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直军撤防的同时，让防于西南，给西南军阀带来军事战略上的实惠，西南方面最终改变了军事上被动挨打局面。撤防前，在湖南前线南北长达两年的军事对峙中，直军一直控制着通向西南的门户—— 湘省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衡阳，设防于此，握有随时可对西南进攻的主动权。武力统一的停滞是国内外和平潮流及北洋内部派系矛盾牵制作用的结果，非军事因素使然，不战不和的局面随时可能被新一轮的军事行动所取代。西南军阀控制区门户洞开，整体防御战略出现致命缺口，如鲠在喉。直军撤防为西南军阀从根本上改变军事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处境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吴佩孚私相授受前线要冲，引领南军开启了收复湘省之路，到6月12日，南军基本控制了全湘。衡阳乃至湘省的失而复得，弥合了战略缺口，终于化解了来自北洋军阀的强大威胁，将与北洋军阀的对峙再度推回到袁世凯死后基本划江而治的格局，对地域与军事一体的西南军阀意义显著。

另外，桂系的军事危机一时得以部分缓解。正如安福通讯社所极力宣扬的“吴军与南军合而谋张”，导致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垮台，孙中山与皖系的军事合作计划破灭，全面伐桂部署不得不暂时告停。来自于北面，针对桂系根本之地广西的军事威胁暂时得以解除。

最后，直军撤防不自觉地从时间和地域上对两南军阀地缘政治意识的形成起了一定助推作用。长期以来，两南各省只关注各自的地盘和私利，对区域共同利益及国家政治问题毫无主张和长远眼光。即使如实力最强的桂系陆荣廷“其个人目的只在扩大自己的势力，此外并无任何主义和政见”。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