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在看守所度过了第5个春节，她的父亲吴永正做了个梦：“觉得女儿有难，急着让律师去会见查看，却被法院拒绝。”他半夜惊醒，心有余悸。

　　吴英的羁押生活停留在手写材料和律师的记忆力。5年漫长洗礼，她曾在身边人的改判中重建信心，也曾吞下半瓶工业胶水自尽；希望与失望交替出现，洗去稚嫩，逐渐抚平了波动的情绪。

　　一切变化凝聚在日与夜里，只有吴英清楚其间挣扎。

　　重建信心，越发较真

　　狱中吴英始终重视对外界信息的搜集，她对政法系统的调整、变化尤为关心。

　　2010年5月20日，吴英29岁生日，恰逢中央政法委第13次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第5次专题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办案标准，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办案责任制，真正做到不错不漏、不枉不纵”，吴英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后，当即一一记下。

　　真正“直接改变我(吴英)对中国法律看法”的，则是室友覃金梅。

　　覃来自湖南，被捕前在金华打工。2008年，她“拔刀相助”感情受挫的老乡，造成一死三伤，被一审判处死刑，成了吴英在39号监室的室友。覃只有小学文化，就请求吴英帮忙写申诉材料。当时她的状况与眼下的吴英相似——二审，高院维持死刑原判，只待最高院的死刑复核程序。

　　2009年12月，当覃收到最高院的发回重申决定书，正在隔壁38号监室的吴英立即申请调回39号监室。

　　一天，管教把吴英叫去谈心，勉励她调整心态。按照吴英的记录，管教说，“金梅都改判了，你一定会改判的，你的案子和她的不一样。她的案子，我想肯定没用的，现在都改判了。”

　　这段有关上诉的记录出现在吴英2010年写的检举材料中，覃获改判令她重建了信心，也令她愈发对自己的案件较真。

　　看守所里的异类

　　戴着脚镣过活的死刑犯吴英迎来了她的“学习高峰期”。

　　在看守所里，她详细研究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相关实施细则，坚持看法律、管理类的书学习。剩下的时间主要交给了写作。2010年3、5、7月，她三次委托律师把数万字手写材料带出看守所，提交给浙江省高院。

　　这些材料里，一部分回忆、梳理了她所经手的每一笔借款及还款的金额、用途、全凭记忆整理；另一部分则是对看守所工作人员部分职务行为的检举。

　　学习法律令吴英有了审视过往和当下的新角度，她频繁对一些似乎司空见惯的事提出异议，俨然成了看守所里的“异类”。

　　吴英回忆，2008年9月的一天，晚上10点，自己正在38号监室休息，隔壁39号抬出去个病人，紧接着，监室里的人一个个都被叫去问话，回来时都很紧张，后来才听说“是晚上刚进来的‘新兵’心脏病忽发死掉了、心脏起搏器坏掉了”。

　　“现在我对照法条一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按理看守所当时收押犯人的时候就应该进行健康检查，如果看守所按照程序办事和收押人，当时就不应该把那位人收押进来。真的想不通也想不明白，看守所居然可以无责任，”吴英在2010年写道，“现在的我真的替自己的生命担心，会不会哪一天我也会忽然死在看守所？”

　　她承认，后来的解剖证实，犯人属自然死亡，且自从2010年4月上面要求规范刑事案件办案程序后，每一位进入看守所的女性在押人员都接受全面身体检查，“这是我入所3年多来从未看到过的现象，也是具体办案程序逐步规范的表现”；但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她还是决定检举看守所未按照程序办案。

　　此后，针对自己提交的材料被延迟上交，、室友中暑未获救治等情况，吴英多次成为在押犯人中站出来批评的那一个，并把意识全都写成了控告材料上交。

　　最激烈的冲突出现在2010年6月29日。当天上午，有相关单位前来提审吴英，这次她感到格外高兴——一方面，“有机会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的检举得到了重视——中午回到监室时，“由于心情很好我还特别多吃了几口饭。”

　　然而，她随即发现，自己的笔记本可能被人动过。据吴英自述，自从检举材料此前被翻看过后，“凡是对自己有用的材料原件和资料我都随身携带”。提审突然，吴英没带走两本笔记本，但留下“机关”，“我在笔记本上都做了记号，用头发丝缠绕好。”

　　本上扯断的头发丝，令吴英“心里发慌”，——“检举的事本来就是要保密的，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太多，就通过所领导递交材料到检察机关，我怕万一泄密出去会对自己的家人不利。”

　　想到家人的安危，“越想越觉得没意思”，“拿起一瓶平时所里让我们粘口罩的胶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

　　事后撰写控告材料时，吴英这样总结自己的心情，“我知道我的生命之门，需要公检法当中任何一环的道德良知为我开启，可为什么管教您不愿为我开启这道绿色生命之门？”

　　三本小说的演变

　　2011年4月，二审庭审。吴永正看着被告席上扎着马尾、戴着眼镜、神情平静的吴英，一审时的逞强、愤怒似已销声匿迹。

　　对于吴永正来说，这是仅有的能见到女儿的机会。此前，律师会见虽不受阻碍，但所谈大多仅限案情，能带出来的一般也只是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事实上，除了撰写这些为自己申辩的材料，吴英还先后写了至少3本带有自传性质的书。头一本是自传小说，叫《黑天鹅》，只有律师张雁峰看过——16开的小本子，写了满满一本，足有二百多页——吴英还特意加上了封皮，装订像样。

　　与陈述事实的申诉材料不同，在小说里，吴英用文学语言回顾了自己30年传奇人生的起伏跌宕。

　　2011年5月，二审庭审刚结束，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吴英写起了第二本书，名为《我的未来不是梦》，规划出狱后的生活。

　　“那段时间她心情很好，对二审很乐观。因为浙江省高院的法官工作很认真，专门去了东阳调查她经营本色集团的情况，我们和她父亲都看到了希望，这些信息和情绪也传递给了她。”张雁峰解释。

　　几个月后，这种乐观情绪逐渐散去，吴英在漫长的等待中又重新面对无奈甚至恐惧。8月，她停止了第二本书的写作，放下那已写就的10万字，开始写第三本书《曾经心痛，我的2011》，试图描写现实的残酷。

　　这些书吴永正都不曾得见，他和其他亲友收到，是数十张明信片，上边密密麻麻写满她的心情。吴英不止一次劝父亲少抽烟，少喝酒，也会嘱咐家人“再帮我送几双橡胶(27630,-1095.00,-3.81%)手套，冬天水冷了”，或要几张家人的照片、大头贴。

　　她在一张明信片上写到：“过几天又是中秋佳节，这是我在这度过的第三个中秋节，心里的酸苦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张雁峰最后一次见到吴英，是在二审宣判前一个月，等到2012年1月初再去时，已被法院拒绝，称要请示领导。

　　宣判次日，张雁峰、杨照东两位辩护律师再次请求会见吴英，仍旧被要求请示领导。浙江省高院方面表示，二审已判完，应该找最高院；后者亦未给出许可。“一般来说，复核阶段只要拿着所函和委托书都能见的，吴英这个案子特殊，要找谁批准会见还是个问题。”张雁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