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德治国，民富国强

泰伯“自号勾吴”，拥立为吴君之时，正值商末，这时岐山的周候国，伐犬戎，征密须，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商王朝黑暗统治腐败至极，反商烽火四起，各路称雄。刚建立的勾吴国小而弱，为保卫民众生命财产，防御外来侵犯，泰伯选址梅里，构筑土城，以为国都。城曰“吴城”、亦称“泰伯城”。其城周三里三百步。外廓三百余里。城内建造宫室和民宅。此城是江南第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吴氏的发祥圣地。

泰伯缔造了勾吴国，构筑了都城，势必设立官职，建立军队。尽管年代古远，记载阙如，一时难以考证，但仍可从许多遗迹中、从无数乡亲父老一代又一代的传说中得以印证。相传，泰伯城南的接岸船弄，是当年吴国驻兵的地方；“荒三千”中的那座“故文台”，就是吴国举行庆典、朝拜天地、检阅军民的地方。

泰伯在位的40余年里，不断地推动着勾吴国的发展和进步。他不仅大力发展农牧、冶炼、制陶等业，还努力发展贸易经济。这种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荆蛮文化的有机结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使勾吴成为“衣食足而礼义备，民生敏于习文，疏于用武”的礼乐之邦。《史记》和不少古籍文献，均证实它是“东南礼乐、实始基焉。”

以梅里为中心的勾吴国，在泰伯治理下，一步一步地从贫穷走向殷富，从落后走向文明，国强民富，国泰民安。

至德无名垂千古

泰伯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三以天下让”，开创勾吴国。而且在于他以谦让的风范和宽阔的胸怀溶于荆蛮习俗之中，并将黄河流域较具优势的礼义和生产技术加以糅合与交融，带领民众开创新的事业，使原来的荆蛮文化的文明价值提升了一大步。最终形成影响至今的“吴文化”。孔子赞叹“可谓至德也已矣”，司马迁《史记》列他为“世家第一”。他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的精神，万古长存。

相传，农历正月初九是泰伯的诞生日。为纪念他老人家，从古至今每年这一天，民众从四乡八镇赶朝泰伯庙。以后，发展成盛大的民间文艺演出活动，并形成集市贸易交流会。从农历正月初八至初十，三天中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且相沿成习，至今依然。梅村和鸿山民众，还在农历三月初三（今改为清明节）纪念泰伯逝世，家家户户备上洒肴，带上香烛和鞭炮，赴鸿山泰伯墓地进行隆重祭奠，怀念泰伯的三让美德和创建吴国的伟大功绩。百姓中也流传着“千树万木林森森，高山险路石磊磊，江南文化泰伯兴，吴歌如海源金匮”的歌词。

泰伯的崇高德行，为历代文人学士和骚人墨客所敬仰。除孔子在《论语·泰伯第八》中高度评价泰伯外，唐代诗人皮日休诗云：“一庙争祠两让君，几千年后转清芬；当时尽解称高义，谁敢教他莽卓闻。”明末无锡东林党著名人士高攀龙作《泰伯城》诗道：“泰伯城荒德未荒，至德遗址尚流芳；试观霸业今何在？不比勾吴让国香。”清初无锡诗人李崧作《泰伯墓》诗云：“三让成国业，东南文教开；勾吴冠中夏，陵寝仰崇台。古道不复见，斯民良可哀；空山闻落木，清响自天来。”2000多年来，歌颂泰伯的诗歌，有记载的达数百首之多。

从官方记载来看，泰伯墓，初为“民世修敬焉。”东汉永兴二年（154）四月，汉桓帝令吴郡太守糜豹修筑墓道茔门，这是历史上最早有关修建泰伯墓的记载。糜豹在《泰伯墓碑记》中写道：“其规模宏远，霞骏云蔚，巍然肖皇山之富焉。”同年十月，泰伯四十一世孙灌阳侯吴如胜向东汉桓帝进呈家乘世系，桓帝很高兴，赞叹道：“贤哉吴泰伯，庆泽弥流长。”并任命吴如胜次子允承为“奉祀侯”、作泰伯墓、庙的主祀官，岁时祭享。

晋明帝太宁元年（323），明帝下令，祭祀泰伯须用王者之礼。在墓前立“至德碑”，在茔门南建“享殿（堂）”，赐乐器于享殿。添墓、庙守卫五十人，在享殿门前立二十四戟为仪仗队。赐田地100顷，永立祭祀。令晋陵太守殷师管理，并封泰伯四十九世孙吴皋孟为“昭衍公”。

晋成帝咸和三年（328），诏吴郡太守虞潭主持庙祀，撰文立碑庙中。

南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帝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全备）祭泰伯，并“勒石于庙庭”。

唐贞观十三年（639），下诏重修扩建大殿庙门并遣礼部尚书韩太冲，著作佐郎童显致祭。钦赐金炉、香盆、花瓶及祭器一套，作永久供奉；还在享殿特建祭器库，添100户，立四季享礼。

唐贞观十五年(641)，诏泰伯六十四世孙驸马都尉吴世伟置祭田千顷，永为庙祀。定下泰伯像衣冠式样。命太守捡校魏征撰碑于殿阶，派官员隆重祭祀。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赐嘉、湖二府田386顷，永充庙祀。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命朝散大夫梁周翰祭泰伯，赐金帛祝文，又赐墓旁苗田223亩，规定收入作为祭墓之用。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遣龙图阁学士孔道辅祭泰伯，赐绕墓田百亩，规定每年收入，入墓仓使用。

宋哲宗元佑七年（1092），帝赐“至德”匾额，遣官致祭。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封泰伯为“至德侯”。

宋微宗崇宁元年（1102）封泰伯为“三让王”。

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诏祭三让王于“至德殿”。并赐金帛。

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派御史中丞察罕贴木儿致祭泰伯。

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敕封“吴泰伯之神”，并规定春秋两祭。祝文曰：“三让至德，民无可称，周基八百，由斯而成。”

明弘治十三年（1500），无锡知县姜文魁“捐奉倡民”重修墓、庙。嘉议大史、吏部侍郎王鏊撰《无锡县重修泰伯庙碑》。

明弘治十四年（1501），总兵杨文建亭立墓碑。

明正德十二年（1517），无锡知县姜士元集资千五百金，重修泰伯庙，奉政大夫、户部郎中钱荣撰《泰伯庙赡田记》/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地方善土倪程捐资修茸，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撰《泰伯庙记》。

明天启年间（1621-1627），无锡知县吴大朴修茸泰伯庙。

明天启三年（1623），著名东林党人华允诚立石墓表，高攀龙写碑文。

清康熙十三年（1674），无锡知县吴兴祚捐俸整修墓地，乡民捐田七亩四分，立碑记载。

清康熙三十年（1691），无锡乡贤蔡鹤龄修茸泰伯庙。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圣驾南巡，驻苏州行宫，御书“至德无名”匾额，赐庙供奉。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吴（今吴县、常州、丹阳）巡抚吴存礼修茸泰伯墓。

清雍正四年（1726），知县王乔林为墓立碑，“勒石永禁”。

清乾隆三年（1738），金匮知县王允谦“请帑重修”，更建享堂墓门。乾隆帝为庙御书“三让高踪”匾额。

清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第一次南巡遣散秩大臣乌木太祭泰伯。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南巡，遣刑部左侍郎钱维城祭泰伯。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程岩祭泰伯。三十年（1765）第四次南巡，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张若澄祭泰伯。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邑令吴铖修泰伯墓。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知县齐彦槐重修享堂墓门，并写门联“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杯万古江南”。筑石围墙、建丰乐桥。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住持道士张矅修泰伯庙。

清咸丰十年（1860），住持道士戈培、许日新重修泰伯庙。

民国六年（1917）六月，代总统冯国璋题赠“端委风高”匾额。江西督军李烈钧题赠“至德无称”匾额。

民国三十七年（1948），族人捐资修泰伯庙，国民政府委员吴稚晖撰《重修泰伯庙记》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题赠“锡邑之光”匾额，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题赠“泰伯庙”匾额。

1957年，无锡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泰伯庙等十一处文物保护的通知》。

1982年，泰伯庙和泰伯墓均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江苏省、无锡县两级人民政府拨款135万元重修泰伯庙。

1993—1998年，海外宗亲乐捐、修茸玉皇殿、三让堂、尊贤堂、泰伯古井亭、关帝殿、至德名邦大牌楼等。

中国香港吴多泰、吴雄，旅港吴氏宗亲会，中国台湾吴伯雄、吴天佑，献了堂匾；世界至德宗亲总会、台湾吴乾华，台南，苗栗等宗亲会献了抱柱联；吴天祐又献了红木祭桌，铜烛插。

1999年，经江苏省、锡山市两级政府的批准，鸿声镇政府决定全面扩修泰伯墓。由省市建委、省太湖建筑公司共同设计，历史研究等专家多次会同论证，决定按盛唐时的规模恢复泰伯墓风貌。墓区由原来的三亩左右扩修至二十三亩。巍峨古朴的宏伟建筑，布置考究的陵园建筑，历时年余，胜利竣工。泰伯墓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南第一古墓”。新扩泰伯墓，共耗资800余万元，其中政府及地方干群出资占半，吴氏海外裔孙捐资占半。

自2000年泰伯祖墓扩建告成，激起海内外宗亲捐献《归宗碑》的热潮。首先由贵州毕节从数千里之遥送到祖墓，接着捐献的有四川简阳、湖南浏阳、江西九江、福建柘荣、周宁、新加坡延陵总会、江西兴国、湖北麻城、江苏沐阳、海南海口、广东吴川、福建象畔阙公委员会、四川垫江、浙江义乌、浙江文成、山东菏泽、福建寿宁、广东东莞，还有台湾地区吴季贤、美国吴祥发等二十四块。

2001年，香港特区吴天赐乐捐16万元，修建了泰伯庙后泰伯渎河驳岸，并建汉白玉泰伯渎纪念碑一座。

录自《中华吴氏大统宗谱》卷二·源流10~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