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赴新疆知青吴立雄:回望最初的那段知青生涯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作者:吴立雄  文章来源:凤凰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12/11 8:42:49  文章录入:gohwu  责任编辑:gohwu
 

红得好象那燃烧的火--回望最初的那段知青生涯

一、高歌进新疆

1966年6月,收到了粉红色的录取通知书,说我被光荣的批准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

我13岁时,全家从上海卢湾区丽园路751号迁到父亲所在的单位。1958年,在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当时承担具体任务的机关失去了工作目标,上海市委统战部就采取下放、学习、工作三三制轮换的办法减少机关工作人员,父亲所在单位就是统战部抽调几千名机关干部在嘉定县组建的外岗农场。场里政治气氛很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建国"以及"三老四严"等标语,在规划良好的场区里随处可见。晚上,职工们经常参加报告会讨论会等活动,就是我们几十户迁场家属的子弟,也组织了少年俱乐部,开展一些生动活泼的活动。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以及在外岗中学接受的教育,对我影响很大。在观看记录片《军垦战歌》和一些画报图片之后,我们外岗农场的几个同学(那时初中尚未毕业)十分向往军垦生活,毅然到外岗公社办公室报了名。那时外岗公社并没有动员支边青年的任务,报名过程还是挺曲折的。

我那时的想法非常简单,以为到新疆兵团就象参军一样,好好干几年,争取入党,就可以光荣凯旋了。但父母及亲属都一再劝我甚至阻止我,因为我那时还不到十六岁,又是全家七个子女中唯一的男孩。得知我报名去新疆的情况后,父母亲心中的伤痛难以言表,特别是我的母亲,不知哭了多少回,流了多少泪。场里有的领导也对我说,如果不想继续读书,可以在场里参加工作。外岗农场由于体制关系,不能对外招工,还是缺少青年人的。但是那时我并不能真正体谅父母的心情,只是觉得有志青年要经风雨见世面,铁了心要参加兵团。无奈之下,我就投书《解放日报》等报刊寻求支持,结果都转到劳动局或场里而没有了下文。正当我渐渐失望的时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拉开了帷幕,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搅得人心惶惶。有个报名支边的同学,他的母亲是党员,被人扣上阻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帽子。在巨大的压力下,我父母亲含泪拿出了户口簿,此后又举倾家之力为我准备了简单的行装。

经过一次短暂的培训,我们外岗的六名支边青年同来自嘉定县、上海县、宝山县、川沙县的一千多名支边青年一起,身穿绿色军装,于1966年6月26日登上西进列车,准备奔赴刚刚在南疆组建的兵团工三师。那天,上海火车站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到处是滚滚热泪,到处是谆谆叮嘱,撼人的场面永生难忘。傍晚六时左右,列车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和亲人送别声中徐徐开动,半夜时分在南京摆渡过长江,第二天在徐州折向西行,越走绿色越少,越走人烟越稀。到兰州行程过半,再往前,袒露砂石的戈壁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竟然"天苍苍、野茫茫,不知此去向何方"了。我所在的嘉定中队5小队同嘉定五个女小队是同一节车厢,女队中可以时常听到哭泣声。我们5小队的队员大多年龄在十六七岁,最小的还不满十四岁,一路上无忧无虑地嘻笑声不断,这时也疲乏了,因缺水而嘶哑的歌声归于沉寂。列车经过八十小时左右的运行,半夜抵达终点大河沿站,迎接我们的是一场飞砂走石的大风。我们东倒西歪地迎风走了一段上坡路,到兵团运输站后,接待人员的亲切热情扑面而来。第二天休整,晴空万里,戈壁上飘荡一层氤氲轻气,远方高山清晰可见。我们兴致勃勃准备去爬山,站内工作人员急忙阻止,"看山跑死马,这里到山脚还有好几十公里哪。"带队的二十三团干部也急忙阻止,允诺到巴楚的"三岔口"带我们爬山。下午,商店门前一辆"千里马"拖拉机的拖车上装满了瓜,一张纸箱板上歪歪扭扭写着:"甜瓜,二角一斤。"我们打听了,据说甜瓜就是哈密瓜,就急急忙忙买了。由于才7月1日,太早了,我们又不会挑,哈密瓜不产自哈密,甜瓜又没有甜味,反而隐隐约约有点咸的感觉。

随后,我们去工三师的支边青年乘坐兵团汽二团的"大道奇"卡车,分批从大河沿出发,有的到驻阿克苏修建飞机场(8534工地)的二十一团,而我们则去更远的泽普二十三团。"大道奇"车箱被篷布从头盖到尾,两边敞露,中间放了两排稻草包算是我们的座席,第二天就把我们的屁股整得酸痛不已,有时宁愿站着。漫漫1500多公里的路程,全部都是砂石路面,有的路段是大"搓板"套小"搓板",汽车驶过带起一溜尘烟,久久不能散去;经过过水路面和小桥涵管时一上一下的,心儿被揪在半空中,激起一阵惊呼声。尽管司机师傅尽量把车开稳当,又有意拉开车距,但难免我们在车上前俯后仰,呛咳不停,晕车呕吐,狼狈不堪,下车后满身尘土,几乎分不清彼此的颜面。上干沟时,汽车哼哼着爬行,比步行快不了多少。下干沟时汽车蜿蜒滑行,一忽儿象要撞上峭壁,一忽儿象要冲向深沟,弄得我们心惊肉跳的。在焉耆住宿,我们惊异招待所房子的墙真厚,似乎足有三尺,厚重的窗框外吊着沾了农药的棉球,苍蝇的尸体堆满了外窗台,又淌下来在墙脚堆成一堆。我至今也没搞明白,灭了那么多苍蝇决非一日之功,为什么不及时清理掉呢?过了塔什店,公路沿着天山南麓在戈壁上伸展,大部分时间渺无人烟,远方突起一根烟柱,向我们诠释大漠孤烟直的意境。在阿克苏,发现浓荫树下竟然有卖棒冰的,我们不免每人来个三五支,大快朵颐。过了三岔口,我回望昨天爬过的两座山峰,觉得那山的形状恰似一条巨大的鳄鱼游向一只馒头。当年三岔口到阿图什的路边,土堆坟起,上面红柳枝条摇曳,一片连绵不断的葱茏绿色。一路上时常有人向车队招手,我起先以为是少数民族热情好客地欢迎我们,后来才知道是新疆交通不便而想搭便车的。

从大河沿到泽普走了八天,分别宿在托克逊、库米什、焉耆、库车、阿克苏、三岔口、喀什。7月8日,就要到目的地泽普了。当车辆驶上长达千米的叶尔羌河大桥桥面时,唤醒了我们对柏油马路的记忆,大家连呼"惬意、惬意"。泽普县城恰逢星期五巴扎天,我们在城外下车整队,步行进城。二十三团领导组织了职工和学生夹道欢迎,小学生们手举纸扎的鲜艳花朵迎向我们,簇拥着我们前行。锣鼓敲起来了,维吾尔唢呐吹起来了,职工队列后面是赶巴扎的人群,一幅热闹的场景,着实让我们这些不见世面的支边青年露了一把脸,顿时心中热烘烘的。

泽普县城很小,和其他新疆的小城镇一样,百货商店、新华书店、邮电局、电影院或国营饭店坐落在十字路口。公路穿城而过,"扬灰"路面使得路边的建筑、白杨树都蒙上厚厚的尘埃。那时没有洒水车,每天清晨有一个少数民族男子用水桶在路边的小渠里取水洒路。使人钦佩的是他跨在渠道两边,把桶里的水用力洒出去,正好从路的这边洒到路的那一边,既不会洒不到位也不会洒过头,他走一步洒一桶,直到整条路洒完。

我们在县城原来"大十字"街道边的学校打地铺住宿,铺盖着老职工甚至新婚夫妇借出来的被褥。在县党校院内露天就餐,菜就用几个脸盆盛着,大家围成一圈席地而坐,菜肴虽然还不太吃得惯,但有团领导陪吃,场面很热烈。在休整的日子里,支青们不约而同地都洗了衣服,摊在地上的苇席上让太阳暴晒,不到一刻钟就干了。夜里,躺在地铺上久久不能入睡,夜深人静间听着大街上辚辚牛车走过,听到维吾尔男人高亢苍凉的歌声,似乎感悟到了边疆的异域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