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去世，他的第三子玄烨，以八岁的幼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清圣祖，以明年为康熙元年。遵照世祖遗嘱，命索尼、苏克萨哈、遇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清圣祖实录》，卷1，1~6页。台湾华文书局版，下同。

世祖的突然去世，新君幼童即位，对吴三桂意味着什么？对他的前程将产生何种影响？是有利、还是有害？毫无疑问，三桂和他的谋士们必然要做一番估量。算起来，三桂降清也正好十有八年，无论是前朝多尔衮摄政，还是后期世祖亲政，朝廷给了他所能给予的一切荣誉、地位、利禄，达到诸臣所无法企望的程度。不仅如此，世祖对他的信赖和无时不关怀备至，即使一个怀有二心的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从“感恩图报”这层意思上说，对世祖的去世，三桂应当是悲痛的。他以自己对清朝的盖世功勋，相信新君不会改变以往对他的优渥政策。从以往的历史来看，他与新君完全是一种陌生的关系，与他降清和此后迄至世祖去世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彼此都无联系。这会减少三桂的戒心和种种顾虑。何况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即便有索尼等四大臣辅政，也不敢轻视他；相反，他会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尊敬和优宠。

且不说三桂此刻想些什么，对世祖的去世，他还是要尽到人臣之礼的。他决定进京哭拜世祖，可他又担心朝廷把他留在北京，回不了云南。大凡总提防别人的人，总疑心别人来暗算自己。对别人不诚实，也总怀疑别人欺骗自己。此种人的心理大抵如此。朝廷是否准备趁他入京把他扣留，史无记载，我们不能妄断。但以当时形势而论，朝廷不致有此打算。因为云南还很不安定。永历和李定国等势力的存在，清朝仍视为一潜在威胁，急需剿除。世祖去世前，已下达了命令，并派出爱星阿率禁旅，协同三桂进征。再说，朝廷正倚重他安定云南。尽管如此，三桂还是处心积虑，为防止朝廷的意外之举，特提重兵而来。他把部队分成数股，陆续启行。于是，在云南通往北京的大道上，他的军队络绎不绝，倒使旁观者感到一种心理压力。他还在半途中，其前驱部队已行至北京附近，“人马塞途，居民走匿”。这种情况，已引起了朝廷的警惕，惟恐出现意外之变，命三桂不必进京，可在京城外“搭厂设祭”。三桂遵命而行，在新设的世祖灵前，哭拜一场，完成了礼仪所规定的祭祀活动，即提兵返回云南。《四王合传·吴三桂传》，3页，载《荆驼逸史》。

从这次活动，已看出三桂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势力。不想失去已得到的任何东西。世祖的去世，在他看来，似乎并不重要。一个人的权利和地位的过快增长，往往是政治野心膨胀的温床。三桂的思想，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回到云南后，三桂面临的至关重要的大事，就是继续完成世祖的遗命，彻底剿除永历，向新君奉献新功！

出师前，三桂向南甸、陇川、千崖盏、达车里等云南各土司颁发朝廷敕印，令他们协助清兵剿永历。同时，他向缅甸发出通令，告诉清兵出师日期，命缅方到猛卯迎接清兵，擒永历献来。《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0页。

顺治十八年正月，三桂派遣副部统何进忠、总兵沈应时、马宁等率师出腾越，经陇川，于三月至猛卯。缅甸并没有如约派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近两年来，因为永历的事，李定国、白文选与缅方屡次交涉，发生多次交战，百姓苦于战火不断，死伤很多，已对国王产生不满，臣属们说：王迎入永历帝，是自招祸之源，国王说：我迎的是皇帝不迎贼，贼祸乱我，皇帝不祸乱我，为什么要怨恨我呢！拒绝了臣属们的劝告。缅方百姓和大多数臣属都担心李定国如破都城，将导致一场祸乱。这时，缅方接到三桂通令后，多数主张从三桂约，不如趁此次清兵入境，把永历交出去，取得清朝的谅解，用以对付李定国，对国家的安全极为有利。这些考虑，当然是以牺牲永历为代价，换来缅方利益不受侵害，国王没有同意，还说：“因人之危而为之利，不义；且彼兵至也，天之所立，中土（中国）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之害，是逆天也。逆天不祥，不如且全之任彼后图。”戴笠：《行在阳秋》，卷下，300页。正巧国王的弟弟莽猛白率众五万入援，防御李定国的进攻，看到人们强烈的不满情绪，甚至因国王拒绝三桂的通令而感到愤怒。莽猛白利用这个时机，立即夺权，他把他的国王哥哥绑起来，囚在箯舆之中，抛入江中，用江水呛死了事。他自立为主，立即派使者前去猛卯迎清兵。由于跟李定国交战，道路不通。及至缅使赶来时，又遇上一年一度的瘴气弥漫季节，用兵十分危险。何进忠等只好引军回师，上奏：俟霜降瘴气消失，再大举进兵。《小腆纪年附考》，卷20，10页、14页；《小腆纪传·永历下》，卷6，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