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保蜀之功  其可既乎

（一）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民族矛盾、社会矛盾贯穿始终，由此导致国家的分与合、兴与衰，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变成一条曲线。其中封建社会从形成、发展到衰落，历经三个阶段。二吴出生和建功立业的宋朝处于发展阶段。北宋末年，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徽宗皇帝和权臣蔡京一伙，却让这一时期变成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由腐败的统治而导致的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征辽御夏的战争尚未收尾，国内起义队伍风起云涌。当北宋统治者忙于组织镇压义军的时候，金朝女真族的势力悄然兴起。宋、金关系在短期之内由合作变成对立，并很快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女真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名族，世居黑龙江下游、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和长白山地区。这个刚刚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民族，在武装抵抗辽国的残暴统治中砥砺了头角，在争夺并占领辽国领土的战争中尝到了甜头。如果说金军对辽国的战争是一种反抗行为的话，对宋国用兵则纯属侵略。这种侵略不单是为了拓疆，而是一种残暴的掠夺。其行为不仅使宋国的经济文化蒙受了重大损失，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延缓了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发展进程。

这里姑引几则对金军暴虐行径的记载：

是日敌营始空，其行甚遽，以勤王兵大集故也。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营中遗物甚众，秘阁图书，狼藉土中；金帛尤多，践之如粪壤。二百年积蓄，一日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必取以去。（这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四月关于汴京沦陷后劫城的记载）

遭受虏掠的范围，同书亦有这样的记载：

初,敌纵兵四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

《三朝北盟会编》引赵子崧家传所述：

兼闻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屋舍产业。意欲尽使中国之人，父子兄弟夫妇不能相保，狼狈冻馁，归于死地，以逞其无厌之心。远近之民，所共愤疾。

南侵其间，金军还将部分汉人虏掠为奴，在其耳上刺字为号，并贩卖于回纥、蒙古等地。由此可见，宋朝军民反抗金军侵略的战争完全是正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吴玠、吴璘兄弟，同宗泽、李纲、岳飞、韩世忠、刘锜等人一样，都是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

（二）

南宋政权建立在半壁江山之上。就半壁江山而言，是“以秦陇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的“常山蛇势”。（《宋史·汪若海传》）秦陇与川蜀互为表里，唇齿相依。守住秦陇地区，“不惟保蜀，所以重上流形势”。（《要录》卷131）“蜀若不守，江、浙自摇。”（《宋史·綦崇礼传》）金军要想吞并南宋，自然重视占据上游形势，据秦陇而窥巴蜀。一旦拿下四川，就可顺流而下，掩举吴越，形成对南宋的包围圈,这是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此后蒙古宪宗侵宋的攻略与金军无异。唯一不同就是前者未遂，后者得逞。

除了地理形势上的优势之外，川陕（秦陇）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民风强悍、经济基础雄厚，可为募兵养兵用兵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秦兵可以强国，蜀货可以富国（《要录》卷53）”，所以“倚雍之强，资蜀之富（《要录》卷32）”成为南宋立国的基础。“欲守则有险可恃；欲战则有资可凭（《要录》卷127）”，川陕战区在南宋这盘棋上的作用和二吴抗金保蜀的意义由此可见。

王夫子在《宋论》中谈到南宋初年江南形势时说：“当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缕。”没想到时隔一年之后，陕西的形势更加严峻。1130年（建炎四年），当金国大军还未集结陕西之时，张浚发动富平之战失败，在客观上帮助金军未付出多少代价就提前将陕西五路尽收囊中。金军在占据陕西五路之后，将入蜀南下的计划提前实施，于是川陕变成了抗金主战场。吴玠、吴璘就是这个时候挺身而出，担当起川陕战场抗金保蜀之重任的。吴氏兄弟直接参与抗金的时间，从1128年（建炎二年）青溪岭之战，到1167年（乾道三年）吴璘病逝，前后40年。在川陕战区先后发挥主帅作用长达36之久。

绍兴元年至四年，吴玠在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三次大战中连续获胜，史称蜀口三捷。这三次大战重创了金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金军突破蜀口的战略计划，扭转了宋、金对峙中宋弱金强的局势，从而改变了南宋历史的发展进程，稳定了国基，大长了宋军志气。“没有吴玠在川陕战场的重大胜利，就没有岳飞后来轰轰烈烈的北伐抗金战争。”（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

对和尚原之战，胡世将在《忠烈吴公祠记》中写道：

当日者，以一旅之众，攻百倍之师，所向克敌，公之勇冠三军。富平之役，议格不行，六路尽陷。忠烈公收散卒，保凤翔之西和尚原。敌乘胜急攻，谓可谈笑间破也。是时，军皆乌合，上下内外不相信。公为统领，与诸将誓以无忘国家，言出于诚，人人感泣。公知人皆可用，遂与弟璘计而后战。敌大败不能返，全军几陷。

宋人吴泳在其《鹤林集·绍兴吴玠守蜀关二事》中说：

臣闻蜀，国之上流也，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则自金、均历襄州，径趣汉阳者为一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则自涪万里入瞿塘，而径会于九江者为一道。故昔之固国者，必以上流为固而所以固。蜀在，必以关险为守，绍兴君臣日夜念此至熟也。蜀之险，固多岐，而饶风一关，汉中之屏蔽；仙人一原，西河之衿喉。臣玠、臣子羽、臣仲，尝守饶风矣；臣璘、臣政、臣万年，尝扼仙人原矣。如重弓副矢，一隙弛则一备严；一士亡则一将继。铁骑虽成林，而终不能越关而西者，玠与璘之力也。

《宋史．吴玠传》在评价吴玠时说：

方富平之败，秦、凤皆陷，金人一意睨蜀，东南之势亦棘，微玠当其冲，无蜀久矣！

宋人袁燮《絜斋集》卷四《论蜀札子》中说：

中兴以后，吴玠吴璘实任其责。才气之雄，智略之伟，立乎千万人上。折冲御侮，谈笑间耳！

清人张宗泰把吴玠在蜀口的胜捷，置于全国抗金战场去评价。他说：

建炎二年（1128年），金兀术之大起燕云河朔之兵南侵也，兵戈所指，守土之臣有先事迎降者；有潜身远遁者；间或与之抗拒，即无不立遭屠戮。由江北而江南，则更如入无人之境……金人饱掠而归，泊舟长江。而韩世忠者，乃屹然起而堵截于其际，以八千之众，遏十万之师。沿江上下，百计求济；哀祈之声，不啻穷猿。而世忠终不为开一线之路也……金人不敢再窥江浙，而宋人之国基始定。然金人之谋，以兵力既绌于江浙，又转而窥伺于巴蜀。蜀道既通，则将由夔峡以摇撼乎江浙。而值吴玠兄弟起而与之垒壁相当，天生神勇，为国长城。始则构兵于和尚原；继而饶风关；继而杀金坪。金兵尽攻击之术，宋人极抗御之能，虽亦略展疆土，而士马之凋丧，军实之堕败，不知纪极。金人于是知南国之有人，而未可以卒图也。始息心回意，不复称志于兵戈之间矣。金人敛兵，而宋人始得以立国。向非韩世忠抗衡于前，吴玠兄弟力持于后，则宋人终无栖身之所矣。 （《鲁严所学集》卷5）

三捷之功，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步克骑、在整体劣势中营造局部优势的奇绩，不仅在宋金战争史上，而且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和尚原之战被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100次战役之内，并与孙膑马陵道之战被称之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两大奇阵。

绍兴五年至九年，西部战场处于沉寂，吴玠在战争的间隙里修堰营田、布垒设防、厉兵秣马，为长期保卫蜀口奠定了坚实基础。绍兴九年宋金第一次和议达成，吴玠病逝，吴璘和杨政、郭浩分帅承担保蜀之重任。来年金人背盟，战火再次燃起。吴璘在抵御金军的战争中走向主帅之位，指挥西军东征西讨，所向克捷。十一年九月，在秦州剡湾大败金军。绍兴十二年，宋、金第二次和议达成，蜀不被兵二十余年。此间，吴璘在失去和尚原、方山原险要的情况下，制定和实践保蜀方略，并在潜心研究他和先兄抗敌经验的基础上，著成《兵要大略》一书。

绍兴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完颜亮南侵中途遇变，吴璘根据金西路帅合喜之军是“自守之军，不足虑”的正确判断，将未申之志、未尽之才、未使之劲全部释放出来，指挥西路宋军三路出击，一举收复陕西三路十四州三军和大散关、方山原两个战略要地，再次把川陕战场由辅战场变成主战场，创造了宋金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攻取战之胜绩。其中为吴璘军事生涯划上句号的德顺之战，与作为吴氏兄弟谱写辉煌之起笔的和尚原之战，都是经过三次激烈较量后胜出的。

英雄扭转时势，时世造就英雄，这句话在二吴的辉煌人生中再次得到印证。纵观二吴一生，出生在动乱年代，成长于战阵之中，以其出类拔萃的才略和以身许国的忠诚，引领西边将士浴血奋战，挽狂澜于既倒之际，建丰功于诸将之上，成为南宋初期最杰出的将帅,并以兄弟名将而传为佳话。高宗在奖谕吴玠的诏书中称他“弩兵百战，每闻三捷之功；悍寇四川，独倚一军之重。隐如敌国，贤堪长城（《北海集》卷11）”。还将他比作汉中兴良将赵充国，称“济朕莫大之业者，非卿而谁？”（《吴玠功绩记》）将吴璘比作汉光武时名将冯异，称“朕于光武，远有渐德，而卿之才烈，岂直可比冯异而已哉！”（《北盟会编》卷132）孝宗继位后，在赐吴璘亲札中说：“今日元勋旧德，同国休戚，无如卿者。”又称“卿历世忠劳，国家是赖”。在进封新安郡王诏中称璘“忠义本于天资，智勇谓之人杰”；在吴璘辞新安郡王不允诏中又称“卿英望鸿烈，为中兴第一！”这些出自两代皇帝的称赞，虽是褒奖，诚非过誉。时隔四十多年之后，在宁宗开禧年间担任宰相的韩侂胄，曾称二吴“中兴之功居第一”。他虽是南宋中期一位失败的抗金领袖，但这一评价的公正性不会因人而废。

吴氏兄弟一生的主要作用体现在抗金保蜀、收复失地上，主要战绩在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剡湾、德顺五次大战和收复三路中获得。他们用自己一生的辉煌业绩，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建立了一座丰碑，留下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在南宋历史上，没有一个人、一支军队能够象二吴和吴家军一样打过那么多硬仗、大仗、恶仗并保持完胜；没有一个人、一支军队保一方平安那么久，而这一方的概念竟有116州之广。清徽县知县张伯魁在《重修吴王庙记》中说：“吴氏一门三将守河池、控陕蜀，以为东南屏蔽。其功业在一方尤在天下；在一时尤在千古。”甘肃近代著名学者张维在《陇右金石录》中写道：“不六十年，蒙兀儿铁骑长驱于汉阆江巴之郊，无一人如玠、璘、挺之凭险血战，阻其狂锋如和尚原、仙人关、德顺军之役者，益叹吴氏保蜀之功，不可灭也！”也许站在元灭南宋的时空，对二吴保蜀之功在宋金对峙期间的作用和价值看得更清些。

二吴保蜀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而且体现在政治、经济多个方面。由军事上的胜利保证了蜀口的安宁；由蜀口的安宁换得占南宋半天下之地的西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使全蜀之民得遂生养之乐；由西蜀的发展带来了南宋政权的巩固，正是其保蜀之功的意义之所在。二吴去世后，陆游在四川供职达八年之久，见证了吴玠保蜀的直接成果，在淳熙四年冬作于成都的《晚登子城》一诗中写道：“国家自从失河北，烟尘漠漠黯两京。胡行如鬼南至海，寸地尺天皆苦兵。老吴将军独护蜀，坐使井络无欃枪。名都壮邑数千里，至今不闻戎马声。”从寸地尺天皆苦兵到名都壮邑不见兵，生动地记述了这一丰功。

（三）

史称吴玠“每战辄胜”，“能胜所难胜，守所难守。”谓吴璘“用兵未尝败，尤长于持胜。”他们为什么能在抗金保蜀大业中终其一生，在与金军角逐中立于不败？这是两个互有关联的话题。

南宋立国初期，虽然国家处于板荡之中，但在其统制集团的政策中有两点十分明确：对外主张屈膝求和，对内实行以文制武。这两项政策及其产生的阻力，几乎与二吴的军事生涯相始终。在二吴掌兵守蜀的36年中，有32年是在南宋开国皇帝高宗朝。高宗在位36年，始终没有恢复故疆的打算，千方百计谋求和议。但和议是双方的事，仙人关战前，宋朝是没有条件与金讲和的，金军也没有改变灭宋意图。战后，和议变成了宋、金双方共同寻求的道路。所不同的是宋朝以守持和，金朝是以战逼和。为了求和，高宗不惜削夺掌兵大将张、韩、岳、刘兵权，并杀害岳飞。这一点，吴氏兄弟十分清楚，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没有超出国家大政方针许可之外，这是他们信守终身的底线。绍兴四至九年，吴玠为什么有能力收复故土而未大规模出兵？吴璘为什么在绍兴十二年腊家城垂破之际无条件班师？为什么在绍兴三十二年面临三路复失之痛而不违班师之诏？皆因他们明白：握兵大将一旦偏离国家大政方针，不仅一事无成，而且自身难保。

善于自我保护，以顺图存，以存图利，既能在急难险重处崭露头角，又能在一枝独秀时韬光养晦，可以说这是二吴，尤其是吴璘的一个特点。正因为他们忠于朝廷，恪尽职守，忍辱负重，虽然不断受到朝廷的制约和防范，但没有落到张、韩、岳、刘的结局，才为国家保留了一支他们用心血打造的西部劲旅，把抗金保蜀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而他们所保卫的不仅仅是君王利益，更有人民利益。

二吴之所以在军事上保持不败，除了朝廷的信任和支持之外，关键在于自身的素养和才华。二吴的军事思想，尽管吴璘在《兵要大略》中作了总结，但仍有待于挖掘和研究。研究二吴军事思想，首先应理清其核心是什么。笔者认为，二吴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建炎四年富平战前张浚征求意见时吴玠说的那句话：“兵以利动。”正如清光绪十八年《新修凤县志》中《吴玠传》后断语所说：“吴玠用兵，大有方略：属之战争，当以利作。”找到这一核心，他们为什么能胜所难胜，守所难守就不难解释。有关他们军事思想的所有记载，无不体现这一核心思想。吴玠富平战后选择和尚原立脚，就是看准了它的地理优势；而和尚原三次胜敌，就是凭借地利优势和先进武器。和尚原战后，吴玠正式承担起保蜀重任，留少量部队守原，而将大军驻守仙人关，且在和尚原、仙人关之间形成纵深配备之势。这一防御体系，一直保持到南宋末。对这一选择的利害，胡世将在《忠烈吴公祠记》中说：

自古守蜀，或守汉中，或守涪城，皆弃险处内。弃险则易攻；处内则易摇，所以中原之兵，一涉其境而国以丧。未有忠烈守蜀咽喉之地，而安之不危也！

兵以利动，不仅体现在善于借势，而且体现在善于造势，变不利为有利，或者说优势转换。用《吴武顺王碑》中的话说，就是“以预处我师于便而致敌于不便”。吴玠在仙人关之战中采用的驻队矢，以弩制骑，以逸待劳，使我军有更休之机而攻敌无间歇之时，正是建立在反我之短，制彼之长这一军事思想之上的造势的典范。吴璘指挥的剡湾之战，抓住敌帅一个善谋，一个善战的特点，提兵犯险，出其不意，打出三张战术牌：一是打时间差，约敌明日会战，实际上当晚就进入阵地；二是在战地上一下子突入原上，使敌我凭借的地域优势迅速转换；三是一进入原上就布好叠阵与之抗衡。一夜之间实现了敌我优势转换，把兵以利动的理论运用到极致，可谓之经典之战。

兵以利动，还体现在务远略不求近、小之利上。如饶风之战中，在金军尚未撤出汉中之前，吴玠宁肯暂负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刘子羽，也不轻离蜀口。仙人关大战之前，暂时放弃和尚原。吴璘收复陕西三路，在原州与德顺同时临敌时，宁可暂弃原州而不懈德顺之守。

从二吴军事实践看，其军事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吴玠功绩记》中所说的“用兵本孙吴，而能穷其变化”。如在防守时创设的纵深配备、连城、地网，战阵中采用的驻队矢、神臂弓、叠阵法、弱前强后等，无一不变，无一不通。穷其变化，正是兵以利动的体现。

（四）

二吴麾下良将辈出。其中位至节度使以上、官至都统制以上有杨政、郭浩、姚仲、王彦、吴拱、吴挺、李师颜、任天锡、吴胜；以下有田晟、雷仲、杨从义、王喜、王俊、邵隆、向起、卢仕闵、姚志等，皆为一时之人杰。这些将领的脱颖而出，离不开二吴的培养和荐拔；二吴抗金保蜀大业的成就，也离不开他们的忠诚与奉献，可谓相辅相成。

在二吴挂帅期间，由二级以下指挥官指挥的中型以上的战役有：1132年3月杨政、吴璘、范综指挥的方山原之战，1134年9月吴璘、杨政指挥的秦州之战，1140年6月姚仲指挥的百通坊之战，闰6月田晟指挥的泾州之战，1141年9月李彦坚指挥的黄牛堡之战，10月杨政指挥的宝鸡之战，1161年10月向起、吴挺指挥的治平寨之战，1162年元月惠逢指挥的河州之战，2月赵铨指挥的镇戎军之战，闰2月杨从仪指挥的大散关之战、吴挺指挥的瓦亭之战，5月吴挺指挥的巩州之战，1164年吴拱指挥的祁山之战。这些战役，放在全国抗金战争中也不逊色，其难易程度、指挥艺术和获得的胜绩，并不比朝廷所选十三处战功中的某些战役差。

助二吴成保蜀大业者，还有一大批闪耀的群星。吴玠走上抗金战场的第一个上司曲端，曾经是秦陇军民倚重的将星之一，但他把一身才华没有用在抗金的大业中，却断送在并吞六路之军的内耗之中，为二吴和西边将士提供了一份反面教材。刘子羽和张浚是二吴遇到的伯乐。刘子羽慧眼识荆，张浚破格提拔，才使他们有了出头之日，为走上主将之位奠定了基础。吴玠去世后，胡世将继任宣抚，在坚持和践行吴玠抗金保蜀方略、支持吴璘掌军、化解以文制武矛盾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王之望、王刚中、虞允文、汪应辰四人在先后担任四川制置使和宣谕使期间，与吴璘同心协力，心无介蒂，为支持吴璘收复失地，发挥了一定作用。虞允文在德顺之战中，前后上章15疏，力挺吴璘，最后虽然没有阻止班师之诏，但使朝廷对德顺之战的前前后后和吴璘的功绩，始终保留着一个公正的认识。他还把组织北伐的希望寄托在吴璘身上，足见对吴璘和西路军的倚重。

二吴能成保蜀之功，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秦、陇人民的支持。吴玠做部将时就和主将曲端一样在民间享有重名，张浚擢拔永兴帅前有“西北遗民归服日众”的记载。初上和尚原时，虽然和上级失去了联系，但凤翔人民冒着生命危险送粮上山，帮助部队修筑寨棚，运送矢石。后来每次战斗，当地人民不仅从人力、物力上支持，还组织义军助战。吴璘收复三路时，当地群众送粮送物；不少州县的守将都是被义军俘虏后送给宋军的。收复德顺后“王入城，父老迎拜，拥马首，几不能行”。由于二吴抗金保蜀给予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直接保护，和兴修水利、屯军营田、开通市场等措施带来的福祉，以及他们平易近人，惩奸除恶，使二吴深深地根植于当地群众之中，并享有崇高威望。以致他们身殁之后，“军民恸哭”，“知与不知莫不流涕！” “公殁几三十年，而蜀人奉尝之如一日”。甚至不直呼其名，“但谓之吴忠烈云”。建在仙人关的忠烈祠，是朝廷赐名，当地百姓立嗣纪念二吴。胡世将在《忠烈吴公祠记》中说：

仙人关，古用武之地。北控土蕃，东连岐雍，西通蜀沔，忠烈吴公守此以备敌。西土之人得安且乐者，咸公所赐也。德厚惠深，若为祠以报，不亦可乎！

文中将吴玠与东汉时武威太守张奂比，认为张奂“平均赋敛，训谕义方，以止杀子之俗”是“安一郡之功、止一子之杀”；吴玠三捷之功是“安天下之功，止边界之杀”，功在社稷，非奂可比。还说：

自兴兵以来，有功社稷，孰与公大。天子以节钺之权赐之，尊礼加宠于公，其于报公至矣。然全蜀之民，遂生养之乐，其何以报其功哉？河池与敌接壤，德公尤甚，乃建立生祠，以见其诚。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参照南宋名臣陈亮《中兴遗传序》之划分①，如果将南宋初期四十余年抗金战争中涌现出的杰出将帅按时间分作三个阶段的话，其领衔者第一阶段有宗泽、李纲，第二阶段有吴玠、岳飞、韩世忠，第三阶段有吴璘、刘锜。②在南宋历史上，二吴和吴家军处境之险恶，战功之卓著，影响之巨大，保一方平安之长久，无出其右者。两朝皇帝重用吴氏兄弟如此之久也是少有的。

把胡世将对吴玠“自兴兵以来，有功社稷，孰与公大”的评价和孝宗称赞吴璘“今日元勋旧德，同国休戚，无如卿者”并读，就会觉得在三个阶段杰出将帅的定位中，吴氏兄弟是当之无愧的。

章  注

①南宋名臣陈亮在《龙川文集·中兴遗传序》中将这一时期的人物分为大臣、大将、死节、死事、能臣、能将、直士、侠士、辩士、义勇、群盗、贼臣12门。其中列入大臣的有李纲、宗泽、吕颐浩、赵鼎、张浚；大将有种师道、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能将有曲端、姚端、王胜、刘光世、刘锜。

②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一时期朝廷在任用将帅上是有变化的，第一阶段尚以文臣为帅，第二阶段进入武臣为帅时期，第三阶段文武兼用，这是由祖宗家法和战争局势所决定的。杰出将帅专指将帅而未分文、武。二是名将不等于大将，二吴和岳飞、韩世忠、刘锜是大将也是名将；张俊、刘光世、杨沂忠是大将而非名将；杨政、王彦是名将而非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