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北洋理念普遍存在，无论在权力斗争中双方走得多远，北洋整体利益都是最终约束和规范其主张和行动的底线。这种北洋本位思想在两派要人的言论中随处可见。1917年11月，段祺瑞通电道明辞职真由是要缓和直系主和派的反对情绪，为使“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而徐树铮针对段芝贵组织皖系对抗直系之举，认为是“皖之自杀皖人”，坚决反对北洋分派说，并力劝段祺瑞不为所惑，将其摈弃不用，以“正己而正人”。李纯在为自己的主和言行辩解时，也信誓旦旦地表白“于北洋团体，尤深以破裂为惧⋯⋯何忍燃箕煎豆，自迫同根，而反摇尾乞怜，向西南以讨生活耶?”

其次，对南方政策与主张的分歧和争持并未将两派推向分道扬镳。出于对北洋整体利益的认同和维护，在对南方的和、战之争中，既有皖系主战派的一度退让，也有直系主和派对主战政策的回归。冯国璋继1917年12月25日颁布弭战令后，为重树中央威信，取得北洋同仁的谅解，于1918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