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现一个理想

支青进疆，有的人刚到连队就被选调走了。六连就有几个分别调到会计培训班、勘探设计队、团部警卫班、值班连等等，有的就在连里当了排长、文书、统计、施工员。后来就有更多的人陆续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67年1月14日星期六，我们六连有四个支青被调到工三师机务训练班学习，我是其中之一。头天晚上，班里几个支青围着炉子火墙话别。当初是怀着一个心愿来的，互相鼓励共同努力，半年过去相处得象兄弟，一旦分别不知何时重逢。那时已经有几个温州支青分到五班，他们年龄学历比我们上海支青高，其中有个李平唱歌唱得不错，当唱到电影插曲《怀念战友》时，我们心里都不是滋味，眼泪涟涟的。第二天我想睡个懒觉，就没有参加每天天亮之前的出操跑步。天刚蒙蒙亮，连长指导员就把我们召集到连部开会，语重心长地对我们提出要求，大意就是不管到哪里，你们都是兵团百万职工中的一员，不要搞特殊化，要好好学习，不要刁难别人。看来老连长在这方面是吃过苦头的。

早饭过后，我们就在路边等车，其他支青上班去了，一些例假休息的女支青和病号为我们送行。凛冽寒风中站了一个多小时，汽车才蹒跚而来。这辆车是特为接送调动人员而来的，先到各连把人接上，到师直单位和师部后又把有关人员放下，抵达我们机务训练班所在的师直农场农一连时已经傍晚，50公里距离走了一天。伙房炊事员把菜重新热过，包谷发糕馏了一馏，我们第一次吃上了难以下咽的粗粮，并被告知今后粗粮比例占百分之八十。

夜色朦胧中，我们发现不远处停放着一台东方红54型拖拉机，我兴奋地跑过去，钻进驾驶室，拉着操纵杆，轻轻抚摸各处机件。在父亲单位的图书室曾看到《人民画报》上刊登兵团垦区的机车在林带掩映下田间作业的照片，觉得美伦美奂、抒情之至，心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开上这样的拖拉机作业就好了，没想到竟成为现实。不仅是我兴奋，大家也都很高兴，又结识了许多新同学新朋友，都聊到很晚才迷迷糊糊地睡了。半夜里，不知道是谁出去解手，回来捅了一下炉子，"砰"的一声，火墙爆了，煤烟和黑灰在室内弥漫。有人在炉子里倾倒了半桶水，顿时又腾起一团蒸汽炉灰。我们嘻嘻哈哈笑着，匆匆打开门窗，点上油灯，把被子和床单上拍得都是黑印。忙乱之后，我们又钻进被窝，升任"团长"。

象工三师一样，师直农场也是新组建的，各方面都在草创之中。场部条件不足，机务训练班的吃住都放在了农一连。农一连条件也不好，机训班就只好因陋就简，我们学员和农场派出的参训人员三四十人挤在一间大宿舍上课，由何、郝两位技术员分别教拖拉机和农机具的结构原理。没有教材书籍，两位老师就亲自刻蜡纸油印，图形歪歪扭扭，字迹模模糊糊。教学虽然都很吃力，但老师备课认真，学员学得努力，教学效果还是明显的，进度也正常。没多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开始波及工三师。我们机训班渐渐散漫起来，有的学员上课了还没起床，就歪在床上听课；有的学员在课堂上悄声相互传递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什么"一二六事件"、"兵团十二条"等等；有的学员在磕瓜子吃东西。老师备课无用，也山南海北地乱侃起来。再后来，老师把油印教材匆匆补齐，发给大家，回自己单位去了。不用上课，没有人管我们，让我们过了几天轻松自在的日子。3月，没有考试，没有结论，工三师机运科决定机训班提前结业，宣布了学员分配方案，农场参训人员回原单位，正式学员中有的（如四连、七连、九连、十二连及女学员）分在师直农场机务排，有的分到民丰支队，五连几名支青分往二十一团，我们六连四名支青和八连三名支青分到师直机械队。这与我在大田作业的理想画面有点差距。

在工三师师部规划图上，营级编制的师直机械队占了一条马路一个方格，而当时这个方格内没有一片砖瓦。由于文化大革命，莎车县七公社中学已经停课，机械队就暂时栖身其中。当时机械队有职工一百多人，其中共产党员三分之一、共青团员三分之一、群众三分之一，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二人，"九二五起义"的三人，这在极左时期是一支极其过硬的队伍。拥有我国生产的第一台多斗挖土机、一台从苏联进口的单斗挖掘机、六台斯大林100推土机、四台从苏联进口的平路机以及红旗100、东方红54等型号的推土机、铲运机和压路机，集中了工三师相当部分的机械资产。机械队的任务主要是配合师属单位工程的土方作业，冬季则回师部进行冬训。我被队里分到多斗挖土机上，挖土机正停放在二十三团东岸大渠工地上，因为引导轮故障而由厂方进行修理。我们到机械队时，冬训还未结束。除了开会学习外，我们整修从喀莎公路到师部的十一公里道路，又到师直农场农二连参加挖渠劳动。这时候，队领导确认了我们的"童工"身份，劳动中让我们提前收工回家，然而我满了十六岁，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童工了。当然，队领导这样做也是有根据的，我们还有两人拿着不满十八岁的29.68元工资。

在这样的师直属单位工作，容易产生优越感，我有点理解林化愚连长语重心长的叮嘱了。但我很满意，完全抵销了与理想差距的缺憾，当时也根本没有预料到今后漫长的艰苦生活和艰难任务在前方埋伏着。我和两个支青在莎车饭店里痛痛快快吃了一顿，花去18元，全不在意后半个月的生活费已经没有着落了。从饭店里出来，意外地遇见六连七班一个姓杨的女支青，在劳动中也是好样的，当时约十七八岁，新疆的馍馍养人，她纤小的个头开始粗壮起来。她说她是来赶巴扎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这次是什么都不要了，身影孤单地离开新疆到浙江去了，这在我们这批支青中可能是最早的。

四、情倾塔里木

1、初上挖掘机

1967年4月，指导员姜培才通知我，多斗挖土机还不能修复，让我到单斗挖掘机上去跟师傅们学习。单斗挖掘机机组是九个人组成的大机组，支了两顶帐篷，一间厨房兼宿舍，我和另一个许师傅就在这间住。机长马育民，河南人，是从工二师调来的老机长，魁梧厚道。其他师傅也热情真诚，对我犹如对待自己的小兄弟。岂料机组运转不到一昼夜，因苏联老大哥停止供应而焊接的凸轮轴又断了，马师傅再回队修理，其他人到附近小队帮维吾尔老乡劳动。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机组便同维吾尔老乡相处得很融洽了。师傅们经过联系，在小队的榨油房购买棉籽油，这种油附在碗上黄黄的，不容易洗干净。我们在小队代销店买鸡蛋，6分钱一枚；在老乡家买鸡，2元就可以买到一只挺大的母鸡。在农村，经常可以见到大脖子的少数民族妇女，下巴下面悬着巨大的肉瘤，很是可怖。后来才知道是由于内陆缺碘的关系，食用加碘的再制盐可以防止此病。

不太有机会同维吾尔老乡打交道的我，在这段时间里居然学了几句维语，并且有时能大致推测到他们讲话的意思，也感受到维吾尔老乡善良憨厚和风趣热情的民风。有一个维吾尔姑娘，有时来找我玩，似乎有点爱慕之意，师傅们感觉到了，我却懵懵懂懂，师傅们故意不给这个维吾尔姑娘单独接触我的机会。几年之后的闲谈中，有个叫奚志兴的师傅挑明实情，我才恍然大悟，真切地感受到兵团大家庭里兄长们的关切和爱护。

2、和田修机场

五月底，队里通知我上铲运机，到二十二团参加8531工地（和田机场）地下指挥部的工程施工。铲运机装在"大道奇"车上，我再坐在铲运机的驾驶室里，心里虽然担心有安全之虞，但视野开阔，我又是第一次去和田，是难得的观光机会。当天住宿"大桥头"（地名），第二天才到工地卸车，300多公里路足足走了两天。和田城区很小，一个"大十字"和回城，"大十字"街头有百货商店、电影院等，由于和田丝绸厂有不少来自江南的技术人员和女工，"大十字"商店装潢和街头似乎飘荡着一种南方气息。回城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和农贸集市，有一些小小的店铺。二十二团团部坐落在回城附近的一片高地上。我们机械队十来个人临时住在距城七八公里的空军752部队院内尚未竣工的浴室里，施工点在一公里开外的一片农田里。工程因为开挖面积小而深，而且卸土场地狭小，其实并不适宜于铲运机作业，但是又没有适当的机械，四台铲运机只好勉为其难，干多少算多少，到九月底就大部分任务完成了，我们装车准备撤回莎车。

在我们配合施工的二十二团二连、五连中，造反派（打倒王恩茂的二司观点）"抓革命"，去团部批斗"走资派"；革命派（保王恩茂的一三司观点）"促生产"，在752部队院内开挖管沟，我们因为事不关己而游离于两派之外。9月25日，我们的人去二十二团团部领工资，回来说和田街上两派发生武斗。第二天，据说武斗再次发生。晚上，革命派的头头好说歹说要我们参加他们去城里的报复行动。别人早已长矛在手，情急之下，我们找了长长短短的自来水管防身，没办法也只好豁出去了。夜里，我们忐忑不安地跟在队伍里，在农村小道上走走停停。两个小时后，忽然有人宣布回去，说只是一场演习。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也松了一口气。

9月30日早晨，和田城区方向枪声大作，间或听到爆炸声，武斗升级了。10月1日，传来消息说"四野"（群众组织）解放了和田，二连五连的革命群众要搬到城里。伙房没了，我们回莎车之前的吃饭成了问题，只好匆匆跟着他们一起搬到团部住下。给我们安排的任务是配合二十二团的人看守"俘虏"。有几十个来不及跑掉的对方组织的无辜群众，被限制在一个小院里活动，我们则凭指挥部的条，管理出入。这段时间，和田街面上冷冷清清，二十二团团部院内混乱不堪、戒备森严、流言四起。10月15日，在队里的安排下，我们心惊肉跳地离开了和田，有的已经装车的机械也不知去向，一年以后才找了回来。回莎车途中，发现汽车喇叭声变成了"打、倒、武光"和"打、倒、王恩茂"的对立节拍，动乱升级了。听说我们走后不久，和田的武斗进一步升级，损失惨重，我认识的一个浙江支青也在枪战中丧失了性命。

回队后，发现我们机械队在规划区域里建造了一排房子，一半是办公室，一半是集体宿舍。没几天，队里调我到东方红推土机上工作。我们在莎车驻军的后勤农场（一个国民党时期修建的飞机场附近）平整土地，两个多月后完工了，回队参加冬训。

3、帕米尔筑路

1968年3月，我们一批推土机、平路机配合二十一团在塔什库尔干的1601工地施工。各方面联系好之后，队伍在姜指导员的带领下出发了。途经喀什，又不知道市里的文革动乱情况，就走农村小道，绕过市区在疏附县住宿。第二天，经风光旖旎的卡拉库里湖、路段险要的老虎嘴和地势高峻的苏巴士大坂，把慕士塔格和公格尔九别峰撂在身后，扑向石头城，不长时间就到了塔什库尔干。那天到达时已近傍晚，拨给我们的帐篷里有大便没人打扫，并且在工地指挥部里居然找不到人安排就餐。联想到1967年，我队一台平路机在这个工地的卡拉其古附近的大坡上翻车，两位师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处理后事时遭遇不少麻烦，指导员勃然大怒，让我们重新装车，原车连夜返回了莎车。直到一个月后，我们才再次上山，这一待就是两年，直到工程全面竣工。

塔什库尔干县城到边界原来就有一条简易公路，沿着塔什库尔干河西岸走，有的路段狭窄，无法会车或并行，经常因洪水、泥石流等阻断。听说在我们上山之前，曾有巴基斯坦军队在修路，士兵拿布袋背土，军官拿着皮鞭监工，我们没能亲眼见到，但在卡拉其古附近还有一座中巴友谊医院。1601工地修建的中巴公路国内段，从塔什库尔干县城开始，到二十多公里处折向河东，经过达布达牧场，又到卡拉其古附近折到河西，在水布浪沟蜿蜒爬坡到红其拉甫界碑，全长一百二十多公里，险要路段不多，工程施工难度不大，难度最大的是后勤供应问题。二十一团一千六百名职工在这里奋斗了三年多，日常生活物资全部都要从山下运上来，但公路经常因洪水塌方或大雪阻隔，粮食储备充足并有地方和部队的支援，还不致于到断粮的地步，但蔬菜肉食供应和燃煤焦碳供应却经常发生问题，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所在连队把老咸菜都吃光了，还吃了半个月的煮黄豆。1968年夏季，由兵团组建的喀喇昆仑公路筑路指挥部的队伍开始修建援巴公路，听说他们的工程要比我们艰难，不少人牺牲了生命。但他们的装备和待遇要比我们好一些，他们在新鲜蔬菜中断期间有人看到罐头犯呕吐。我们在山上的边疆津贴虽然由山下基本工资的6%调为60%，但要吃罐头得自己买，能买得起吗？能买得起几个？我们看到罐头是爱得不行啊。因此，二十一团十四连的司务长在斗私批修中篡改毛主席的话，用浓重的江苏口音表态说，一定要"抓革命、促伙食"，大家不以为仵，反而鼓掌称其为司务长语录。有一次，我们正在保养机车，发现一条狗叼了一大块肉跑过，大家一拥而上，狗吓得丢下肉就逃，我们左看右看也不知是什么肉，也不管那么多了，烧好了就吃，吃完后安慰自己说，这不是牛肉就是马肉或者骆驼肉。山上旱獭很多，很肥壮，我们用细铁丝套到后也烧来吃，挺鲜美的，皮就扔掉了。后来听人说它们身上携带"二号病"，才不敢再去抓它们了。我们没有锅，但用洗脸盆（也兼洗脚盆）洗干净后，烧的东西味道也不错，大家开玩笑说：脚癣才鲜嘛。

高山气候变化多端，凸显两极现象。夏季里日照长，紫外线强，即使你坐在推土机的驾驶室里，照样晒脱你一层皮，让你汗流浃背的，帆布工作服上结厚厚的汗霜。我们最害怕尘土，不管有风没风，呛人的尘土总是在驾驶室周围弥漫着，工作一天不知要吸进多少尘土。推土机发动机还有个空气滤请器，每半个小时就得把集尘杯的土倒掉，而人却没办法，虽然发了劳保口罩，但在空气稀薄的高山上戴着就没办法呼吸了。有的师傅就让灰尘在鼻孔附近结成团，一个班次下来，灰团有两厘米长呢。冬季里又特别冷，湍急的塔什库尔干河河面都被冻得结结实实的，八连有个女支青取水时掉进冰窟而身亡，连队用炸药把河面炸开几百米才找到遗体。1968年冬天，取暖用的焦碳断供，有的连队职工只得在戈壁滩上挖草根当燃料，整个工地的职工，夜间在帐篷里冻得簌簌发抖。我们机械队的职工就把破布旧衣服甚至把自己做的小板凳劈了，蘸上平时保养维修后的废油，填在铁皮炉子里烧着，趁暖和赶紧钻被窝。天气最冷的时候，把皮大衣等所有的衣服全盖上，还是冻得不行，就干脆穿着裤衩背心到帐篷外冻几分钟，再钻到被窝就感到有一些暖意了。我一直珍藏的我母亲在三年困难时期用旧衣布头亲手缝制的一条"床单"，曾经在上海外岗农场作为艰苦奋斗的展品展览过，在抗寒中也被扯碎了填进了炉子。我上山后高山反应不大，开始有些心慌气短，三五天就转了过来，比一些老师傅幸运多了。但是，我的指甲不知什么时候慢慢地翻翘了起来，象小瓦片翻扣在指头上。不少人都有这个现象，据说是因为缺氧的缘故。后来探亲时问上海的医生，他们也一头雾水，吱吱唔唔说不出所以然。这翻指甲至少经过五年以后才渐渐恢复常态。

生活虽然艰苦，但由于是集体生活，我们过得很乐呵。塔什库尔干河里有鱼，空闲时间有时就去摸鱼，一旦在河岸边的石头缝里摸到一个鱼洞，里边的鱼足可装满一个水桶，晚餐就平添了许多欢乐气氛。在卡拉其古附近的河里就有温泉，游来游去可以感受水温的变化，我们经常去那里游泳，洗去了不少尘埃和劳累。我们也去爬山，躺在山顶装死，想抓一只盘旋俯冲的山鹰回来。有位支青在爬山时，拣到一枚古代的铁箭镞，可惜后来丢失了。有一次在水布浪沟爬山，爬到半山腰，等发现周围都是碎石时，人一动就往下滑，手没处抓，脚没地方蹬，不仅上不去，也已经没法回头了。我们趴在那里，几番犹豫，鼓足勇气还是向上。在向安全地点挪动的过程中惊险万分，好不容易到达山顶，只得从背坡下来，绕了一个十几公里的大圈。在山上的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恋爱成风，成与不成，几乎没有支青没有恋爱经历的。到1969年9月工程竣工时，我也与一个女支青确定了恋爱关系。那时的恋爱主要是心存一分爱恋，偶而一同去河边衣服或是到河滩捡石子，看光秃秃大山下的河水奔腾北去；偶而和其他支青一起做饭聊天、吃饭聊天，似乎不存在多少私密的东西。我更多的是不在女友连队配合施工，那就要沿着刚筑起的路基，徒步十几公里才能见一面了。

1969年8月，大部分连队已经撤下山，我和另一名支青在塔什库尔干县城（说是县城，其实仅一条街道而已）附近的工地指挥部留守待撤。我们认识了塔什库尔干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图书馆里尘封着许多古今中外名著，于是哀告恳求借给我们阅读。对这样一顿文学美餐，我们象饕餮之徒一样贪得无厌，两人各借一本，互相交换看，一两天后又去换新的。在两个来月时间里，快速地把几十本名著浏览了一遍，实在是难得的享受机遇。11月，喀喇昆仑筑指的老"K"车帮我们把推土机运到了库尔勒。此后，我在八十年代给边防部队运砖又重返旧地，我们修筑的公路被铺设了沥青路面，连队撤离后留下的残壁断垣还孤寂地矗立着，令人怀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