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运动即是其要求摆脱南北政权控制，强调和追求自身独立政治利益的明显标志。当然，“湘人治湘”已是西南政治意识觉醒的反映，但不够完整和成熟。伴随直军主动撤防并暗助两南，在此因素的推动下，西南方面得以较快与顺利地结束了支离状态，建立在地域完整与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区域政治内涵才有了名至实归的载体。

总之，在为时两年多基本是北洋车阀与西南军阀武力冲突与对峙的南北冲突中，衡阳撤防产生的助推力，明显扭转和纾缓了桂系广州军政府的内外政治军事危局。也使西南军阀藉机最终成功克服了武力统一对其造成的巨大威胁，加速了有着真正意义的地域完整、军事一体及独立政治主张的西南军阀的演变和形成。但是，这也给孙中山为首的进步力量造成了难。

撤防北归客观上对20世纪20年代初民国外交也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作为撤防行动的最终目标与结果，皖系统治崩溃，直系入主中央政权，改变了中国政坛格局及行事方式。这一结果进而连带对中日关系的演变产生了积极作用。

在有着鲜明反日立场的直系执政时期，日本对华侵略外交颇受牵制，难以随心所欲。自一战以来，尤其是段祺瑞政府时期日本势力在华急速扩张期宣告结束。对此，日本在华外交官及关东军高级将领无一不对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怀有深度恐惧。他们纷纷条陈争取或制吴之计，并将此视为摆脱外交困境的出路。如驻华公使小幡在致内田外务大臣电中认为，吴佩孚是“于政治上具有需要相当重视之势力⋯⋯加以讲求与吴之间取得何等联络之途，方为有利之策”。 由此可以断言，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