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作者的论锋,上自西周早期的“叔虞封唐”,下迄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5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的存续与发展,直将历时800余年的山西历史循序而述,择要而析,从而勾勒出一幅轮廓明晰、脉络清楚、胜绩频出的晋国荣懋景象与三晋灼灼风华,从中悉可尽览晋人在开疆拓土、自强不息的奋争中所创造的灿烂历史与地域文明。
四是从发微抉隐中强化和提升了山西在实现民族大融合中的历史贡献及其在促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与赫赫功勋。山西地处中原地区与大漠草地的过渡带,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结合部,而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中原政权和中央政权,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要受到来自北方大漠草原部落部族的战燹与侵扰。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实现民族融合,也便成了靖国安民的关键所在。而历史上的山西,恰恰就是利用自己的特殊地域优势而每每总能成为实现民族和解与融合的先导和模范。这无疑是山西对中华文明的别无它代的杰出贡献。作者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把它提到了“国策”与“政纲”的高度而加以论述和评析。他主要列举了发生在山西境内的晋国对赤狄、白狄等所谓“蛮夷”的融合与崇任,两汉对匈奴的和亲与融会,北魏对匈奴、鲜卑、羯、氐、羌、乌丸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大融合,以及此后突厥、蒙古、女真人在山西境内的会同与汉化。所有这些都对中华文明的快速发展与优化提升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五是从“以人为本”的视域和高度,历数了自盛唐至明清以来不绝如缕的山西名人对中华文明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作者从政治元魁李渊、李世民、武则天、狄仁杰,到军事将帅郭子仪、尉迟恭、薛仁贵,再到名震遐迩、功泽国运的晋商巨贾与票号始祖,都作了中肯而深刻的论骘与评点。尤其是在对光耀史册的人文才俊,诸如王通、王绩、王勃、王昌龄、白居易、王之涣、王维、王翰、温庭筠、柳宗元、卢纶、元好问、傅山,以及作《秋风辞》于后土的汉武帝刘彻,书《晋祠之铭并序》的唐太宗李世民,为筑城督战、靖边固邦而亲驾太原的宋太祖赵匡胤,为朝拜佛教圣地五台山而屡屡巡幸山西并留下诸多诗踪墨迹的康、雍、乾清廷三帝等,作者都尤为称许惟挚、评赏有加。
在第一单元“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的基础上,作者陆续相衔而有序地开启了第二单元:“山西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和第三单元:“山西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从全书的结构格局上看,第二单元和第三单元均与第一单元属于前后相衔照应的平行架构,共为支撑和质证同一命题的三根柱础。但若从全书的内容赓续上看,第二、三单元则显然是对第一单元的不同专题及专项内容的强化、拓展与延伸。因为这些内容都是在第一单元所揭示的历史演绎与社会变革的特定过程中所形成与所发生的。作者之所以要为其独立门庭和另设单元,自然是为了加重其分量,强化其意蕴,突出其内容,增大其效能。这样做,无疑是更为科学、合理而有效的。
在第二单元“山西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中,开篇伊始,作者便写道“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不断进步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走在了时代前列。进步的思想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前奏,而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发展依据,又是新思想诞生的摇篮。进步思想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指导社会变革的过程;变革活动的步步深入,又不断深化进步思想,为后来的改革进一步奠定基础。”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作为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之思想库的山西,自有史以来,就是先进思想与社会变革在互依互促的辩证发展中不断地实现着新的升华与大的拓进。这其中,从社会变革的层面上说,主要有叔虞受封唐国之后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公元前8世纪中叶晋国发生的“曲沃代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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