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能怒火迸发出来，段祺瑞控制下的亲日卖国政府成了众矢之的。吴佩孚能爱国热情也得以尽情宣泄，从5月9日起，吴佩孚以第3师全体官兵的名义连发数电，公开站在爱国群众一边，痛斥北洋政府的腐败与软弱，声旺全力支持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他通电称："窃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也。""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匡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可想见。"而当局却"对于直言学生，倒颠摧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次学生乎?"坚决要求政府立即释放学生，收回青岛，并宣誓已作好军事上篚准备与日本对抗到底，敦促北洋政府对日宣战。吴佩孚之所以在"五四'运动中坚决地站在人民一边，除了与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浩然正气及他父亲关于民族英雄的启蒙教育有关外，更因为山东是他的家乡，这块孕育任成长的美丽的地方不能落到外国侵略者的魔掌。作为军人，保家卫国握义不容辞的责任。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对于中国人民达到'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两大奋斗目标和促进'五四'运动的蓬勃兴起及向幼深发展，起到了极大'助推力'作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和赞扬。

从1920年1月起，吴佩孚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困不堪言"为借口频繁地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防北归"。段祺瑞无计可施，只好采用拖翅战术，但这对撤兵之意已定的吴而言，丝毫不起作用。5月25 日，吴佩导正式指挥部队撤防北归。5月31日，吴率军队撤达武汉，受到手捧鲜花雕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6月，吴佩孚所部到达河南，在郑州到保定的京扭铁路沿线布防。同时，派人与中立各省及东北的奉系加强联系，以争取能们的真正"中立"甚或军事支持。吴佩孚明白：他的撤防北归，是对段祺玮政府公然的挑衅，直皖战争将不可避免。事实上，段祺瑞早在5月17日即吴佩孚正式撤防前，就已经开始作直皖战争的部署。他首先将徐树钧的西北边防军全部调往北京驻防，之后，自己以川陕剿匪总司令的身份，亲自统率两个师的兵力向陕西进发。直、皖两系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张作霖则以"调停人"的公开身份，宣布自己"中立"，与此同时，以段祺瑞出兵剿匪，北京防务空虚为由，分期分批地将部队调入关内，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加入一方，以便在鹬蚌相争中，渔翁得利。

直皖两系经过半个多月的电报大战后，于1920年7月14日正式开战。初期，皖系依靠日本的先进武器占优势。直军节节败退。但两天之后，战争形势突然有所转变，吴佩孚抓住天降大雨对方大炮失灵的大好时机，亲率两个旅包围涿州，并诱骗、拘禁驻涿州的皖军第二路军总司令曲同丰，导致皖军军心动摇，无心再战，直军趁势进攻，西路皖军溃败。直军在西路的胜利，促使奉军加入直军一方。构成了直、奉东西夹攻之势。东路战场形势急转直下。19日，东路皖军全线溃败。直皖战争以直系胜利结束。段祺瑞被迫辞职。五天之后，直奉两军开进北京。

5．直奉冲突

直奉两系在对皖作战中的暂时联合，只不过是各自为了自己利益而相互利用的手段。直皖战争一结束，两派在利益分割及对北京政府控制权的争夺上矛盾激化。直奉之间的一场较量在所难免。

洛阳自古以位居中原，十省通衢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直皖战争结束后一个月，吴佩孚因为意识到直奉之间的利益较量不可避免，便统率第三师进驻洛阳，集中精力，厉兵秣马。首先是大规模募兵，补足缺额；继而整伍已有军队，裁汰老弱；再次是训练一批绝对听命于自己且有文化、懂近代军事管理的中下级军官。为此，他一方面从直鲁豫三省辖区招收大批十五至十八岁的少年，组成幼年学兵三个团，另一方面抽调部分现有中下级军官参加随营军较，学习近代军事知识。最后，严格训练士兵，每日"三遍讲堂，二遍操"，并每天亲自出操，风雨无阻，以为士兵树立良好楷模。经过一段时间集中的整顿和训练，吴佩孚所掌握的军队收到了良好效果。与同时期其他军阀的军队相比，吴佩孚手下的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士兵个人素质上都有明显的优势。吴佩孚正是凭借这支军队，在以后的军事较量中战胜奉系并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1921年正值吴佩孚在洛阳扩军练兵期间，湖北地方人士的代表不断前来求见，请求吴佩孚撤换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

湖北督军王占元因在直皖战争中附和直系有功，取得了直系的信任并获得"两湖巡阅使"的头衔。王占元其人贪财好色，在统治湖北期间拖欠兵晌，造成湖北兵变叠起，变兵因心怀愤恨而迁怒百姓，烧杀抢掠，屡屡为害。引起湖北人民的强烈愤慨，驱王自治运动不断高涨。他们不断派出代表请求吴佩孚撤换鄂督，但吴却总是碍于王占元在直皖战争中的功劳和与王是山东老乡的关系拖延不办。湖北地方人士在求吴无果的情况下便一方面屡屡向北京政府请愿，一方面派出代表到湖南，请求湖南督军赵恒惕出兵驱王。赵恒惕禁不住扩大地盘的诱惑决定出兵，并于7月2日发表宣言：宣布湘鄂两省联省自治。情急之下的王占元频频向北京政府求救，吴佩孚奉命解决这一军阀纠纷。在吴佩孚看来，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位于南北方交界，是扼制南军北进的军事要地。湖北自治，必然影响北军在南方的门户。因而，对湖北自治不能袖手旁观，必须阻止湘军入鄂。但继续纵容王占元在湖北的昏庸统治显然也已不现实。于是，他采取了迂回战术。以湘兵驱逐鄂督王占元，再由直兵驱湘兵，夺回湖北，以直系军阀湖北人萧耀南代替王占元的鄂督。所以，吴佩孚既已宣布出兵，却行进迟缓，到8月初，当一败再败的王占元被迫通电辞职后，吴佩孚才向湖北大举进军。8月下旬，湘、直两军开始在咸宁、汀泗桥等要地展开激烈争夺。为快速取胜，吴佩孚竞在长江上多处开堤，水淹湘军。一时江水横溢，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吴佩孚作为军阀的一面暴露无遗。经过近半个月的激战，湘军节节失败，赵恒惕被迫同意停战和议，交出湖北。湘、直战争结束，川直之争又起。

赵恒惕决定出兵湖北前，四川督军熊克武也认为借机出兵湖北，是扩大四川实力的好时机。因此，秘密派人与赵恒惕相约：双方互相配合，共同瓜分湖北地盘。但是，当川军兵临宜昌城下时，湘军已失败。吴佩孚立即将主力调往西线，双方经过激战，川军不敌，退人巫山以西。此时，吴佩孚闻知北方的张作霖正调动兵马，伺机南下；南方的孙中山也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因而，决定不再恋战。10月下旬，川、直双方签订了《川鄂停战分防条约》。至此，吴佩孚的"援鄂"战争全部结束。

吴佩孚的"援鄂"战争，是军阀混战的直接体现。尤其是在战争中为取胜而不惜决堤，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暴露了吴佩孚作为一介军阀的本质，为此遭到人民的责难。"舆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