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吴道英（1918.2－    ）  湖北襄樊市人，1939年6月参加革命。194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豫鄂边区党委十月剧团孩子队副队长、新四军第五司令部机要科科员。1946年化装到山东临沂，后任新四军军部机要科科员，胶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科长，华东局机要处股长。解放后曾任山东分局机要处副科长，上海局机要处副科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基建总处干部科副科长、科长，技术部政治处组织科长，基建总处办公室主任，广播局党委委员等职。1983年12月离休。

（《中原女战士》）

附文：

我是个幸福的小兵

吴道英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的同志送给我一本由他们编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月榴花照眼明》。这本书是安娥女士1940年陪同国际友人、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访问鄂豫边区的采访纪实。它真实地记录了五十多年前我们在敌后抗战的斗争生活。

翻开书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一张是我们宣传队（即童宣队）的合影，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一张张面孔仍是那么亲切、熟悉，显得那么神气！书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1940年1月15日安娥和史沫特莱到宣传队讲话，和孩子们接触的情况。在记述1月21日活动的文字中，还有这么一小段：“童宣队在我们前边。一个孩子病了，睡在门板上，两个战士抬着。另一个是昨晚舞跳得最好那个女孩，正在打摆子，一个战士背着她，隔着大衣还看见她在发抖。”

读着记叙当年的行行文字，我心情无比激动。感谢安娥女士用她如椽的大笔，勾画了中原敌后抗战的烽火；记录了当年我们那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在党的怀抱中战斗成长的生活；尤其是记录了当年的我－－那个正打着摆子、隔着大衣发抖的女孩的“窘状”。时隔半个多世纪，当年的孩子，已成为花发老太，然而那一段少年时期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一）

我的家在湖北襄阳。1938年，日寇逼近武汉。襄阳局势也骤然紧张，学校被迫停课，11岁的我辍学在家。邻居李德新二姐平时很喜欢我，失学后我就常到她家去玩。她当时正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就给我讲一些抗日的道理，告诉我要想上学，就必须赶走日寇，拯救中国，并让我跟她一道去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我听了她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便耐心说服一家人，一度与她一道到了妇女工作团。在那里，我认识了好多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对我都很关心，教我如何做抗日救亡工作，教我唱《救亡进行曲》、《上前线》等抗日歌曲，并将写好的稿子给我，让我在群众大会上宣讲。从此，我就加入了这个战斗的集体，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后来我逐渐懂得，这些关心和爱护我的大哥哥、大姐姐，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其中张执一、曹获秋等还是党的特委领导人。

1939年初夏，日寇逼近襄樊，大家都忙着往后方撤退。李二姐也准备走，她问我是回家还是跟大家一道走。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这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二姐带了我、任重等共六人一行撤到了均县，不久又辗转前往河南竹沟。当时交通不便，大家身上又没钱，只得每天步行，这可难坏了我这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大家很体谅我，不时地给我讲故事、说笑话。进入河南地境后，又给我讲抗日英雄“王老汉”（即王国华老人）的故事，鼓励我克服困难，与他们一同去打日本。我虽然勇气十足，但毕竟年幼，有时实在走不动，就急得哭起来。这时，一行人中唯一的大哥田润民就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说：“不要哭了，背你走一段吧！”就这样，五、六天过去了，我们便到达了被称作“小延安”的河南确山竹沟镇。因此，可以说是田润民大哥哥把我背进了革命阵营。他已于1942年牺牲在天汉湖区，但他当年的形象却留在我心里，我永远怀念他。

竹沟镇仿佛是另一重新天地。这里和家乡大不一样，军人和百姓亲如一家，镇头镇尾到处都是动员抗日的标语。我们这些孩子，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鬼”，都夸我们人小志气大。我喜欢这个环境。休息了几天后，组织上给我们分配了工作，我和一起前来的任重年龄小，被分配到留守处宣传队。队里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个个朝气蓬勃、好学上进，谁也不甘落后。我们这些幸福的小兵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党组织对宣传队的孩子们，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关怀备至，严格要求，精心培养。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有严格的制度，大家认真学文化、学本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不少抗日歌曲，能跳舞，会演小型话剧等，常常为部队汇报演出。与此同时，组织上还不断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高我们对党的认识，增强抗日救亡的觉悟。由于我们思想单纯，积极上进，热爱真理，勤奋好学，大家进步都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队里便发展了近十名共产党员，我也是其中之一。

（二）

1939年10月，部队离开竹沟到湖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宣传队随朱理治政委带领的机关行军。有时白天，有时晚上，一走就是几十里、上百里。我们每人背着个小背包，走着走着背包就被年长的同志抢去背上，或是首长让驼在他自己的马背上。一到宿营地，年长的同志便弄来稻草，帮我们打好地铺，烧好热水让我们洗脚再睡。行军时，宣传队总是跟在首长后边。首长看到孩子们太累，坚持把马让给我们骑。我胆小，一人不敢骑，方正平主任就让我坐在他身后。1940年元月21日，就是安娥女士所记的那一天，日寇“扫荡”我们纵队司政机关，部队白天就要转移。我正打摆子发高烧，宣传队队长胡璇同、指导员程里不同意把我放到老乡家里。大家正急着想办法，宣传科的马焰、余海涵二位同志来了。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俩无论怎样也要把她背到目的地。”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情谊啊！雨雪不断地下着，山路泥泞，一走一滑，即便是空手走路都很困难，何况背着好几十斤重的我！他俩轮流换着，一段又一段，几十里山路，没让我下地走一步。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我看见他俩头冒热气，身上溅满了泥泞，浑身被雪水和汗水湿透了。我不禁热泪盈眶。多么好的同志啊！多么珍贵的革命情谊！

回忆这段少年时期的生活，我感到自己真幸福！安娥女士当年对我们的勉励之词，在我耳际回响：“树是要栽培的，铁是要锻打的，人是要磨练的，孩子是要教育的。”现在的孩子们读到这段话，会有什么感想呢？！

（《中原女战士》吴道英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