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 侠

         在伟大的抗金民族自卫战争的剧烈的浪潮中，涌现了无数的爱国的民族英雄、政治家和诗人。从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坚持、宣传、鼓吹、歌颂抗金斗争，甚至奉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但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批贪生怕死的懦夫、出卖灵魂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贼、败类。杨倩描同志的《吴家将》，亦即吴氏家族兴衰史，就与这个伟大的时代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在吴氏家族中，既有吴玠吴璘咤叱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也有吴曦这样的民族败类！正如一个古罗马的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说：“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结的，这一纽带是神圣的，几乎没有一个事物与任一别的事物没有联系。”（《沉思录》，第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在南宋抗金斗争的这个“神圣”纽带上，人们看到，一端是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而另一端则是认敌作父的卖国贼！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逻辑就是这样！
         散居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经过完颜阿骨打先世几代的努力，不仅统一了完颜部和女真诸部，而且于1115年阿骨打建立金国，登上皇帝宝座。金国建立前的七八年，女真早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贫人与富人、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为和缓族内阶级矛盾，特别为了继续发展奴隶占有制，阿骨打及时调整了国策，揭起反抗契丹统治的大旗，把女真杜会内部的阶级矛盾转引到抗辽的民族斗争的轨道上，从而在五六年间灭掉了辽国。女真贵族统治集团灭辽之后，掠夺财富、发展奴隶占有制的胃口越来越大，于是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北中国，1125年灭掉北宋，从此频频发动战争，妄图渡长江、越秦岭以攻灭南宋，吞并全中国。女真贵族所到之处，抢掠烧杀，无所不为，给以汉族为首的各族人民，带来重重灾难。如天会八年（1130）由粘罕一手制造的大搜索、大拘捕，“藉客户拘之入官”，“于耳上刺官字以志之，散养民间，既而定价卖之，余者驱之鞑靼夏国以易马，亦有卖于蒙古室韦高丽之域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0），女真贵族奴隶主在掠夺战争中发了横财。
         女真贵族的掠夺战争，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坚决反抗。女真贵族的凶锋所到之处，当地居民即团聚起来进行反抗。在河北，“太行义士”“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为挣脱奴隶的锁练”，被俘汉人“相结上太行为盗”（《大金国志》卷11）；在河东，一个名叫石竧（读净）的民军首领，并且面对金帅粘罕的逼降，被俘之后，“钉之于车，刺刃于股”，大声喊道：“爷是汉人，能死不降，爷姓石，石上钉撅，更不移改！”（《大金国志》卷6）李彦仙以陕州孤城为依托，抗击女真贵族屡次进犯，“金人不得西”，城陷，彦仙率士卒巷战，“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宋史》卷448《忠义?李彦仙传》），为祖国捐躯。单是上述事实，即可深刻地说明了在伟大的民族气节的支持下，千百万人民群众，是抗金斗争最为坚决的主力军。可惜的是，这些武装力量都是自发的，尽管能够坚持斗争数十年之久，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没有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地主阶级的将领中，谁能够认识到人民抗金力量的重要性，并与之紧密结合，谁就能够在抗金斗争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面对女真贵族的疯狂侵掠，南宋政府内部地主阶级各派政治力量所表现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粗略地分析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类情况：
         （一）由宋高宗——秦桧为核心的、代表最反动腐朽的大地主阶级投降派。宋高宗赵构具有一个极其渺小而又鄙污不堪的灵魂，在群臣百官面前又最会装模作样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颇像样子的皇帝，但是到了紧要关头，出卖民族利益的任何罪恶行径都会干得出来的。秦桧是女真贵族豢养的、并被派到南宋的－个内奸，在女真贵族与宋高宗进行肮脏的活动中，他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在打击抗金力量、卖国投降的活动中，他和宋高宗－表一里，－内一外，狼狈为奸，在天秤上是无法衡量他们两人的罪恶的大小的。苍蝇不管是多－只脚，还是少－只脚，但毕竟还是苍蝇。诸如制造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南宋财政困难无法抗金之类，甚至为宋高宗评功摆好，都无法改变宋高宗——秦桧的卖国投降的铁的历史事实，过去有这类论凋，现在也有这类论调，将来也许仍然有这类论调，但这类论凋过去是不对的，现在也是不对的，将来同样是不对的！
         （二）以张浚为代表的大地主抗战派。在抗金的问题上，他们同宋高宗———秦桧投降派是有区别的。尽管如此，但是他们采取南宋政府片面的军事抵抗路线，对人民群众的抗金斗争这个主力军不仅缺乏认识，而且采取排斥的态度；特别是他们想把抗金斗争的活动，都统统纳之于政府抗金的这一轨道上，因而在军事决策上同宋高宗——秦桧集团是相通的，而且往往是一致的。宋高宗之排斥五马山寨马扩义军的南下，以及张浚对陕州李彦仙抗金斗争不予以任何援助（当然曲端也有责任），这难道是偶合吗？特别是对武将们，由其对一些有指挥才能、威振遐迩的大将，张浚之流同宋高宗——秦桧集团更是一个鼻孔出气，息息相关的。张浚之处理刘光世军而造成的淮西郦琼兵变，与宋高宗——秦桧集团收夺三大将的兵权，在破坏抗金斗争力量方面有什幺根本性的差异呢？作为张浚个人来说，确如已故的杨德泉教授所论，是个“志大才疏”的饭桶，缺乏军事指挥能力；但就其政治活动的实质来说，他和投降派共同执行了“守内虚外”这一反动政策。他猜忌、压制、打击抗战派武装力量的直接后果是，有利于宋高宗——秦桧集团卖国投降政策的实现，而这一点则是人们所忽视的。
         （三）由中下级军官士大夫以及少数高级将领组成的地主阶级抗战派。宗泽、岳飞、韩世忠以及本书的传主吴玠吴璘等，就是抗战派的代表人物，并且是南宋抗金的中流砥柱。在南宋政府内部的和战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投降，力主抗金，以收复失去的国土。他们都各自根据自已的条件，并以最大的努力，为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在抗金斗争的第一线作出了自已的最大贡献。韩世忠在山阳，不过两三万军马，如“老罴当道”（陈龙川语），使女真贵族不敢轻越雷池。他们之所以在抗金斗争中作出了这样大的贡献，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他们认识敌后抗金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巨大，因而同这个主力军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其中的岳飞，由于他的佃家出身，特别由于他的在太行山一段敌后游击生活，深深懂得广泛地密切地结合敌后抗金武装力量，对光复两京和失地有着重大的意义，因而与太行义士的往还特别密切，使岳飞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当然，武将们由于职业军人的关系，在生活中免不掉一些专横的行为。但是，在宋专制主义的传统的以文驭武的政策下，这些大将在和战这个头等重大问题上，无决策之权，即使在战役指挥上，也要受到赵构秦桧们和张浚们这样那样的干预，难以“奋于一战”！特别由于投降政策支配了宋高宗秦桧们的灵魂，顺从这一政策的武将，官高爵厚，而反对这一政策的，遭到种种打击，直到危及生命。因此，在宋代，忠臣义士不仅抚膺长叹，壮志难酬，而且还带来杀身灭家之祸。从“出师未捷身先死”、宗泽临终之际在汴京的叹慨，到岳飞之血溅临安，宋代坚决抗金的武将的历史，不正是这样写出的吗？打开一部二十四史，这些有才干的武将的日子之不好过，是任何一个王朝所莫及的。
         单是宋政府投降派等的兴风作怪，即已给抗金斗争带来重重困难，加上操持战争主动权的女真贵族统治集团多方面的搅和和阻梗，使抗金斗争更是加倍困难了。自从女真贵族军事行动到处碰壁，所谓“女真不满万，万则无敌”的神话破产，女真贵族即变更了它的对宋战争的策略，提出了所谓的“以和议佐攻战”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方面是诱使而更多的是逼迫宋高宗卖国集团屈膝投降，从而实现其单纯军事所完不成的政治目的。过去或说，女真贵族内部的挞懒集团是所谓的“主和派”，兀术集团是所谓的主战派，这话并不确切，在攻灭南宋这一问题上，这两派并无分歧，只是挞懒集团采取缓进的方式，而兀术集团则是以急进的方式，这两派都能够使宋高宗卖国集团入彀就范。在这种情况下，宋金战场上的风云更加变幻无常。明明是战场态势有利于宋，然而宋高宗一道诏书，就使这种有利态势化为不利。明明是女真贵族在战场上损兵折将，捞不到便宜，可是只要他们一压迫宋高宗卖国集团，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就从所谓的谈判桌上得到了、因此，宋金战场风云的突变及其变幻无常，就不得不然了。
         这样，把宋金双方的政策和方针同它们的军事行动结合起来，论述宋金战争全局的变化是极其不易的。即使对某一次战役或某一战场局部变化，也是很不容易的。而杨倩描同志的《吴家将》对西北战场的论述，却极其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课题及其任务。
         杨倩描同志之所以能够完满完成这一任务，是由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吴家将》是一本进行踏踏实实研究的科学著作，在前此有关吴玠吴璘在个别战役中活动拓广为宋金在西北战争几十年的对峙，以及吴氏家族的兴盛和衰落，具有开拓性。作者浏览了、搜集了和分析研究了南宋初年的各类文献材料，事无巨细都进行了探讨，并作出稳妥的结论。举例说，时间和空间，是历史活动的两个基本要素，特别是叙述战争活动，这两个要素更加重要。太史公论述秦末汉初的战争之所以受到后人的称赞，就在于他将这些战事的时间和空间，写得一清二楚，使人历历在目，留下深刻印象。杨倩描同志这本合传，开头即将从关中穿越秦岭到蜀口的几条孔道交待明白，并将和尚原、仙人关等著名战场标在示意图的相应位置上，从而使人们认识到这些重要战场在抗金斗争中的重大作用。这个例证，不仅说明了杨倩描同志思维的缜密，而且也反映了杨倩描同志在撰写本书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本传以吴玠吴璘兄弟为中心，着意描述了他们在和尚原、仙人关、饶风关诸战役，有声有色，令人振奋。于此同时，吴氏兄弟还在战争的实践中，创造出了在山地防御战中加强纵深配备；为发挥宋军强弓硬弩的优势，还创造了与山地地形相适应的战斗队形，从而在消灭金军力量及其连续强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宋军立于不败之地。吴璘比乃兄虽然稍逊一筹，但他注意到了对骑兵的建设，以便进取陇西并深入关中平原而与金军角力，这一点也是值得一提的。吴氏兄弟保全蜀口、在西北战场上取得的抗金斗争的丰功伟绩，在南宋初年诸大将中，除岳飞之外，确如本书作者杨倩描同志所论，是其它诸大将难于匹敌的。吴氏兄弟之取得上述成就，除他们个人的军事才能之外，广大将士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特别是广大群众冒着生死去支持吴家军，或者输送粮食，或者去送情报，吴家军与人民群众结合是克敌致胜的重要因素。这本书渗透了爱国主义激情和教育，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
         从《吴家将》这部吴氏家族兴衰史中，还可看到宋专制主义统治的腐败，而这种腐败就是前面提到的对武将特别是对有才干的武将的猜忌、防制，使他们难于建功立业。人们常说：“狡兔死，走狗烹”。在宋代，则往往是角兔未死而走狗先烹。吴氏兄弟在西北战场上的业绩，白庙堂之上的宋高宗、秦桧们到四川地方上的封疆大吏对此并不深以为喜，而是满怀忧惧，即使如号称贤相的虞允文对吴璘也怀有不少偏见，因而挖空心思去对付吴氏兄弟，从而造成朝廷与吴氏家族之间的对立。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朝廷，而不在吴氏兄弟，虽然吴氏兄弟有其桀骜不驯的一面。这个矛盾、对立对吴氏兄弟以及吴挺吴曦亦即吴氏家族不能不产生相应的影响，他们力图维护和发展吴氏家族在西北的势力。吴挺吴曦就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吴曦，由于他熟谙宋代腐败已极的官场上的种种，采用各种手段和姿态，既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又以大把金钱买通韩侂胄，得以从临安回到西北，借机降金，妄图割据四川。吴曦卖国投敌，落得了卖国贼下场，只能由他自己承担全部罪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宋专制主义所执行的“守内虚外”政策，对武将猜忌、压抑以至横加的打击，从郦琼兵变到吴曦叛乱等许多事实中，会从中找出相应的结论来的。因而读过这本合传，对宋专制主义制度应当给以深刻的批判。
         最后还要提到，杨倩描同志为写好这部著作，曾三易其稿，四易其稿，以便精益求精。他以朴实的语言，流畅的文字，完成了这本可读性极强的传记。在当前文化市场上，出版物之多，几乎可与进出口商品的数量相比美，其中同样夹杂了许多假冒伪劣的赝制品。在这种空气窒息之下，看到杨倩描同志的作品，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快感！仅向作者祝贺《吴家将》的成功，并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好书。

漆 侠 1995年4月25日 于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