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奋战东岸大渠

7月11日，听说我们的铺盖行李已经运到将送往连队，但那时各个单位汽车都极少，团里又让我们列队，徒步走向远在十几公里外的叶尔羌河东岸大渠。嘉定支青中队加入到东岸大渠下游的六连，驻地在泽普县城以南的依克苏公社的一片碱滩上，距公路约二三公里。我们这支从未训练过的绿军装队伍逶迤蛇行到达连队，花去了半天时间。

连队驻扎在碱滩上，周围挖了排碱渠。排碱渠外的地面上结了厚厚的碱壳，走在上面咔吱咔吱作响。稀疏的甘草匍匐在地面，渲染着珍贵的绿色；矮小的骆驼刺顽强地钻出碱壳，拉扯着我们的裤腿，诉说它生命的原则。四周渺无人烟，远方土路的车辙里是象水一样会流淌的"纳米"沙土，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到更远处小河的汩汩水声。

我们各班（男工班二三十人，女工班十几人）都住进了宽约五米、长十几米不等的宿舍。新宿舍才完工，有几个老职工正在对个别地方作最后的修饰。宿舍最奇特之处是它的墙体材料来自草滩，老职工把草皮连草带土的切成长约六七十厘米、宽三十厘米、厚十五厘米的长方块，垒起来修整一下就成了。前山墙留个门框，却没有门，后山墙留个窗洞，没有玻璃或塑料布。在地上钉一排木桩支上小树杆，铺上木板就成了我们的统铺床，箱子只好统一放在靠墙的脚跟。离食堂不远的地方挖了两个水池（涝坝），一个吃、一个用，水刚引进来的时候浑浊不堪，有不少树叶草根甚至羊粪蛋之类的，捞去漂浮物洒些明矾，第二天看上去就极其清澈，惹人喜爱了。有的调皮支青借口脚滑，掉进池里痛痛快快地游个泳，我们这些老实支青看了羡慕不已。

我到连队第二天，不知是什么原因，发起了高烧，一度失去知觉。是我们五班的老班长单明德走了5公里路，到二营部请来医生，打针吃药，又过了一天，我才退烧清醒。接着，我们支青和老职工一起到大渠工地拉开战线，老连长林化愚简短动员后一声令下，大家争先恐后地挥动铁锨砍土曼，争取漂亮地挖出自己进疆后的第一锹土，由此拉开了我们这批支青艰苦劳动的帷幕。

帷幕刚刚拉开，一场大雨倾盆而下，给了我们酣畅的支边洗礼。宿舍里没有不漏的地方，有些才搭好的草皮房塌掉了。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都搬到球场上露宿了几天。一时间球场上蚊帐东倒西歪地支着，各班之间形成的小路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营连领导紧急出动，同附近大队商定把一块靠近果园的干爽地作为新驻地。连部安排各班在指定地方挖地窝子，一天时间完成搬家任务。这次地窝子是半地下式的，挖出来的土就堆在旁边，夯一夯，刷刷坡，下午把顶盖好，傍晚就搬进了新居。

在泽普时，团政委母怀明曾经向我们支青介绍叶尔羌河东岸大渠工程情况。根据兵团党委下达的"根治叶河、征服沙漠、巩固边防、建设'三线'、加强团结、繁荣南疆"的任务，这项水利工程由生产建设兵团工三师二十三团承建，全渠长近30公里，建成后增加可灌溉塔里木西麓的农田数百万亩，并说工程是新疆第一、全国第一、亚洲第一等等。六连施工的大渠下游段，渠口宽30米，渠底宽15米，深约2～3米，大渠两边堤岸上规划了公路和绿化带，因此挖出的土方要运到25米开外，工程量是很大的。开工没几天，下游段的连队都到二营部开大会，要进行为期40天的劳动竞赛，优胜连队10天评比一次，休息也改成了大礼拜（一周的时间改为十天，劳动九天休一天），也真如同"兵团三大怪"的俚语里说的，刮风下雨当礼拜。连长林化愚、工作员（指导员）林成喜和连部的人员天天拎着铁皮传声筒到工地现场鼓动，劳动工效不断刷新。优胜连队的红旗经常被六连夺得，又经常在我们平均年龄最小的、优胜的五班地段飘扬着。那时，我们五班经常平均工效8立方以上，出勤率百分之百。听说其他连队也是工效倍增，上游段有个新生人员，一天开挖50多立方，只不过因为渠口窄，他只需把土方甩上堤岸就可以了，但也确实惊人。40天的劳动竞赛刚结束，接着又开始了百日大战。在7月14日开工的1966年，竞赛和大战的日子占了百分之八十五。

起先，我们六连的任务主要是开挖，对我们来说，首先要学会驾驶独轮车，要领是"车襻借力，两手握把，双目前视，左右扭胯"。没多长时间，我们就把独轮车驾驶得很熟练了，不仅可以一只手向前推，也可以一只手倒着拉（空车）。快到清渠底的时候，即使有人拉纤，独轮车也推不上去了，只能用筐挑出去，用树棍做的扁担开始折磨我们稚嫩的肩膀，劳动布做的垫肩，浸染着血泡磨破了的血水。工地后来逐渐转到了沼泽地，先要把淤泥清掉，直到露出坚实的黄土。一旁的柴油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抽着坑里的水，有时还需要人工槲水，然后再把远处的黄土运来，一层一层地回填夯实形成渠堤。清淤时，要么在上面用铁锨把淤泥象切豆腐一样切好，再用坎土曼把它捞起来装上独轮车。要么干脆下到坑底一小块一小块地往上甩，甩不好掉回坑底就溅个满身泥。独轮车装满后要把它推上岸，就不是件容易事了。路是用架板铺设的，几个人的作业点汇成一条路，都只有20厘米宽。那不仅要用力，还要讲究平衡和方向，才能在拉纤人的配合下，顺利通过架板路到达卸土的地方。一旦翻车，不但要重新装车，还要影响别人。

随着大战的深入，渐渐到了冬季，施工难度又增加了。天寒地冻的，要开挖的淤泥冻成了石头，又没有炸药爆破，只得用大锤把钢钎一根根打进冻土，让它胀裂开来。掌钎人的手被砸肿了，抡锤人手磨出了血泡，但我们逐渐掌握了打锤和在适当地方排钎的要领，16磅或18磅的大锤抡起来一阵风，一百多下不在话下，觉得欧阳海一百八十下的记录也没什么了不起。回填时，往返运距800米，自己装土自己运。我们每个支青都是一人一辆车、一把坎土曼、一把铁锨，嫌独轮车装得不过瘾，都把独轮车的挡板反钉在车子的外面，这样一辆车就能装16桶土（圆水桶，80桶算一立方）。我一天要跑60趟，光路程就有48公里，往往第二三趟开始就脱得只剩棉毛衫或背心了，脑袋上雾气腾腾，大伙叫我"蒸笼头"。12月份，我在叶城县的照相馆拍了一张全身像，单薄的身躯穿着军装、披着棉军大衣，红肿的手里拿着"红宝书"，母亲看到这张相片心疼得哭了。其实干起活来不光男支青这样，女支青也同样如此，有的一天也跑五六十趟。土卸下后，专门有人负责"拔毛"（把原地面粗糙化）、摊平、打夯。一人扶夯、两人拉绳，又不会喊号，闷着头吭哧吭哧地把填土夯三遍。营部有施工员负责监督，专门找夯印不密集的地方取"窑重"（填土的密实度），不合格就监督返工。有了一次教训后，我们就努力把夯举得更高，夯落下时再加一把力，只要不返工，进度倒也不慢。老班长单明德对我们说过，"上海鸭子"呱呱叫，干活真狠，不惜力。

劳动强度这么大，但生活条件却差到了极点。工程连队没有一点菜地等副业，主食和副食全部都要买回来。当时几千人的队伍一拉上工地，泽普依克苏公社甚至巴扎天都买不到菜，更不用说新鲜猪肉了。半年下来，食堂的主食倒全是白面，没有粗粮。蔬菜主要是卷心菜、蒜苔、胡萝卜等，种类很少。肉菜主要是四川腊肉，一份蒜苔炒腊肉片要1.95元，里面还没有几片肉。肉菜之所以要卖个零碎价，据说是因为不让喜欢打半份菜的女支青占便宜。而我们则是几个人合起来，一次打个两三份，这样可以减少炊事员的手哆嗦。往往炊事员手里的勺一抖，好几片肉就掉下去了。连队规定每周吃一次面条，几百人的大连队，全靠十来个炊事员用手工把面条擀出来，可把炊事员累死了。如果哪个职工病了，可以凭卫生员开的条吃病号饭，四两馍票五角菜票打一碗面，清汤寡水的漂着三五片肉（有时是蛋花），我吃了一次就再不吃了，觉得实在不划算。平时，中午饭是送到工地上吃的，半斤一个的大馍馍，炊事员用菜勺帮我们把馍馍底部的中间部分挖去，把菜打进"馍碗"，菜吃完，"碗"也吃掉了，筷子都不用。

一到休息的日子，指导员把一只八个晶体管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据说要180元才买得回来）往篮球架上一挂，咿咿呀呀，吱吱啦啦，不知道说的什么，连队却增添了几分热闹气氛。支青们有的到公路上搭车去依克苏甚至泽普、叶城、莎车，那时搭车是比较方便的，一般司机师傅都乐意载支青一程；有的到维吾尔乡村去包一棵果树，花上五毛一块的，吃不完还可以带回来；有的支青不出去，就趴在自己的床上写信，或是洗衣服被褥什么的，有的女支青尽管没出连队，但也换上漂亮衣裳，享受这难得的安闲时光。

但是到了冬季，日子就难过了。我们每个地窝子，上级给了五元装门费，连队只好贴一点钱，给每个地窝子买条毯子当门帘。每个男工班的地窝子里只能砌两个火墙，每个炉子供应一桶煤面子，傍晚收工前，班长就指派一人先回来担热水、升炉子。因为是煤面，所以升炉子或添煤也必须要有经验，否则就升不着火或者把炉火给压灭了，那大伙就得挨冻了。从上海出发时，许多人没有棉衣棉裤，后来专供支青的草绿色棉衣分批到了，每套15元在工资里扣，大家抽签决定谁先领用。我因为运气不佳，最后领的时候已经不需抽签了。而老职工则自行解决冬装问题。我们五班有个河南自动支边人员，支青们叫他牛大哥，他花8元钱买了一条绒毯，比照着裤子剪开，粗针大线地缝好，第二天就穿上了身。后来，我们在他的指导下，在农村大队买毛毡，自己缝毡袜，解决了冬季穿胶靴冰冷刺骨的问题。

夜间照明不仅没有电灯，也没有"马灯"，甚至没有带玻璃罩子的油灯，大家都是找个墨水瓶、罐头瓶，盖子上凿个眼、装根捻，灌上油就能用了，不穿错衣服就行。再说没有报刊书籍，又累得够戗，往往上床就睡，灯亮不亮关系不大。

我们支青刚到新疆，年满十八岁的月工资三十二元八毛六（31元加6%补贴1.86元），我们班大部分拿二十九元六毛八（28元加6%补贴1.68元），粮食定量每月四十五斤，馍票一毛八一斤，一个月就要八元多以后另用粮票买馍票就要十六七元了，菜也不便宜，大家都感到钱不够花的。尽管新疆是瓜果之乡，水果便宜到极点，一毛钱可以买杏子四十个或拳头大的桃子八个，却也不曾大吃特吃，只能是解解谗而已。那时，阴暗的、弥漫着浓重煤油味的依克苏商店，点心只有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生产的月饼，干硬如石头，而我们买不起。因此，能尝到烤羊肉、烤包子、抓饭、冰激凌等等新疆特色食品的滋味，那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的事了。

但是，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体力消耗这么大，饭量大得惊人，我的记录是半斤的馍馍，一顿四个半。我后来遇到宝山县一个姓张的支青，他的记录是半斤的馍馍，一顿八个半，由此落个"八个半"的绰号。一个月的定量往往半个月左右就光了，连队采取的措施是每十天发十五斤馍票，职工可以借菜票而不能借馍票。一旦断粮，气急心慌，在会计那里无法通融，我就学了个"窍门"，在纸的上半截写借菜票五元，副连长看过后在空白处签上"同意，张家珍"五个字，我再把上半截裁去，重写借馍票十斤，就这样渡过了最紧急的饥饿时期。当父母亲知道这些情况后，紧急给我筹寄全国粮票，不到半年里就寄了四百多斤，我在1966年后边几个月里每月平均消耗馍票八十多斤，也能在吃晚饭时另外再买个冷馍，薄薄地切成二十多片放在炉板上烤着，边聊边吃。刚到新疆的半年，个头由1.74米窜到1.78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