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此后晋献公所施行的剪除世卿贵族、启用异姓才俊、鼎力开疆拓土的改革政策,晋文公采用“文公之政”和“郭偃之法”所掀起的社会变革之新风与高潮。及至“三家分晋”之后,魏文侯所推行的强兵富国之策、赵武灵王所进行的“胡服骑射”改革,申不害在韩国所实行的发展经济、祛除弊政、整顿法令和完善律例之法度等,就都是先进思想的结晶,也都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创新风气和改革精神前泽后应、不断传承,直到在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实现社会大变革之后所新起的唐、宋、元、明、清时代,也仍旧时有所现,它使历史上的山西始终都充满了不泯的改革激情与创造活力。
毫无疑问,这种执着于创新与变革的激情与活力,是渊源于那葱蔚而绵亘于三晋大地上的各种先进思想观念和强大精神动力的。在山西的历史上,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人物和卓越理论建树。他们的思想、精神和理论、理想,虽然产生于山西,但却深刻地影响着和有力地驭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政治走向。这其中,三晋时期的李悝、翟璜、魏成子、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卜子夏、惠施、公孙龙、魏缭子、张仪、范雎、吕不韦、慎到、申不害、荀子、韩非,隋唐时期的王通、孙复,北宋中期的司马光,明清时期的薛?u、傅山、杨深秀,以及在太原创立了佛教净土宗的慧远、昙鸾、道绰、善导等,皆堪为山西才俊、中华精英,历史巨擘、世界鸿“儒”。在《华夏之根》中,作者不仅对他们的思想、政绩、理论、著述等,均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而且还将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置于历史的特定形制与格局之中,而加以高度的综合和辩证的评鉴,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施以全面的认识和科学的评价。特别是对李悝、吴起、子夏、荀子和韩非等人,作者更是情有独钟,评有灼见。因为李悝、吴起不仅锐于变革、勇于进取、思想深邃、精神可嘉,而且在魏国的改革中首开先河,功绩卓著。而卜子夏不仅是在山西弘发儒学的第一人,而且还带出了李悝、吴起这样的门徒,并间接施教于荀子和韩非。荀子作为韩非的老师,当然尤值尊崇。因为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创造性地将李悝的法制思想、申不害的关于“术”的思想和慎到的关于“势”的思想熔于一炉、整合淬炼,从而形成了兼融“法”“术”“势”之优而又具有独到见解和创新精神的理论构建,其对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思想史均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当然就更是对先秦三晋法家思想的突破性升跃和普世性弘扬了。
在第三单元中,作者认为“艺术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美’”。而“艺术的生命”则永远都“在于创造”。
正是按照这一审美原则和评鉴标准,当作者在全方位地审视了山西的古代艺术创造之后,所发自肺腑的信誓之言则只有一句话,即:“山西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这个结论,完全是从十分丰赡和极为骄人的现存古代艺术实物中所概括和引申出来的。事实是,山西不仅出过中国最早的音乐家师旷、中国最早的思想家兼文论家荀子,以及中国最具成就感和影响力的戏剧家关汉卿、白朴、郑光祖,而且还出过中国或最早或最大或最好的土鼓、石磬、陶埙、编钟、刻石、岩画、雕塑、铸艺、壁画、造像、道观、寺庙、塔屠、庑殿、戏台、陵寝、桥涵、城池、关隘、石窟、楼台、大院等古代珍贵艺术创造。全省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1处,位居全国第一;现存各类古建筑18118处,其中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223处,位居全国第一;现存自唐朝以来的彩塑作品12712尊,明、清两代的彩塑11630尊,这又是全国第一;现存汉唐至明清的庙宇、寺观及墓葬壁画共24000余平方米,其中含元代壁画9处,计1700余平方米,这还是全国第一。此外,现存的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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