云南曲靖的杨芳芳，双亲常年病在床上愁眉苦脸，家里到处都是药；甘肃女孩魏芳红有6个兄弟姐妹；还有人一出生就是弃婴，有的被领养后没多久又成了孤儿，爬上灶头贴一张“沉痛哀悼”……农家女学校找的都是苦孩子，罗兆红副校长说得出每一个在校学生的艰难身世。

    就这样，一个个贫寒的农家女，像泥地里的萝卜一样被拔了出来。背上学校发给的双肩包，装上两件替换衣服，告别父母和兄弟姐妹，她们走出了蜿蜒曲折的山路。

    从海仔头村到德泽乡，再到沾益县换车，云南女孩张莉春从家到县城就走了5个多小时，然后，再从曲靖市到昆明，与其他学员集合一起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在车上，女孩们不敢一起上厕所，因为要看着行李，“妇联给我们买了吃的东西，如果被偷掉，就要挨饿了……”孩子们的离家第一步，听来让人辛酸；但她们说起来，却笑容灿烂。

    校训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女孩子们一路颠簸到北京，放下行李去洗澡。甘肃女孩见到浴室里莲蓬水泻如注，愣住了。在她们家乡，走亲访友最高级的礼物就是瓶装水了。老师教导她们，不洗澡时也得洗洗脚，有人脚上还穿着袜子就放到盆里了。罗老师不动声色地教：“你倒好，连袜子都一起洗。”

    女孩走进食堂，主食随意吃。她们一口气吃下好几碗。一个月以后，每个人都长胖、长高、变白了。有的一年下来重了十几公斤。罗校长又教她们：女孩子要控制身材……

    问姑娘们在校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是吴青校长的第一课。”吴青说：“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要自尊、自爱、自强，要学会保护自己……”这是以爱为中心的校训。正如学校正门立石上镌刻的冰心老人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天籁般的声音直抵心田，有一种意识被唤醒了。孩子们对学校、对老师充满了感情。校园、食堂、宿舍，卫生都由学员轮值包干，风沙走石的四月天，校园里却干干净净，宿舍床铺和桌面整整齐齐。

    记者去采访那天，有几名女生给老师送上一个粉红色的心形礼物，用很多小星星折出来。活动课上，有同学在黑板上出智力题，下面的同学踊跃解题，很多人捂着嘴大笑。老师说，不少性格内向的孩子，如今都会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感受了。

    李英不知“键盘”是什么

    16岁的李英第一次坐在电脑桌前，老师说“键盘”的时候，她不知道什么是键盘，更不知道在哪里开机。说起当初的笨拙，她白皙的脸上泛着好看的红晕，“但是每个人都很勤奋，一年后全班都通过了办公自动化4级考，还学了平面设计、英语和会计课。”

    不少天资聪颖的农家女，学习欲望被重新激活。记者在学校见到一位从前美容班的学员，在打工一年后重回学校，再学电脑。

    美容班的教室里，30多名学员围成一个圈，每人膝盖上搁着一只塑料头模。头模的面部标着穴位，方老师逐个为学员纠正按摩的手势。方为芳老师也曾是农家女学校的学员，如今在河北满城县开了一家美容店，还担任了满城县政协委员。得知母校开设美容班，她立即赶来当教师，还把丈夫小吴也带到学校来工作。

    一些毕业生在自己的工资中捐出几百块钱寄给学校，去帮助别的农家女。许许多多苦孩子集聚在一起，被爱而点燃的心田，迸发出最醇厚的甘甜。

    罗兆红24小时驻校的上海人

    农家女学校常务副校长罗兆红，对记者说的是上海话。她是复旦附中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曾去江西当知青，后来留在当地做失学女童和农村女子职业教育工作。作为优秀妇女工作代表，参加世妇会时，她与吴青一见如故。几年前，她来到了农家女学校，当起全天候的“大管家”。

    “这里种的是丝瓜，这是苹果树，那是赵小兰来时种的玫瑰……”罗兆红对院里的植物就像对学生一样说得出姓名和来历。年过半百，儿女都在上海工作，正等她回去享受天伦。可罗兆红看着桌上小孙子的照片，恋恋地说：“我心中的蓝图还没有画完，走不了。”

    学校资金紧张，有了钱才能动土木，几乎每座房子都是一截一截地造起来的。罗兆红恨不得把每一分钱掰成几瓣。京郊天气寒冷，大客车不能停在没有门的车库里，可是为加一扇门得考虑再三。翻新厨房和餐厅，也要讨价还价。修建老师宿舍、环保锅炉房和操场……学校的一笔一画，都消耗了罗兆红许多心血。学生没有到校之前，她还舍不得把暖气烧得太热，以至于有的老师都冻出病来了。

    上海农家女的新天地

    “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远同村委会单魏村”，认认真真地在信封上写好地址，女孩们跑出上海市建委党校大门，穿过虹漕南路去寄信。她们结伴而行，仔细认好四周建筑。每个大山的女儿，都是心怀忐忑在上海走出第一步的。上海市建委党校内的桂城饭店已经接收了5批来自北京农家女学校的毕业生。

    “五一”期间，记者去建委党校寻访。农家女学校的毕业生们穿着粉红衬衫藏青裙子的工作服，微笑的脸白里透红。17岁的李英也在，甜美的笑容取代了从前的郁郁寡欢。她说：“刚来时我最怕接电话，总担心说不好话。”现在，她站在饭店前台，温文大方地接待来宾，应答各种咨询，在电脑中查询、写账。她说，攒够钱之后，还想再学英语和电脑。

    培训后的农家女，被送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工作，迈开独立生存的第一步。市建委党校桂城饭店对农家女包吃包住，发给上海最低标准线以上的工资，还根据效益增加奖金。经理介绍说，在这里工作的农家女学员都很争气，淳朴老实，吃得起苦，业务繁忙时，每人一天打扫整理15间客房，从无怨言。

    建委党校领导把农家女与自己职工同等对待，饭店与外地党校招待所开展交流活动时，农家女也被分批带出去学习。一些孩子去了杭州、扬州，还有的去了南京。过年发年货时也有她们一份，孩子们都把沉沉的礼包背回山里，背到家中。

    女孩子们争着说，回家时父母奶奶都认不出她们了，因为每个人都变了样。现在好几个女孩都在锻炼减肥呢；党校领导还带她们去看外滩，邻居亲戚们看着她们的照片，都羡慕极了；女孩们大多省吃俭用，把工资都攒在银行卡里，再寄回家去。甘肃女孩魏艳红来上海才一年就寄回了4000元，她说不仅要让哥哥读完高中，还希望他能读大学呢。

    有几个女孩买了手机，家里虽然没电话，但能收到移动电话信号。张莉春说，有了手机，就可以给她最想念的爷爷发短信。更让她高兴的是，爷爷也学着发短信了！

    吴青说，真想让更多更多大山的女儿改变命运啊，可是资金困难使学校的发展举步维艰。学校对所有学生都不收费，要靠各方捐款才能维持运营。一名学生平均每月要700元的成本开支，为让更多大山的女儿改变命运，吴青常常四处游说，真想对每一个听得见她声音的人说：“尽一份力吧，只有改变农村妇女的命运，才能使中国得到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