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朝廷的特许，吴三桂取得了对云贵两省的完全支配权。这样，便形成了三桂王云贵、尚可喜王广东、耿继茂王福建的“三藩”并立的局面。“三王”中，无疑三桂占地最多，兵力最强，势力也最为雄厚。

终清之世，异姓受封为王的，只有五人，最先受封的是，“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合称“三顺王”。他们是在清入关前天聪七年、八年间先后降清，而受封为异姓王。顺治六年，“三顺王”改封号，尚可喜为平南王，平定两广，藩守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在南下途中死于江南，其子耿继茂袭爵，后病死，其孙（继茂之子）耿精忠嗣继。孔有德为定南王，进军广西，于顺治九年兵败桂林，自焚死。因无子承袭，爵除。吴三桂归降稍晚，迟至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在山海关前率部投降，即封为平西王，再进封为亲王。原封爵四王，孔有德死后，剩吴、耿、尚三王，各据藩地，并称“三藩”。最后是孙可望，他于顺治十四年降清后，封为“义王”，驻京师，无辖地，亦无政治作用。

清朝入关前后，为何不吝封异姓异族为王？这里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形势的要求。这要追溯到皇太极时期，是他开其端，首先破例，一次就封了孔、耿、尚三个异姓的汉人为王。皇太极与其父努尔哈赤不同之处，他的目标不只是在关外东北地区立国，而是要进居关内，同明朝争天下。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打破民族的狭隘观念，大量起用汉官汉将，不惜封王封爵，借以笼络和招徕大批汉官汉将，有利于瓦解明朝而壮大清朝的自身力量。对他们中功高、有较特殊贡献的，非以仿古制封王而不足奖赏。孔、耿、尚归清（后金），既不是兵败被俘而降，也不是被清（后金）兵围困而乞降，更不是孑然一身前来投靠的亡命者。他们都是先叛明并同它进行了规模不等的战斗，然后携带万余名将吏兵丁、家口和大批军资，主动投向清朝（后金）的。这一点，皇太极看得很清楚。例如，在尚可喜率众航海来归时，他对满汉蒙古贝勒诸大臣说：“广鹿岛副将（尚可喜），招抚长山、石城二岛，携民来归，非以我国衣食有余而来也，承天眷佑，彼自求附。”他认为后金兵“不费一弓，不折一矢，而王（尚可喜）率甲众卷，倾心归命，首建大勋，为国家肃清海岛，此识时之俊杰，宜有以优礼之”王先谦：《华东录》天聪九，3~4页。。他在敕书中高度赞扬尚可喜“全携兵民，尽载盔甲器械，乘危涉险，航海来归，伟绩丰功，超群出类，诚可嘉尚”《清太宗实录》，卷8，16~17页；参见《尚氏宗谱》，“先王实迹”。。他对先尚可喜归诚的孔有德，耿仲明给予了几乎相同的赞扬。至世祖继位时，又有吴三桂投诚。他有雄兵猛将三万余人，接引清兵入关，联合击败李自成精锐，为清兵入主中原举行了一次悲壮的奠基礼！三桂为清朝建此大功，更非孔、耿、尚三人所能比拟。故“平西王册”文内载其“洞识天时”，于摄政王多尔衮率军西征之际，“遣官归命军前”，“开关迎入”，与清军“破贼兵数十万，底定中原，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其后，又以平定云贵、擒获永历的特大功劳，晋封亲王，地位又远远高出耿、尚（孔有德已死）之上。有功给赏，功高重赏，是清建国以来笼络汉官汉将的一贯政策。事实证明，这一政策鼓励了他们矢志为清朝效力。这就是说，当初封异姓汉人为王，实是当时实行的一项特殊政策，也是清朝的政治需要而必须采取的特殊做法。

但是，“三王”所领之地，不是封地。圣祖在给吴三桂晋封亲王的册印中说得很清楚：“朕登大宝，特仿古制，视诸臣功德差等，授以册印，俾荣及前人，福流后嗣。”《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701页。这段话概括地表达了自皇太极以来，封王与历代的那种分封有着根本的不同。清朝的做法，仅在封王的名称上“特仿古制”，而在实质内容上却有别于历代的分封制。周代以后的分封诸王，多各有自己的领地，在这块领地上享有全权，实则是国中之国。清代所谓封王，是爵位之名，地位崇高，待遇优厚，不具有封藩的意义。即使皇室中封王的，也不给封地，都住京师，不具有政治权利，只有他们出任朝廷某种职务时，才握有该职务所规定的一种权力。当初皇太极所封孔、耿、尚三王分驻辽阳与海州（今辽宁海城），此为驻防地，并不是封地。顺治时，仍然沿袭这一体制，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当时，正处于千军万马纵横奔驰的征战状态，一无藩地，二无特殊权力的规定，不过待遇比关外更优厚些。当战事稍缓，大规模战争逐渐结束时，便把他们陆续调到关外各自的家乡驻防。尚可喜于顺治二年自江西班师，“还镇海州”《贰臣传·尚可喜传》。，孔有德与耿仲明“还镇辽阳”《贰臣传·耿仲明传》。。与此同时，吴三桂在追击李自成致其死后，也班师回京，“出镇锦州，所部屯宁（远）、锦（州）、中右、中后、中前、前屯”等清军入关后不设防的已弃城镇。《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