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显事述略

    家族的显赫和发达，离不开家族成员的卓而不群。天水吴氏家族自吴必发和吴必昌奠定根基，到“鸿”、“文”字辈人才辈出，以吴鸿宾最为著名，在西北具有较大影响。

吴鸿宾原名吴鸿顺，字彤斋，少小时即怀有救国大志。1922年到北京求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肄习法政。时值五四运动之后，北大校园内组建了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唯心史观学说、唯物史观学说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学说和无政府主义学说均得到广泛传播，吴鸿宾即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彭真、张友渔、韩幽桐等同志同学共事，共信共勉，同时与同乡、中共党员葛霁云相友善，甘籍旅京士子咸称“葛、吴”。

由于受到先进理论和爱国思想的熏陶，吴鸿宾参加了1925年3月北京各大学爱国师生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的示威游行，并被推选为“北京学联”代表，在赴执政府请愿时被卫兵击伤，是“三一八惨案”流血受害者之一。1928年担任北大法学院党支部书记，参加北京党组织各种重要活动；同时主编北大法学院《新政治月刊》，刊发评述各类国是主张。1929年春受组织派遣，赴延安中学任教。时值西北灾荒饥馑，赤地千里，饿蜉满道，他每月收入除自己生活费用外，其余都用来接济革命同志。1930年夏返里北京，任中共北京西区区委书记。旋调赴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蒋、冯、阎军阀混战，党组织派他去邓宝珊部作军队工作，后随邓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32年冬，陕西省委派吴鸿宾赴兰州组建中共甘宁青特委，并任书记。正当这个时候，中共陕西省委遭到敌人破坏，给陕、甘两省地下党组织以严重威胁。当敌人扑向甘宁青特委时，他及时通知同志隐蔽疏散，自己化装成皮袋水手连夜离开兰州，由黄河水道去宁夏， 1934年冬被迫离开银川，潜往汉中，与张德生、孙作宾、汪锋等同志在陕南开展游击活动，培训地方武装干部，并积极配合川北红四方面军工作。

西安事变后，当时西安连日举行游行示威，拥护张、杨两将军八项政治主张，吴鸿宾以“回民领袖”身份率领广大穆斯林同胞示威游行，在西安各界群众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事变和平解决后，他按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通过青海省主席马麟朝觐归来的时机，促成周副主席与马麟的会见，会见中马同意中共派人去青海就失散在青海、河西的红军西路军情况进行了解。旋奉周命即去西宁会见马步芳。当时马步芳一身独揽国民党青海省党政军民大权，与马步芳谈判，无异与虎谋皮。关于营救西路军的详细过程，吴鸿宾自己回忆道[12]：

……周恩来同志微笑着看着我，亲切地询问：“你在这里呆的时间很长了吗？在本地你认识回民中的一些朋友吗？”从他的话里，我已会意到周恩来同志所问的是指一些有影响的回民中的上层人士。我回答：“有一些，但都不是名气太大，也不是太大的人物。”周恩来听了以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想一想看，也不一定非是大人物不可。”周恩来同志又对我说：“是这样的，有这样一件事，是党很关切的一件事，你可能已听说了吧？秋天，我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出境很不好，很危急，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他们。想想看，看有没有能和那边谈上话的人？这件事情你和张文彬同志商量一下，在回民中找个关系可靠的人，能向那边传达我们的意思。对被围困的红军只要不伤害，对那边条件可以答应，要紧的是要尽一切可能保全住这几百人的性命”。在说这一席话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的目光一直看着我。我急忙回答说：“请周先生放心，我一定尽力找这方面的人。”

我终于想到一位相识，此人就是马德涵先生。他六十多岁，当过小学教员，曾在西安回教促进会工作过。他的住处与我的住处相距不远。由于我们都是回民，又知道他为人正派，政治上是可以信赖的人。这时，他已赋闲在家，由于生活困难，以卖画为生。他与马家有些渊源，与当时的青海省主席马麟也有结识，偶有往来，与马步青还有师生之谊。我连夜走访了马德涵先生。开始，我还不敢把事情和盘托出来，只是试探性地说是我的几位朋友，在张掖被马家队伍围在里边，可否通过马步青代为疏通一下。谁知这老汉满口答应下来。……当我再次去会马德涵先生时，我就把事情的真相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了。当他听到这是周恩来同志殷切嘱托之意时，表现出极为惊讶的神情：“啊，这怎么敢当，想不到周先生这样信赖我，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马某已是花甲之年，此事不足为虑。我是佩服共产党，这次‘西安事变’人所共见，共产党不计仇，明大义，救民族于危亡，团结人民抗日。周先生为人我非常敬佩，此次蒙周先生如此器重，莫说担些风险，就是为此拚上性命也是值得的。”这一席话真是感人肺腑，令人对他肃然起敬。

马德涵二人飞抵凉州后，立即去会见马步青，由于有师生之谊，马步青接待还客气，马德涵婉转说明来意后，马步青答应可以解决,亲自介绍马德涵先生去见其属下旅长韩起功。于是他二人又乘车赴张掖去见韩起功。韩见是上峰介绍而来，礼遇尚佳，他告诉马德涵先生说，黄番寺被围的红军已经解除了武装，对人员也未加伤害，不久前已送青海去了。

周恩来同志对马德涵先生不计年迈，远途跋涉表示感谢，并对此行结果感到满意。因为这次河西之行在营救红西路军同志工作上起了一个缓冲作用，目的已经达到。

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得知青海省主席马麟从天方朝觐回来，途径西安并在此停留一段时间。随他同行的还有青海省府的秘书长谭克敏。便打算宴请一次马麟同时请周恩来同志参加并会见马麟。于是，我和马德涵就给马麟和谭克敏发了请帖，在桥样口的天锡楼回民餐馆包了一桌酒席，叫到西羊市街马德涵先生的住所。地点选在这里，一来环境清雅安静，二来不为外界注意，便于谈话。时近中午，宾主入席间，马德涵请出周恩来同志向马麟介绍说：“马主席，我向您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是周恩来先生。”马麟乍一听吃了一惊，很快又镇静下来，连忙伸出手来向周恩来同志说道：“啊，幸会，见到周先生太幸会了！”这时周恩来先生显得非常自然，很随便地和马麟握手致意说：“马先生这次朝圣回来，辛苦了！”宾主寒暄过后，相继入席间，大家边吃边谈。记得当时马麟向周恩来提出了关于抗日的一些问题，周恩来同志很扼要地把握党团结抗日的一些主张向马麟做了说明，总的是希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道理。马麟听得很入神，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从他的表情看，他对周恩来同志那言简意赅的见解表露出钦佩之情。谭克敏偶尔也插些问话。宴会期间，自始至终周恩来同志从容自若，侃侃而谈，马麟也表示说，团结抗日有好处。

宴请马麟以后，张文彬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我到青海西宁去了解被俘红军的处理及待遇情况。到西宁以后，我找到了古希贤（马步芳的秘书）、马霄石（曾当过马步芳儿子的老师）二人，由他们把我引见给当时青海省代主席马步芳。那天，在马步芳接见一个客人时，把我也同时接见了。因为我是他叔父马麟介绍来的，他的态度还是很客气的。马步芳早已得知我们在西安宴请马麟的事，因此，对于我的工作安排问题婉言谢绝了。记得古希贤、马霄石对我说：“马主席说，‘我们这里范围小，地盘也不大，恐怕不能使吴先生有所施展，等以后再说’。”

在西宁找工作的希望落空了，就利用几天功夫，我通过明访暗察，了解被俘红军情况。我了解到，孙玉清军长被俘到青海后已被杀害，有的干部还被关押，有一部分被俘红军被他们改编后在乐家湾训练，待遇很坏，在严冬里连帽子都没有。在澡堂、饭馆，我亲眼看到一些年轻的红军在给顾客递毛巾、擦背，有的当堂倌，搞勤杂，有的还被送到皮毛厂当工人。他们都被看守得很严，不好接近。

八月，我返回兰州，向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以后，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通过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办法，对失散或落入敌手的红军干部、战士进行了营救、收容，使很多人得以重返革命岗位。

1937年吴鸿宾受党组织委托协助谢觉哉同志组建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并与孙作宾同志一道筹建甘肃工委，之后，又受谢觉哉同志委派，继续就失散红军事亲去河西各县进行调查，为营救西路军战士作了大量工作。在抗战后期以及在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党的指示积极从事民族上层及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在第三条战线上为甘肃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战初期，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和领导下，他与好友杨静仁、堂兄吴鸿业等人一道，积极筹划改组原先宗教色彩很浓的“回民教育促进会”，创办《回声》月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改组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事过几十年后。已经担任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杨静仁同志仍然对这次改组活动记忆犹新[13]：

（回教教育促进会）这个团体是一九一三年建立的，起初叫“回民劝学会”，以后改称“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人们习惯称“回教促进会”），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长期以来把持在一些国民党分子和大绅郭íí、喇íí等人手中，负责人名叫马íí，他贪污腐化，思想反动，很不得人心。马íí支持警察局，不参加十四坊群众会议，并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回民群众和伊斯兰学会的关系。我们在会上揭发了马íí的问题，认为必须改组回教促进会，……应成为回族群众自己的团体，这一意见立即得到了十四坊群众的支持。但也招致了回族上层反动分子的不满，围绕着绣河沿清真寺事件和改组回教促进会问题，在伊斯兰学会内部以及与回教促进会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马íí放出风声，说我们带有赤色嫌疑，于是，改组回教促进会的斗争便进一步激化了。

改组回教促进会的工作则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委员人选名单，经地下党和我们小组拟定，有吴鸿宾、杨静仁、鲜维峻、马明德、吴鸿业等。召开十四坊回民群众会议后，一致同意我们提出的候选人，，选举产生了十三名委员，马íí和郭íí、喇íí都落选了，我们把“回教教育促进会”，改名为“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同国民党只承认回教，不承认回族和回民的反动政策相对抗。（由于回族内部新旧势力的矛盾和冲突）国民党省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下了一条手令，命令回族军阀杨德亮主持另行改选，杨德亮召集各方面负责人开会，出示了朱绍良的手令，上面写着：“着一九一师师长杨德亮协和各方改选甘肃回教促进会。”我们坚决不同意。地下党组织认为：为了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可以同意参加选举，积极扩大我们的影响，争取多选自己的人和接近我们的人进去。改选的结果，我和鲜维峻、马明德、吴鸿业等人都再次当选为委员，马íí等仍然落选。常务委员中有杨德亮、吴鸿业和我，我同时被选任委员会书记（相当秘书长）。我们参加的党的秘密组织起初是党的同情小组，后改为回民特别支部。杨德亮虽然当选为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常委，但他和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有矛盾，和白崇禧也有矛盾，同时他是云南回民，在甘肃没有群众基础，他虽然很反动，但处于上述几种矛盾之中，我们得以利用这些矛盾同他进行斗争，极力限制他在回民教育促进会的作用。

回民教育促进会和伊斯兰学会的工作十分活跃，我们这些青年人满腔热诚，忘我工作，连车马费也捐作工作经费。我们在兰州、榆中等地恢复和新设了七所回民小学，在兰州白塔山办了一所中学补习班，后改为“知行中学”，设初中两个班，高中一班，共有一百多名学生，吴鸿宾、吴鸿业、鲜维峻和我都在学校担任义务教师。在榆中县成立了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由张杰、金少白同志负责，并逐步在二十多个县成立了分会。我们经常办壁报，举办座谈会，邀请著名学者和进步人士做报告，曾请顾颉刚先生做过学术报告，请张仲实先生在小范围内讲民族问题。1938年初，进步作家茅盾路经兰州，我们曾请茅盾同志为兰州文艺界作题为《抗战与文艺》的报告，讲话全文刊登在我们出版的《回声》第一版。

1949年5月全国解放前夕，吴鸿宾潜离兰州，由地下党辗转护送至岳楼（甘肃工委所在地），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同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委员、常务委员，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88年2月去世后，遗体安葬在兰州华林山特辟陵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