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自成把这种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和打击给扩大化了，不分主次，竟殃及一般富裕人家，甚至连平民也遭到抢劫，是完全错误的。虽然历史记载皆出自地主官僚及其文人之手，其中不无失实甚或污蔑之词，但仍能透露出农民军在北京的过火行动，触犯了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只能使农民政权陷于孤立。而抢财物、掠美女，也是不得民心的。农民军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过早地追求享乐，腐化了本身的战斗力，他们除了整天的追赃派饷，搜求财物，占女人，忙于登基大典的筹备，却不知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亟待处理。误了时间和机会，以致招致迅速地覆亡。诚为可惜！严格地讲，农民军在北京所作所为，还停留在打家劫舍的低水平的斗争上。李自成等不像是一个创业之君，说他是一个只图痛快一时，而无远谋的草莽英雄也不算过分。难怪那些降农民军的官僚士大夫无不大失所望，后悔不该投向这个新政权，因而对农民军这个新政权不予支持。李自成、刘宗敏盲目蛮干，连吴三桂的家也给抄了，父母亲属都被拘禁，爱妾陈圆圆也被劫掠。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农民军严重伤害了三桂一家的切身利益，他当然不能置若罔闻。他出身行伍，是在同清（后金）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骁将，他年岁正轻，血气刚烈，在君死、亲人蒙难、爱妾遭人凌辱的情况下，他怎能忍辱再投向李自成！同时，纷纷传来的农民军在京大规模追赃派饷、严刑拷索的消息，更使他望京师而却步，岂肯自投罗网，前去束手就擒。他本来就忠于明室，当世公认他对父母至孝，迫于形势，为保父母生命，不得不接受农民军的招降，而此刻父母遭难，爱妾被占，顿时把他的勉强投降的信念击得粉碎，想到国仇家恨，怒火中烧，他再也按捺不住对农民军的极端仇恨，对部下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拔刀欲自刎。部将们急制止，说“将军何至此？吾辈当死战”！《国榷》，卷101，6071页。于是，他发誓“讨贼”，誓与农民军不两立！吴三桂降而复叛，是李自成、刘宗敏等人的非常错误的政策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而这个恶果又直接迅速地导致了李自成悲惨的结局。
吴三桂怀着满腔愤怒，于四月四日突然返至山海关，向唐通部发动袭击。唐通受自成指使，曾给三桂写过招降信，“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流寇志》，卷11，178页。。虽然三桂没有回答他，却根本没料到三桂会中途变卦，毫无防备，仓促迎战，被吴军杀得人马几尽，仅剩八骑逃还北京。《国榷》，卷101，6909页；参见《平寇志》，卷10，235页。山海关重新被吴军占领。三桂率部返回关上，人们对这一事变都感到突然，不免惊惶。关城乡绅佘一元写诗记其事《临榆县志》，卷9，《舆地编·纪事》4，佘一元《叙旧事诗》。：
吴帅旋关日，
文武尽辞行。
士女争骇窜，
农商互震惊。
二三绅儒辈，
早晚共趋迎。
……
三桂返回关城后，决心征讨李自成。他陈兵演武场，举行阅兵誓师，激励将士的战斗意志。他的兵力，已达五万人《临榆县志》载佘一元诗：“关辽五万众，庚际呼如何”。又，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云：“甲申四月，吴三桂奉召入援，兵五万，号十五万。”佘、程两人均是当时人，为其亲见，故言吴军五万可信。。在他的激励下，这支数目可观的战斗部队，已显示出一股敢战勇斗的气势。三桂的这一举动，博得了当地士绅的欢心，他们“饷以牛酒”慰劳吴军。有诗为证：
一朝忽下令，
南郊大阅兵。
飞骑唤吾侪，
偕来予参评。
壮士贯甲胄，
健儿拥旆旌。
将军据高座，
貔貅列环营。
相见申大义，
誓与仇雠争。
目前缺犒赏，
烦为一赞成。《临榆县志》，卷9，《舆地编·纪事》4。
三桂得意地问他们：“我兵何如？”众乡绅们都说：“真天兵也！”又问：“可杀李贼否？”这时，大家把目光移向了李自成派来的两名使臣，一个叫李甲，官巡抚；一个叫陈乙，官兵备道。李、陈是来劝降的，到这时，尚未离开吴营。他们俩虽觉得气氛不对头，料吴三桂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当三桂问乡绅们：“可杀李贼否？”众乡绅以李、陈在座而不敢答，他出其不意下达命令：立斩李甲，割下首级祭旗；割下陈乙两耳，放他回京，让他传话说：“令李贼自送头来！”孙旭：《平吴录》。参见佘一元：《山海关志》。三桂的这番勇气和魄力，赢得了一军的赞叹：“吾帅忠孝人也！”《甲申传信录》，卷8，144页。
三桂同李自成彻底决裂，给父亲吴襄写了一封绝情的信，其文曰：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己后期，可悲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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