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其满洲官兵，不必遣发。如有用满兵之处，该藩于起行时，另行奏请，然后遣发，俟官兵到后，王来亦不至迟误。余依议。《清圣祖实录》，卷43，3页。

根据圣祖的决定，兵部建议：三桂所属绿旗援剿左右前后四镇官兵共一万二千人应留下，分驻武定、曲靖、楚雄等地，令总督提督统辖。《平定三逆方略》，卷1，9~10页。圣祖同意。撤吴藩的大事就这样最后确定下来。

在撤藩这个问题上，尽管圣祖做出了全撤的决定，然而，事实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事情绝非如圣祖想的那么简单，以为一道圣旨就可以解决问题。面对三藩同时要求撤藩，圣祖和阁臣们也明知他们中有自愿有被迫的复杂情况，应当慎重地估量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撤藩可能产生的后果，多设想几种方案以供选择，防患于未然，是完全必要的。归纳起来，可有五种方案选择：

其一，恪守清太宗以来，世祖、多尔衮和圣祖继位后多次许下的诺言，如“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山河之永也”。三藩“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王其巩固封疆，殚抒筹策……功名永重山河。”《八旗通志·耿继茂传》（初集），卷175，4283页。要三藩镇守南疆，“屏藩王室”。这就是说，永不撤藩，子子孙孙世袭王爵，与清朝相始终。这些诺言和盟誓，都写入赐封的金册之中。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办到的。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并不依人们的愿望为转移，当诺言与实际利益相冲突时，信誓旦旦的诺言，写进金册里的盟约，都会被撕得粉碎！

其二，将吴、耿、尚三王调到北京，以觐见为名，叙君臣之乐，借机把兵权收回。此法颇类“杯酒释兵权”。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有鉴于前代（唐）藩镇之祸，采取释其兵权之法，于宴会上将握重兵的将帅之兵权收归己有，和平地解决了问题，逐除前代之祸，君臣相安无事。此即“杯酒释兵权”，成为千古美谈。诚然，历史不能照搬，但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足以作为借鉴；

其三，区别对待，分期撤藩，以分其势，逐个解决，如兵法上说的，各个击破；

其四，三藩同撤，一次性解决；

其五，不急于撤藩，即使尚可喜主动要求，亦可缓机图之，例如，等待尚可喜、吴三桂及其属下老一辈去世，留至第二代掌权时，可趁他们年轻，威望不重，再解决也不迟。

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各有其可行性。圣祖采取了第四方案，即三藩同撤，一次性解决。而多数阁臣主张区别对待，即第三方案，分期撤藩。比较而言，实行这一方案较为得策。因为尚可喜主动提出撤藩，确是出于诚意，吴、耿要求撤藩实非己愿。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冷静、慎重地制定一项稳妥的政策。圣祖急于撤藩，欲毕其功于一役，根本没考虑到吴、耿在被迫的情况下撤藩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而大多数廷臣对撤吴藩已表示出顾虑重重。他们为什么坚持不同意撤吴藩？正如他们已向圣祖所表示的见解，他们考虑到云南虽然平定，但那里的情况复杂，潜伏着一定危险，如吴藩一撤，局势不稳，担心会出现反复。要说三桂图谋不轨，还没有抓到谋反的证据，朝廷无法说出口，以他对清朝的特殊功绩，贸然撤藩，未必令人心服。三桂早已交通朝中诸臣，关系密切，他们是同情他的。在他们心中还有一层隐忧：“三桂专制滇中十有四年，位尊权重”《庭闻录》，卷4，12页。，处理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不管人们出于何种动机，提出吴藩留镇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它把吴藩同耿、尚相区别，分期撤藩，有利大局稳定。从三藩的情况看，尚、耿本身力量不足，威望都在三桂之下，可喜降清早，与朝廷的关系密切，一向恭谨，忠心耿耿。而耿精忠已属耿藩的第三代，他本人是皇室的额驸，年轻功少，没有号召力，即使他被迫撤藩，他也没有胆量敢首先发难。因此，先撤尚、耿二藩，不大可能引起骚动。第二，三藩中最主要的危险是吴三桂，他的实力、威望与权势并重，他的动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要设法稳住他，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第三，撤去尚、耿两藩，等于剪去吴藩羽翼，并及时向福建、广东速派满洲八旗精锐镇守，吴氏便被孤立，即使他发动叛乱，亦失两藩之助，平叛也易。恰恰在这个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上，圣祖没有认真对待大多数人的意见，坚持说：“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养疤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昭梿：《啸亭杂录》，“论三逆”，卷1，3页；参见《清史稿·明珠传》，卷269，9992页。他不加区分地把吴、尚（当然也包括耿）都看成是敌人，都施之以“先发制人”，未免失于鲁莽。例如，说尚可喜也蓄“凶谋”，是毫无根据的。后来，当叛乱发生，尚可喜至死未叛，矢志忠于朝廷，这对圣祖的不实之词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再说吴三桂，说他早有异志，也缺乏充分的根据。圣祖同阁臣们的秘密谈话，表明一个有见识的满族统治者对拥有实力的汉族异姓王的畏惧心理，已到了惶惶不安的程度！他用“撤亦反，不撤亦反”的三藩“必反论”来吓唬反对撤藩的廷臣，并为自己的撤藩主张制造根据。因此，他终于采取了三藩同撤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