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的对话

                                 ——纪念吴懋仪老师

吴老师，从1952年秋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快60年了，我也从青春年少不谙世事的学生变成了满头银发早已退休的老头，但你的音容笑貌，上有机化学课的样子，仍然历历在目，非常清晰。你喜欢和学生交谈，我那时有点怕你，不敢说话。现在经历了人生，长了见识，对您的认识也深化了，有许多话想跟您说，现在有了这个机会，难以抑制自己，一吐为快了。

您在我们学生心目中是怎样的人呢？我认为是外表端庄美丽，心灵诚实宽厚，学术上求实求精的一位学者，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长者。

记得有一年初冬，您的工作室里不知是谁弄来了一盆茶花，它枝叶繁茂，仅开了一朵大大的白花，看到过的人都很赞赏。您开玩笑似地问我们：“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少人猜是假的，因为它太完美，太脱俗了。那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看到的最完美的茶花，想起来，竟像是您的写照。我们这辈学生有幸听过您的讲课，听过您在学术讨论会、教材讨论会上阐述那些指导思想、科研思路……它们像甘露一样，渗透到我们年轻一辈的心里。科学规律是真理，是永恒的，是不受权威影响的。您的教导，我们终身受用。它就如一种基因，影响了一代代学生，也植入了南师化学系、化学学院，奠定了学院发展的道路。

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有机化学课，听说那是您第一次用中文上课，在课进行之中，您非常注意观察我们学生的动静，还提醒我们不要光是听，让我们有点表现：如微笑、点头之类，让老师知道是听懂了没有，能不能跟上老师的思路，做好笔记……。在许多老师之中，您最在乎学生，最重视互动。后来我们逐渐理解，您把老师的崇高责任表现得那么生动具体，那么淋漓尽致，那么有人情味。

您对治学要求严格，对知识点的掌握要求精细、准确。记得两件“小事”。第一件事，我们传说的“微微加热”。我们做实验时，老师常来检查指点。说实话，我们怕您来，更怕您站在一边看，因为您一看就抓出毛病来，我们特紧张。有一次实验中，一位同学加热物料时用的火焰太大了，没有注意到教程上明白写着“微微加热”。老师进了实验室，问他是“微微加热”吗？他才意识到要调好火焰。事后通过学习，了解许多有机反应，需要微微加热，不仅是个安全问题，因为如果加热过了头，很可能是另一种结果，反应不同，出的物质也不一样，当然不能马虎了。这件事好多年后还在同学间传着，它虽是一段简单的往事，但也是一种教育。

另一件事是翻译练习。我们当上助教之后，英文水平不够。老师给我们“作业”。特地用英国人写的专业书，而且指用“序言”让我翻译。序言比正文难译，因为是作者的指导思想（我们那时根本不懂读序言的重要）。我兴冲冲地把译文送给您看，您问我，文中的“a”和“the”这些冠词，在你的汉译中，体现在什么地方？我尴尬地来了个大红脸，毛糙的我根本没有注意这种“小事”，觉得意思对了就行。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多，老师特别强调的就是“习惯用语”，需要多年的积累，决不能见字就照译，闹出笑话。这几次的翻译练习，对我后来的外文水平提高，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这类事不仅是我，系里几位助教都有相似的经历，也成了我们常常“传说”的故事，它帮助我们回忆在那时窘态的欢笑中成长起来的经历。

对于学生在专业方面的培养，您特别强调要基础扎实。基础知识要掌握到“烂熟”的程度，实验基本功要经得起检查，不易挑出毛病，就说实验：老师亲自关心，要求我们在实验中清洁有序，洗瓶子要干净到没有水痕，玻璃管弯得到位、平整……

这类规矩，不仅逐渐形成了习惯，还代代相传，成了化学专业学生的特征表现。

1952年夏天，全国高等学校经历了一次大调整。老师也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化学系，调任为新成立的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主任，并受命建系。所以，从那时开始“建系”这个重担，就落在您肩上了，整天想的，与教师学生们，谈的都是“建系”。当时人力物力有限，困难很多。又正是“三大改造”、“鸣放反右”、“大跃进”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占用了许多时间。那时开始强调党对学校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学校成立党委，系里设党员秘书（一般是年轻教师）。老师非常注意征求秘书对建系各项工作的意见。虽然您热爱专业，急切希望有时间进实验室，做一点科学研究工作，但无法成事。当时是百废待兴，什么都要从头开始，从无到有。除建系以外，还要负担教育部委托编写有机化学教材的任务：您要多方搜集资料，编写初稿，斟字酌句之外，还得组织教研室同事们集体讨论，集思广益，以求完善。这样，就根本排不出做研究的时间。记得您常在无奈之中，对我们说：“我是教授兼系主任，不是系主任兼教授，你们不要搞反了”。实际上，当时处于运动大潮中，派到系里的党员老干部虽十分同情您，但也无法改变大局。直到1959年和1960年，从“大跃进”“大炼钢铁”转入“科学研究大跃进”，“向尖端科学进军”阶段，才腾出一小间房子，给您做实验室。我们看到您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布置仪器，洗瓶子，高兴得一边洗，一边哼着歌，使我们十分感动。我们看得出：老师非常顾大局，非常尊重党的领导，严格要求自己。在您的努力下，50年代末，化学系才有了完整的建制；完善的师资队伍；相当规模的资料室和仪器供应室；有机化学书也已经出版；教学实验室初具规模，科研已经起步。老师您也被吸收入党，成为学校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党员，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但是，在繁重、高强度的工作中，您病倒了。我奉命到北京医院去看您，我嘴笨，只会读党委负责同志签署的慰问信，我隐隐地感到一丝悲凉：老师不得不离岗治病，化学系将有一段困难时期。当时全国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老师曾和当时的系党总支书记一起，去上海中国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找您熟识的知名学者，委托他们培养我们系的青年教师，期待年轻教师更快地成长。此后，老师就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系以后也没有一人有机会去上海研究所深造，这是一段没有吴老师在岗的历史。以后便是政治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在继续，青年老师分期分批下乡接受教育，直到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老师非常重视领导和同事的理解，教授兼系主任也是一种理解，理解对老师来说，是一种精神力量。从1952年到1962年十年工作中，老师您顾大局，负重任，却从不自傲，从来不向领导争经费、争房子、争人员等等。您总是对我们说，自己有长处，自己的好，不应是自己宣扬，应该是别人来评说。虽然您是南师少数几个教育部管理下的二级教授，却从不自己张扬，听不到溢美之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者，也是个严格遵纪守法的好党员。但在文革期间，正值您病重之时，有“假党员”一说，使您非常伤心。听说重病中，您还多次对领导说，“我不是假党员”。——这样去理解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不能不说是一种黑白颠倒。现在，文革的浪潮早已退去，化学系也发展为有一定实力的学院，实验设施先进，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可以告慰您的是：您的几代学生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位为建立这个系呕心沥血，奉献了自己大半生的吴老师。为了您传给我们的那些“基因”，为了您的奉献，一代代学生都衷心地敬爱您，要像您那样去学习、工作，那样无私、热诚地待人，用实际行动来告慰您的英灵。

学生 金安定 

2011年12月5日

注：金安定先生是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受同事杨玉秋教授重托写此文。他们曾同为吴老师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