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成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拓展与集萃。由此可见，用“华夏文明”来定位和立论，乃是非常科学和十分准确的。
为了说明山西确实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作者在大量考据和事实的质证之下，明确指出：从距今18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在山西的丰富遗存所绽露出的文明曙光，到中华上古神话与运城古老盐池所传递出的文明信息；从山西南部作为尧、舜、禹的中心活动区域，以及华夏文化所放射出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之光，到春秋战国时期“晋”与“三晋”文化的异彩纷呈；从周朝至北魏在三晋大地上所进行的几次民族大融合对生产力发展的启动与促进，到隋唐以来山西英才辈出、人文荟萃对中华文明的培孕与展示。凡此种种，都说明山西确实是华夏文明的策源地和示范场，它在整个华夏文明的历史演化与时代进程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都是无可替代和无与伦比的。因为华夏文明所依托和所体现的全部主题，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抑或是社会的、文化的，其都在山西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高度的升华，并以不同的形态和方式凝结成了文明的印迹与文化的果实。
从这一单元所论及的几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学术重点与思想亮点中，更显示了作者的独特发现和独到见解。
一是对属于旧石器时代的西侯度文化和？/河文化，以及此后具有代表性的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峙峪文化、柿子滩文化等，他都以准确的年代测定为依据，而与其他地方的类似文化作了平行比较与客观评判，并得出了更加科学而翔实的结论。如，他说地磁测定的西侯度地层年代已有180万年，而这个年代又先于此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人类――云南元谋人约10万年。？/河遗址所出土的大量石器及动物化石，不但证明了其与蓝田人和周口店人有着相应的特征，而且证明了它是距今13万年前的丁村文化的源头与肇始。丁村文化和许家窑文化是同属于典型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而丁村人却早于许家窑人大约3万年左右，它是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环节。处于旧石器晚期的峙峪文化和处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柿子滩文化，其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显著进步，则都更为直观地标示着人类进化的历史步骤与社会历程。
二是在对以尧、舜、禹为中心的上古文明的考索和论述中，作者更是多有簇新的发现和科学的判定。他以大量学术引证和考古实物为据，令人信服地质证了从女娲、黄帝、炎帝，到尧、舜、禹以及神农后稷等，都在山西南部有过长期而重要的活动，并留下了泽及后世的煌煌政德与炜炜业绩。特别是在由酋邦、方国时代向国家形制过渡中起过关键作用、做出突出贡献的尧、舜、禹，更是籍世于山西，立国于山西，施政于山西，修业于山西。而他们的功德和基业又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教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单元中，作者敏慧而及时地采用了在陶寺考古发掘中所出土的诸多最新成果，如城址、墓葬、礼器、乐器、青铜器、文字、水井、观象台、农具、木器、祭坛等。所有这些，都不仅证实了《尚书？尧典》中的记载是真实的，而且还大大拓展、丰富和提升了上古文明的内容、范围与程度。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将中国的纪年起点向前推进了1600余年，从而改写了自《史记》以来中国历史均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为起点的传统做法。从此以后，我们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庄严炫论中国的5000年文明了，因为它已经得到了考古实物的佐证，是真真正正的历史，而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与传说。
三是以翼城天马―――曲沃曲村的晋侯墓和太原晋国赵卿（赵简子）墓的最新考古文物，以及“侯马盟书”的出土文物等，作为历史佐证，从新的维度全面论证了晋国与三晋时期的生产力空前发展、社会空前进步和文化空前繁荣，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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