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三方并举之策，已使清军的统帅们感到惊慌，一方面拼力应战，一面向朝廷报警，惊呼“贼势甚炽，我兵力单”，再次恳请圣祖加派援军，要求“速行赴援”。

圣祖看完奏报，十分生气，因为他已经掌握前线的军情，主帅勒尔锦明明是在说谎，将真实情况隐瞒不报。圣祖所得的情报，是礼部员外郎王诏提供的。他受圣祖派遣，于康熙十三年三月随从顺承郡王勒尔锦到了荆州，参赞军务。他来此快两年了，把一切情况都看得明明白白。于是，他给圣祖上了一道密疏，写道：他刚到荆州时，常德、岳州、澧州尚未陷落，只要清兵“鼓行而前”，湖南已失城池是可以收复的。可惜没有作这样的计划。要不然，可“屯兵要害”，长江为我所控制，而彝陵、岳州两路，叛军难以兼顾，可是计又不出此！再不然，亦可乘叛军初到湖南无备，立足未稳，清军乘机渡江，攻取南岸，为可攻可守之计，也不至于使叛军深沟高垒，极难摇动。可是计又不出此，遂使叛军得逞，清军数十万，金钱万万计，虽广开财源也无法保证供应。而湖南米价三倍于前，“民困追呼，又苦转运”。这样下去，恐怕将来叛变的就不止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杨来嘉“诸凶”了。眼下，马匹倒毙十之五六，兵士死亡十之二三，幸存者锐气全销，“羸病相半”，时势令人担忧。臣请统一旅为诸将先驱，不幸死于疆场。犹胜于坐待乱民刀加于腹！乞请下令勒尔锦刻期进讨，毋稍逗留。《茶余客话》，卷8，199页。

王诏疏报的情况，确属实情。且不说清军初到荆州不渡江，不敢发起进攻，就说在圣祖的严督下，一部清军渡江，驻营离岳州七里远的七里山上，畏惧吴军防备严密，就是不敢进攻。“尝扬言某日进兵，至期寂然，如是者非一。”如遥见洞庭湖中，有吴军战船出动，清军水师仅“鼓棹以待”；听到吴军发炮，清军也“发炮以应之”。统帅尚善等将领，于“军书之暇，唯高卧一笑而已”。这些将领每天除了阅批或上报军书，无事可做，便高卧营帐之中。军情如此紧急，他们却格外轻松！而国家军费开支浩大，“国用大绌”，他们无动于衷。《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11页。

王诏的密奏，报到北京，圣祖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所看过的所有荆州前线的奏报，几乎都是勒尔锦、尚善等人的请兵请饷，不见进兵之期。王诏密报了实情，他怎能不生气呢！当即挥笔写谕旨，严厉责备。他写道：当初一得到吴三桂叛乱消息，即发大兵，派前锋统领硕岱、都统巴尔布等人率前锋护军，日给刍秣，令其疾驰，巴尔布到荆州时，叛军尚未至常德、澧州。所率前锋护军，每佐领下出五名，兵力不算弱。可是他们却不急于渡江，迁延迟误，而常德、澧州遂叛。你亲统大军至荆州，仍不立即渡江进取，致令吴三桂一至而常德等城遂为他所据。都统朱满率兵至武昌时，岳州、长沙还没叛变。你又不急趋镇守，逍遥武昌，六百里路，竟走了一个月！而长沙、岳州又陷落了。巴尔布等人畏缩不前，坐失险要，使叛军从容得据湖南，使我军难以攻取，且靡费粮饷，更倍于他处。

圣祖在批评勒尔锦等人之后，总结失败原因，说：追究清军寸步不能前进，是因为“贼渠”与我精兵相持荆、岳间，而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相继叛变，“贼寇”蜂起。在此之前，曾指示你们在荆河口以内，要考虑何处设兵防守。你们说，“贼船”上下江中，都取道荆、岳，很容易侦知，等有情况时，就近调遣，可以立时到达。而此刻又说，吴三桂来犯荆州，贼众我寡，特请增兵，为何前后说法不一，一切军机忽略如此地步？现在京中禁旅已遣发很多，即使再发兵，也很难迅速到达，应调附近官兵星驰赴援。目前，安亲王岳乐已恢复建昌，大军已回南昌，江苏徽州又有满洲、蒙古兵镇守。令驻池州署副都统苏郎率蒙古兵一千至武昌，留下四百人，再抽调驻兵四百，共足一千人，速赴荆州。安亲王或由宁州入湖南，或由袁州进长沙，两者任选便宜而行。《清圣祖实录》，卷55。18~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