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

　　特别高兴再次来到重庆参加新三板的论坛，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新三板的论坛。在财经界我的身份有两个，第一是旁观者，我写了很多年财经的图书，现在还在写书，每年还要写很多专栏;同时我又是一个介入者，因为我有一家公司叫做蓝狮子，是全国最大的原创财经类出版机构，这家公司去年11月在新三板上市了，也是新三板里面的一部分。另外，我自己也做新媒体，就是吴晓波频道，还有一个文化投资基金。

　　我觉得中国的财经世界非常复杂，有很强的自我特征，如果你不参与其中的话，不每天在一线去看这些企业，关在门里去了解中国经济，去了解中国的趋势，是完全没有办法理做到的。

　　我4月份带了150位企业家去德国汉诺威参加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因为工业4.0是德国人提出来的。到了汉诺威发现今年的主办国是美国，奥巴马去了，待了一个下午走了。但是整个汉诺威会场中最热闹的是中国人，我们全国大概去了1200家企业，到处都看到中国人。中国人参会就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你这个设备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二是你这卖多少钱。中国人在那儿是最大的买手和最大的应用者，老外看到中国人就笑得要死。看完汉诺威工业展之后我们到了柏林，去了柏林德国工商总会，相当于中国工商联的这么一个机构。他们安排了德国最大的中国研究中心的两位博士跟我们做对话，这两位博士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我，刚刚英国金融时报登了一篇稿子，说中国的企业负债率占到了GDP的160%，中国企业什么时候破产呢?第二句话是，保罗·克鲁格曼2014年说中国经济未来大概会处在一个长期衰退通道中，吴先生你怎么看呢?在德国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学界和企业界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判断完全不一样，即便在中国地区大家也存在很大分歧。上个礼拜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权威人士的稿子，叫《开局，守机遇，问大事》，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没有消停过。今天我在专栏里面写了一篇文章，我认为中国经济走到今天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关键是在未来“十三五”规划的五年内能不能够真正的完成产业转型。这是靠干出来的，不是靠争出来的。

　　我们常常说做企业的要埋头种地抬头看天，但是大家也会问一个问题，“天”是什么东西?今天在座的都是创业者、企业家，我们天上的“天”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天是由三个东西构成的。第一个是趋势，好象我们前面的嘉陵江一样，浩浩荡荡由西向东，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问题在于你是否知道在江的什么地段，这个江会怎么走，中国经济会在6年后崩溃还是8年后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是趋势判断，趋势判断不同会造成你对当前行为决定的不同。第二点，趋势所带来的变化是由什么力量在推动的?我是学文科出身的人，但是做了那么多年企业观察和写作之后，我认为人类在商业文明中每一次变化都是由工具革命所带来的，过去这些年来互联网对我们带来的变化，都是工具的变化。我们原来在哪儿社交?我们原来在哪儿买电影票?我们原来在哪儿购物?我们原来怎么打出租车?一个一个的工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次在汉诺威看到一些新的产品，机器人、3D打印、微处理机芯片、传感器、柔性生产线，所有的东西都是工具。我们要了解在我们这个行业中工具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到了怎样的地步。第三个就是政策，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里面，我们中央政府是全世界除了上帝以外最有权利的人，政府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我们现在身处重庆，重庆在过去五年里面房地产价格增长了12%，全中国的开发商绕着重庆走，但重庆老百姓挺高兴的，房价不涨。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神一样的政府，区域性政策、行业性政策，中央政府掌握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很多行业的准入政策，刚才盛希泰谈的分层问题、新三板的问题、主板的问题都跟政策有关。所以，在中国地区要了解政策。我觉得所谓的“天”大概是由趋势、工具和政策这三部分构成的。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说趋势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觉得有四个正在发生的趋势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企业发展和财富分配。

　　第一个就是经济形态，也是最大的。我有很多60后、70后的朋友，这些年碰到他们，他们都跟我讲一句话：晓波，这个事情好象已经不太属于我们了，因为原来非常熟悉的盈利模式不见了，原来非常熟悉的组织模式不见了，原来非常熟悉的消费者现在变得非常的陌生。

　　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这个国家的经济形态发生了几次特别大的变化。1978年以前我们叫计划经济，而且是一个特别恶劣的计划经济，叫做命令性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最大的要素就是这个国家，第一不能有任何私营企业，第二没有商品。列宁甚至说货币都可以取消，每个人都是国家的螺丝钉，我们劳动，国家给我们发工分，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国家用票据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螺丝钉，每个省是中央政府的螺丝钉，高度中央政府集权。中国1953年开始搞第一个五年规划，1953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与日本是一样的，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们经济总量只有日本1/3。1978年我们告别计划经济搞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大概是1978年到1992年。1978年到1992年在中国地区赚钱的人是谁呢，是那些能够在生产线上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人，因为中国早期是一个短缺经济，什么东西都缺，所以需要凭票供应。商品经济就是极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这个车间原来一年能够生产50万件衬衫，通过奖金制度，通过生产线改造，通过劳动竞赛，到了年底一年能够生产80万件衬衫，这很厉害，商品经济时期所有革命发生在生产线上。1992年以后，中国突然间由一个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主要特点是报纸上有人登广告了，电视上有人广告了，企业开始做VI系统，老板开始到马路边上来卖商品了，说明商品过剩了。1992年以后中国提出来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在很长时间里面我们进入第三个经济形态叫做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标准形态是什么呢?就是在生产线里面生产一个标准件产品，然后通过分销方式找到消费者。

　　我在2001年写完《大败局》之后写过另外一本书叫《非常营销》，当时写的是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娃哈哈。娃哈哈的最大本事是在杭州生产一瓶1块钱的矿泉水，生产成本大概是0.46元，卖到拉萨街头仍然卖1块钱，中间所有环节大家都能赚到钱，这是娃哈哈最能干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娃哈哈当年饮料产量超过了可口可乐，这是全球新兴国家的第一个。去年我去中南海参加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坐在我旁边的老总是海尔的张瑞敏，1984年创业的，把一个要破产的冰箱工厂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白电企业。他告诉我，我为什么那么厉害呢，我干了两件事，第一我有8万个产业工人，全中国最好的产业工人，全世界最好的产业工人。第二我在全国有3万家连锁店。今天出了什么问题呢?今天的问题是同志们都不在卖场买冰箱、空调、洗衣机，整个网络都被迭代掉了。这就是市场经济形态在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宗庆后的饮料、张瑞敏的冰箱过去这些年怎么被迭代掉了，为什么过去这些非常成功，首富、教父级的人在今天无比焦虑呢?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互联网。

　　互联网是1998年进入中国的，我今年会出一条《腾讯传》，专门花了4年多时间研究这家企业，它有1600多个产品。1998年互联网对中国产业构成四大冲击波，一是冲击了社交，原来交往的是小学同学、亲戚，是同事，1999年突然有一个东西叫QQ，你有了一个虚拟身份，突破了户籍制度和地域的限制，你在重庆可以跟一个吉林的朋友谈恋爱，谈着谈着发觉他是一个男的。马化腾第一个QQ形象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长头发的戴着墨镜穿着牛仔裤的少年，马化腾到今天没有穿过牛仔裤，没有留过长头发，没有戴过墨镜，所以他心里藏着另外一个马化腾。原来我们写信，后来出现了邮箱，思念变得不再重要，一瞬间可以到达。互联网出现首先干掉信息产业。2002年的时候马云做了一个淘宝，2003年出现了支付宝，中国制造行业遭到了巨大冲击，这就是电子商务。四年前，制造业被冲得七零八落以后，互联网开始由制造业向服务行业冲击，买电影票、送外卖、打出租车、租房子、求职，几乎所能想象到的行业都被互联网冲光了，去年开始出现第四波互联网金融，全国突然出现P2P的乱象，这就是互联网的四次冲击。它的背后就是工具，无数多的互联网工具进行冲击。今天我们还在谈互联网，如果投中、亿信三年后再来开这样的并购论坛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再谈互联网了，因为今天互联网在中国已经变成了基础设施，任何一个行业如果跟互联网没关系的话都变成了以前的企业。互联网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工具革命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为什么叫做内容者的春天，硬件的春天，因为几乎所有它能够完成的连接都已经完成了。今天在座的每一位80后、90后、00后的朋友们，在互联网上创业的成本是多少呢?是两个东西，第一是内容，第二是生命。当连接完成以后，就像全国、重庆的高速公路都已经建完了，接下来就是上面跑车的人能力谁最强了。所以，为什么投硬件?为什么要去看工业4.0?就是新的内容革命开始发生了。这个是中国当今正在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今天真的是创业者的春天，这次的迭代是非线性的，互联网从信息、制造、服务到金融行业每一次冲击的结果都是一些新企业的诞生，每一次冲击波中都没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还能够留在主舞台上，基本都被冲跨掉。去年我去了中国几个大型企业做调研，去海尔、苏宁、美的，在这些企业都待了好几天。这些大型企业老板跟我讲了两个共同的观点，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个观点是这些大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找不到对标物，海尔该怎么改，美国人能告诉我们吗?日本能告诉我们吗?日本把三洋都卖给我们了。苏宁该怎么改，沃尔玛能告诉我们吗?美的该怎么改，GE能告诉我们吗?当中国公司在全球开始没有对标物的时候，也就是可能在管理意义上、在商业模式创新上，未来十年会出现世界级管理大师和大型企业家，这是在三五年前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危险也存在了，因为我们没有对标物。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发展长期以来搞的战略叫跟进战略，到今天中国后发优势基本已经消失了，我们前面没有东西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优势完全瓦解了。

　　第二个观点是，他们已经看不到敌人了。公司太大，金字塔式科层性大型组织机构已经看不到创新点了。人跑得太高，蚂蚁雄兵在挖你的墙角，你根本看不清楚。在这个意义上讲，未来超大型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存在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不需要那么多大型企业、大型组织，需要的是跟蚂蚁雄兵一样的中小个体，这就意味着年轻人、小型公司、点式创业的可能性正在大幅度发生，逻辑开始发生变化了。所以，我们未来几年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景象，就是在中国企业界75年以前的那批企业家会大幅度的淘汰，他们会成为把钱交给盛希泰的股权投资人。就是上半场既得利益者大幅度会淘汰掉，因为他们的哲学，他们对市场的理解，他们所掌握的工具和管理能力都已经被瓦解了。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到2015年、2016年后进入一个新的消费经济形态，叫做中产阶级消费形态。我在2009年曾经参加过一个研究项目，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地区找了20个企业家交流，像柳传志、张瑞敏、王石这些人，每个人访谈4个小时。它在全球范围内做过日本、英国、美国、印度这四个国家的企业家素质模型，在这基础上做了中国企业家素质模型，我是这个项目的中国总顾问的。做完之后在上海开会，把我们几个专家请过去，说结果给我们报告一下，他们讲了六七条结论。有几条我们想想都能想得出来，比如中国企业家跟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相比，善于进攻，很会打仗，不重防守，这是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特征。第二是中国企业家领导和控制欲特别强。第三是中国企业家的家国意识特别泛滥，中国企业家多元化情节特别淡。其中有一条，研究员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座几位专家大吃一惊，就是说中国企业家面对本土市场时创新不足，身处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其实没有认真研究中国的市场，都是拿来主义。在此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会面对本土市场时创新不足?中国有无数的企业，家电企业、服装企业、饮料企业，它们的研究院都是摆摆样子，今年投5亿做研发，都是骗鬼，骗记者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企业家在研发投入上始终不足，为什么不去认真研究中国的消费者。我这两年终于想清楚了，因为这些企业家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不会办错事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没有一个中国消费者愿意为他们的科技投入买单。因为中国市场长期以来被四个字所统治，叫做价廉物美。中国消费者认为能花很便宜的钱买到全世界很好的东西。当价廉物美作为一个商业哲学统治这个国家的商业世界的时候，企业家只会干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降低成本，第二件事是扩大规模，由此形成一个价廉物美的商品。

　　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去日本买一只马桶盖》，一直吵吵闹闹到现在，那篇文章在中国引起那么大反响我根本没有想到。那是我从冲绳飞回到上海的飞机上两三个小时写出来，像炸弹一样炸掉，到今天为止国务院的文件里面还能看到马桶盖这个词。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就是通过马桶盖现象，决策层、企业界看到中国经济当前非常奇特的景象。我归结为八个字，第一个叫“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美国也通货紧缩，英国也通货紧缩，但是中国出现马桶盖现象是供需错配，中国出现一些愿意为好的品牌、性能产品买单的人，结果找不到这样的产品。我有一段时间很愤怒，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在中国超市里面买不到一张好的毛巾，毛巾买回家之后拧一拧都是颜色，用五六天就掉线，花再多钱都买不到好的。我家里的毛巾都是去年从日本买回来，买了二十多条毛巾回来。去年他们去的时候不单买马桶盖，电饭煲，有个同事买了12把菜刀。所以马桶盖现象以后，去年年底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主张叫做供给侧结构改革，供给侧结构改革意思很清晰，就是要解决供需错配。中国老百姓比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喜欢花钱，我们是一个喜乐民族，重庆更加是，但是你没有好的东西提供给我，所以要强制性淘汰落后产能。

　　今天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批新的企业家，他们愿意面对本土市场进行创新?因为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消费人群叫做中产阶级。其实我研究全球经济时发现，这不是中国景象，美国当年也一样。美国的企业家开始面对本土的美国消费者进行创新是什么时候呢?1920年代。美国建国后100年时间里生产劣质产品，主要抄袭英国人。美国经济总量在1896年成为全球第一，还在抄英国人。到1920年的时候，美国人才开始面对本土做创新。我们今天讲日本人的工匠精神，我告诉大家日本人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工匠精神，是1960年代末，因为它花了二三十年时间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有一个服装师叫三宅一生(音)，他40年代在法国学服装设计，学完之后回到了日本做服装，二十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在抄袭法国人、抄袭欧洲人服装。到1969年的时候，他突然说要做日本自己人的服装，然后跑到法国开一个服装展示会，说世界的服装分两种，一种是西方人的服装，一种是东方人的服装，东方人服装就由我们日本人说了算。如果没有人愿意为他的东方服装买单的话，是不会出现三宅一生的。今天的中国是出现了一亿多中产阶级人群，这部分人和屌丝经济的人群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未来的五年中国实体经济产业的核心命题是，在中产经济理性消费的时间窗口，完成对落后产能的淘汰。这是一涨一落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在未来五年内完成，中国整个经济产业将焕然一新，这是本届政府第二个任期内最重大的产业问题，是核心问题，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时间窗口。

　　第三个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国由营销驱动进入到了技术驱动。我们这些传统制造业的老板在过去几年里被几股风把心吹乱了。第一股风是房地产，很长时间里中国排前100位的富豪里面有60个是开发商。第二股风是股市风，炒股票。第三股风是互联网风，把我们自信心给彻底打没了，我们发觉中国长得最好看的是马云同学，赚走了我们几乎所有的钱。去年年初总理提出互联网+的时候，我只要到一个制造业的论坛去，如果两个小时的话，其中有一个小时老板们都在讨论到底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互联网的工具革命已经结束了，BAT大量的在投内容，在投圈层。未来的资本市场大规模转型，平台连接都完成了。当所有投资从连接器进入到内容器的时候，同样是卖鲜花，你是卖怎样的鲜花，这个鲜花卖200还是卖400，都是不敏感的，敏感的是你卖给谁，通过怎样方式卖给谁。卖手机也一样，原来可以利用互联网工具像乔布斯一样卖手机，卖了两三年之后，老百姓问你这个手机和另外手机有什么区别呢?你到底是否省电呢?重新回到了技术本身?特别是中产阶级起来之后是很难被忽悠的。在中国做市场的人知道，全中国最难打最不愿意打的市场是上海，上海人最难弄了，因为上海是中国最早期的中产阶级城市，就是穷得叮当响的时候还是中产阶级。最好糊弄的是农村市场的大伯大妈们，只要在中央台投一个广告就以为是中央号召你买东西呢。过去两三年里，中国很多行业的超越者是学会了用互联网工具和手段来进行传统销售的人，我认为到今天基本上结束了，重新回到技术本身。一个企业能不能存在、是否值得投资，关键在于在你那个细分行业中有没有掌握1%的核心技术。今年创投界有一个新的名词叫积木式创新，全世界各种东西都有了。我去年投了一个企业，两个台湾人背了个包跑到我家门口，敲门进来，把包放下来之后，从包里面拿出一个IPAD架在那儿，另拿了一个麻将色子，把IPAD打开，色子一动，IPAD里面色子也在动。他告诉我这叫做体感技术，里面有14项发明型专利和应用型专利，然后我就投资它了。那个小的芯片里面产品有博时的，有IM的，整个生产是富士康帮他做的，那个塑料袋子是索尼的技术，销售是通过京东和华硕。它有1%的核心技术，这就是未来的创新。这也意味很多年轻的新型创业的机会在出现。

　　第四个，跟新三板的投资并购非常有关。中国1978年以后基本在搞资本主义，无非是把过去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叫做产业资本主义，就是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主的资本主义。而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的落后，金融市场长期被国家管控，金融市场的主要资金供应方是银行，而银行全部被国家控制。中国1680多万家民营企业，沪深两市上市不到3000家，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叫壳资源。所以资本市场离中国民营企业非常的远，非常的僵化。这是原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我们今天开这样的新三板会议?为什么谈并购?中国新三板开了两年，已经有七八千家企业，我认为将很快成为中小企业的投资平台。现在企业要贷款方式太多，信托、基金、债，国内的、国际的、直接投资，等等无数多的可能性。中国保险规模和信托的规模都已经超过十万亿了，金融市场的主导权正在由银行家的手上转移到投资家的手上。在投资领域里面民间的力量正在大规模的崛起，这就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资本对一个企业的催化能力在大规模增加。我很吃惊的是，这次带企业家到德国去，真的有人站起来问我，吴老师，我是做轴承的，我爸爸也做轴承，我们家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轴承，你跟我们讲制造业是中国的基本盘，你要我守住制造业的初心，但是资本进来之后会不会把我的心搞乱，会不会变成泡沫。大家还是非常恐惧，现在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之间蜜月期才刚刚开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一定是大泡沫，我们之前是全世界最大的泡沫。你问我泡沫什么时候破我不知道，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泡沫什么时候破灭。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资本市场不断成长过程中，中国经济未来五到十年会经历一个非常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产业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来说，成为良性泡沫中的一部分，是在未来十年分享中国经济转型成果的唯一手段。所以，在未来资产化泡沫的过程中，创业和股权投资大概是唯一能够跟得上资产泡沫的两个通道，别的估计都很困难。

　　2016年，对国家来讲既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始，对产业来讲也是很多新的变化的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经济形态的出现，看到了中产阶级的崛起，看到了企业创新，技术重新成为竞争主轴，看到资本力量的崛起。所以，今天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一个好的商业，一个好的企业，一个好的模式跟两个东西有关系。第一跟互联网有关，这是1998年以后整个信息化革命对中国这个非常传统的东方制造业国家带来的巨大福利。第二是跟工匠有关，中国在未来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制造业大国之一，当这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中间会产生无数的变量和新的商业神话。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