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沿革

《古文观止》里有句话，“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意思是如果能竭尽诚心待人接物，则即使是像春秋时吴国、越国这样世代为敌的家也能结为一体；而若傲慢自满地对待他人，即使是骨肉亲人见了面也会形同陌路。

春秋时期的江南历史，就是吴国和越国的兴亡史。公元前6世纪，当时的江南还在“断发文身，祼以为饰”，根本就是中原人眼里“岂礼也哉”的蛮夷之邦。但就是在此地，吴、越两个强国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它们的武功震动了中原大地（文治确实乏善可陈，蛮夷么），然后，又突然湮没无闻，骤兴骤亡，真犹如流星一般。

吴、越的兴盛，与阖闾和勾践的名字密不可分。

吴王阖闾，在公元前506年，以后世闻名的《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为将，以区区6万兵，挑战南中国的霸主——强大的楚国，柏举之战，五战五捷，大败楚军20万，仅10天即进入楚国国都郢（今湖北省江陵西北），创造了春秋时期攻占大国都城的先例，于是吴国威震中原。

继阖闾之后的吴王，便是那位任用奸佞伯嚭，杀害忠良伍子胥，宠幸西施的夫差，阖闾离世仅20余年（公元前473年），吴国便被“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昔日手下败将越国所灭。

越王勾践灭吴以后，随即乘胜率兵北渡淮水，会中原齐、晋等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向周元王致贡。周元王命使臣赐勾践胙（送来祭肉），封勾践为“侯伯”，晋伯位。自此，越军横行江淮一带，诸侯尽来朝贺，越国的国势达到了顶峰。

不过，说起来，这有如寇仇的吴、越，其实倒是一家人。而且，古人，甚至是春秋战国时的古人，也明白这一点。《吕氏春秋》记载了伍子胥说“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汉代的赵晔在《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也写道：“且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 至于专门记录越国历史的《越绝书》更是直截了当的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

从远古氏族上追溯，吴越本是一脉相承，难分彼此。从钱塘江南岸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到上海青浦的崧泽文化，在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农耕、渔猎工具，陶器和原居住建筑遗址，无不显示着共同点，生动地展现了五、六千多年前，吴越的先民饭稻羹鱼、临水而居的生活格局。从湖州钱三漾出土的古老的丝帛残片，到吴江梅堰原始陶器上漆绘的春蚕，揭示着一个共同的信息：中国丝绸，恰恰就是在吴越之地闪烁出最早的曙光。

史籍流传的吴越相似的地名人名，诸如：“于越、于陵、于菇、句章、句容、句余、句无、句注山、句卢山、句绎、姑苏、姑熊夷、姑蔑、始末、夫椒、乌程、乌伤、余杭、余暨、余姚、余干、芜湖、无池、无锡”、“句践、句直、余善、余祭、余昧、无余、无壬、无疆”也揭示了当时的两国人民，同操着百越语言，彼此没有交流障碍。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所以“句吴”就是“吴”“于越”就是“越”。其它冠首词的发语词性质类似。这些地名被用汉字记录下来之后，原义渐至湮没，后世不知其所由来，往往望文生义，妄加解释。如以为“无锡“其地本来产锡，至汉代锡已采尽，故名。或说：“后汉有客于山(指锡山)得铭云‘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清’。”皆无稽之淡。

由于吴地和越地文化的生成基础和文化形态极度一致，尤其经过大规模战争等整合，它们的文化则更加水乳交融，难以区分，以至于当时它们就是以吴越文化这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彼此的战争，并无碍于文化的整体统一，就像山东被称为齐鲁大地，一样会有鲁国的曹刿论战，一鼓作气打败的乃是齐军？

苏州做老大的日子

勾践灭吴以后，一度把越国国都迁到离齐国不远的山东琅琊，摆出了逐鹿中原的架势。不过越国终究是根基太浅，说穿了就是一暴发户，勾践死后没多少年在琅琊就混不下去了，于是又把国都迁回了江南。

不过，这次越国没有撤回老根据地，也就是现在的绍兴，而是把新的首都建在了当年仇敌吴国的故都，而且干脆把名字就叫“吴”了。这个“吴”县，穿过了悠悠的历史岁月，历时2400年，没有改过名，也没有迁过地方，一直到20世纪，它的中心析出建市，几十年后又变成了这个市的区为止。这个县的中心，不用说也知道了，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州。

就从这个时候起，苏州变成了江南的首邑，在经济文化上，引领着江南各地，直到另一座江南城市——上海的兴起。

大约在公元前333年，当时的越王无疆又想重现先祖勾践的辉煌，于是兴兵伐楚。有道是历史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悲剧，这次，江南人马被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无疆被杀，楚军趁势反攻，一直打到了钱塘江。勾践以来的努力付诸东流，越人又退化成了各个部落，并臣服楚国。在楚国的统治时期，苏州曾变成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公元前248年）。有人说他的封地就是上海，所以上海别称“申”是纪念黄歇的，实在颇为无稽，因为上海市区在春秋战国时，尚在海底。

又过一百多年，雄才大略的嬴政，尊号就是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把天下分作36郡。江南划入了会稽郡，这个名字的来源自然是绍兴的会稽山了，而郡治仍旧是吴县（苏州），这两个名称，或许便反映了吴越一体的思想。

在秦的会稽郡所辖的26县里，有些县名一直使用到现在，比如丹徒、诸暨、鄞县、海盐、余杭，当然，其他一些县名还是陌生的，比如阳羡（今天的宜兴）、由拳（今天的嘉兴）、乌程（今天的湖州）、乌伤（义乌）等。此后的岁月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县会越来越多，名字越会越来越为今天的人们所熟悉。

江南在楚国统治时期被称作“东楚”，至于民风，依旧继承了当年吴越的勇悍，（一直到汉朝，还被称作“吴、会稽轻悍”），所以才有楚国贵族后裔的项羽在苏州起事反抗“暴秦”，带领八千江东子弟兵，横行中原之举。

楚汉相争，终于鹿死“汉”手，刘邦在长安登基，建立煌煌四百年的大汉王朝。江南依旧是会稽郡，郡治依旧是吴县。

就在汉朝时，又一个熟悉的地名，被历史记录下来，这就是“扬州”。

相传大禹治水后，分天下为九州，扬州即其中之一。《尔雅．释地篇第九》写道：“江南曰扬州。”“江”即长江。按照东晋郭璞的《尔雅注》，这个“扬州”的范围是：“自江南至海”。即是说长江以南到南海以北是扬州，即大约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部分，上海、浙江、福建全部，江西、广东的一部分。

但大禹的九州，毕竟只是一个传说，“扬州”真正有了确切的地域划分，要到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区，置刺史，称“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因为其中十一部沿用的是《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的“九州”名号，所以习惯上又称“十三州”，“扬州”也是其中之一，全称扬州刺史部，辖区相当于今安徽淮河以南部分，江苏长江以南部分，上海、江西、浙江、福建全部，湖北、河南部分地区。

要注意的是，今天的扬州市不属于扬州刺史部，而属于另外一个刺史部——徐州刺史部，和当时的“扬州”一点关系都没有。扬州从江南搬到江北，要到800年以后的唐朝，而那时候的“州”，已经遍布各地，大体和秦汉的“郡”相当，早已不复当年九州之一的殊荣。

同时，由于扬州在两汉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是行政区而只是监察区，所以其治所（如历阳，今天的安徽和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中心，也不是经济、文化中心。两汉时的扬州最发达的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汉朝以前一样依旧是吴县（苏州）。

三吴鼎立

一般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政务越来越繁重，原有的行政机构便显得有点管不过来了，对此，古代经常采用的办法就是“拆分”。

公元129年（汉顺帝永建四年），汉廷以会稽郡过大，分故郡浙江（今钱塘江）以西为吴郡，郡治故会稽郡治吴县（今苏州）；浙江以东仍为会稽郡，郡移治山阴县（今绍兴）。是为“吴会分治”。虽然分治，但两者同出一脉，因而一直并称，比如诸葛亮建议联合孙权的《隆中对》，就说要“东联吴会”。

黄巾之乱以后，天下大乱，出自吴郡的孙氏终于坐断东南，依靠吴郡当地的世家大族（最有名的就是吴郡四姓，即顾、陆、朱、张四姓）和南下的大族建立起东吴政权。这个政权以保有江东为目标，而江南也在东吴时期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在和平的环境里，江南继续发展，拆分出的会稽也显得太大了，于是到三国东吴政权统治后期，又在东汉的会稽郡中分出三个郡，这就是：公元257年（太平二年），吴主孙亮分会稽东部为临海郡，郡治临海就是今天的台州；公元260年（永安三年）吴主孙休“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这个建安郡乃是今天福建（可想而知原来的会稽郡是多么广阔）。公元266年（吴甘露二年）孙皓“分会稽为东阳郡，郡治长山县在今天的金华。

同样是在公元266年，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取“吴国兴盛”之意把乌程（今天的湖州）改为吴兴，并设立了吴兴郡。可惜好名字不能带来好运，仅仅14年后的公元280年，西晋的伐吴大军，顺流而下，势如破竹，孙皓乞降石头城下，三国归一，西晋统一了天下。

就从晋代开始，江南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代称：“三吴”，按照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的说法，“三吴”就是吴郡（郡治苏州）、吴兴郡（郡治湖州）和会稽郡（郡治绍兴），也就是大体上包含了秦代会稽郡的地方。顺便一提，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陈之后，一度把绍兴的会稽郡改为吴州（到隋炀帝时才改为越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吴”鼎立。

三国归晋，按理说应该是四海一家，可是西晋统治者却把新征服的东吴旧地视为“新邦”，以胜利者自居，处处盛气凌人。吴人成了“亡国之余”，遭到歧视，因此江东士人在西晋朝廷为官很不得志。以“周处除三害”的典故为人熟知的吴郡阳羡（今宜兴）周处，便被权贵忌恨，竟然被逼迫以5千士卒攻打7万氐族的叛军，寡不敌众而战死；有些江东士人不愿参与西晋统治者内部的自相残杀（“八王之乱”），退回江南，《世说新语》便记载了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潇洒南归的故事。有人南归避祸，有人却步周处后尘客死他乡，吴郡望族，江东名士陆机，当年火烧刘备连营七百里的陆逊之孙，也因为谗言被杀害，临刑留下了“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的千古之叹。

陆机被杀害后仅5年，在胡人军事力量的打击下，司马氏在中原的统治摇摇欲坠，永嘉元年(306年)，琅琊王司马睿出镇江东。一开始时，他对吴地士族领袖顾荣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对本地士族颇为忌惮，但随着中原局势的更加混乱，大量北方大族带着自己的部曲（私人武装）南下，逐渐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在公元317年建立的东晋和之后的南朝，虽然朝廷的赋税收入主要来自“三吴”地区，如《晋书•王羲之传》所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但在近三百年间，政权都被北方大族（称为侨姓）主导，本地士族（称为吴姓）只能退居其次。正如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的记述“南迁的晋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流亡政府，由一些在北方幸而没有被杀，又幸而逃到江南的士大夫组成，统治一个他们不很了解的世界。稍久之后，流亡政府渐变为殖民政府，土著人士在政府中没有多少地位，且受到轻视。”

为了维护侨姓士族的利益，东晋和南朝政府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用了许多侨人的原籍北方州、郡、县，并仍用旧名，叫做侨州、侨郡、侨县。这样一来，江南的地名变得混乱不堪起来：公元323年，常州除了原来从吴郡分出的晋陵郡以外，又设置了南兰陵和南东莞两个侨郡，而江南首邑的吴县，在公元463年，也一度划归侨州南徐州管辖。

“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庾信在《哀江南赋》中的哀叹，没几十年就真的成为现实。隋军大举渡江，陈后主却还在那里唱著名的《玉树后庭花》，公元589年，南朝灭亡，隋并天下。

隋朝平江南以后一度废除郡，改为州，于是吴郡“应该”变成吴州，不过前文已叙，绍兴的会稽郡已经占了吴州的名字，自然不能重名，正好吴县有座姑苏山，以山命名（和会稽郡的来历也是一模一样），于是有了苏州。

到隋炀帝即位以后，这位喜好江南文化的君主又恢复了“郡”的旧名。从秦代到此时，大约800年，原本的一个会稽郡（治所今苏州）已经演化成：毗陵郡，（治所今常州）、吴郡（治所今苏州）、余杭郡（治所今杭州）、会稽郡（治所今绍兴）、永嘉郡（治所今温州）、东阳郡（治所今金华）。

从江南到两浙

或许是巧合，平定江东的隋朝和西晋一样，开国君主去世以后不久局势就开始动荡。不过晋代好歹也是皇族合力搞内讧，和胡人的侵袭下才丢掉了北方的半壁江山；而败家精杨广，才十几年就把整个大隋帝国的家业都败光了，为此，他也得了一个中国史上罕有的恶谥号：“炀”。

隋失其鹿，天下逐之。在隋朝灭亡的废墟上，大唐帝国冉冉升起。

唐代也把郡改为州，由于州的数量太多——达300多个，中央政府管理起来很麻烦，据说唐太宗苦于记不住各州长官们的名字，只好将它们写在屏风上。于是，他在即位之初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便将天下分为十个监察区，称“道”。其中江南道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至今贵州、东至海——几乎有半个中国这么大。由于这一次区划的数目实在太少，南方各区大多过于广袤，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唐玄宗时期，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又将道的数目增加到15个。其中，原来的江南道从西到东依次被一分为三分为黔中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

不过，此时的道仍旧只是朝廷派遣京官巡察州县的监察区，只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负责巡察的观察使大多由手握军政实权的节度使、团练使等兼任，于是道便由监察区演变为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区。

就在这个情况下，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江南东道又被析为浙西、浙东(浙东与浙西时有分合)、宣歙、福建四道。浙东和浙西，常常并称“两浙”，它们的地域大体继承了昔日的会稽郡；两者的界线接近钱塘江，也一如吴郡和会稽郡分治的旧例。

到了唐朝的后期，两浙所辖的州名，有的变成了今天的地级市的别称，还有的，干脆一直用到今天。

从北往南，当时两浙共有13个州：润州（治所今镇江）、常州、苏州、湖州、杭州、台州、温州、婺州、衢州、越州（治所今绍兴）、明州（治所今宁波）、睦州（治所今建德）、括州（后改处州，治所今丽水）。

唐末大乱，军阀混战，两浙的大部分地方最终被杭州人钱镠夺取。到公元907年，篡位建立了后梁的朱全忠（这名字可真讽刺）封钱镠为吴越王，这就是五代十国中享国最久的吴越国的来历。
吴越国一直对中原政权称臣，以抵御来自邻国，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由原来唐朝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的吴国（南唐）的强大压力。吴国的统治中心在淮南地区，它开始建都在扬州，后来又把南京作为西都，本和两浙无关。但它觊觎两浙的膏腴之地，和吴越军在太湖平原和长江上大战三次，最终占有了旧两浙路的润州和常州。吴（南唐）和吴越的分界大抵在现在的无锡和苏州之间。

从钱镠开始，吴越国修筑钱塘江捍海石塘、治理太湖，开凿灌溉渠道，疏浚西湖，整理鉴湖，建设苏州、杭州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称虽然是宋代才有，美景却是吴越国时奠定的，不过，苏杭似乎应该倒过来叫杭苏才对，因为当时杭州是吴越和南宋的首都，要比苏州地位高得多。

当时的诗人贯休和尚曾经献给钱镠一首《献钱尚父》，内有名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不过如前面所说的，两浙全境只有十三个州，而且润州和常州还不在吴越统治之下，当然吴越国自己还是认为润、常是自己的地盘，因为钱镠做过唐朝的镇海军节度使，而镇海军节度使的驻地就是润州。

但是，到了吴越国的中期，两浙倒真的变成了“十四州”，原因是：苏州又拆分了！公元940年，吴越在苏州东、南的几个县建立了秀州，州府设在嘉兴县。

虽说两浙十四州成真，但总归有两个州在他人治下，名不副实毕竟是件恼人的事情，于是吴越国一直在窥视邻国南唐的变化，等到公元974年，宋军大举进攻南唐时，吴越军终于“收复”了常州和润州，并在次年，和宋军一起攻下了南京。

只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话虽然是宋太祖说给李煜听的，道理却是一样适用吴越国，全据两浙十四州后才3年，吴越国就走到了它的尽头。公元978年，吴越向宋廷“纳土”归降，献出两浙“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兵十一万五千三十六”。

五代十国就像一段短短的插曲，中国又回到了“大一统”的历史轨迹上，宋朝除了把唐朝的“道”改成“路”以外，一切如旧。于是两浙道，变成了两浙路。

自从秀州从苏州分出以后，两浙的大部分区划已经固定，特别是南部的州府的边界稳定了超过900年。但是名字还在变来变去，像方腊起义以后，宋廷为了“教训”当地的“暴民”，把睦州改成了严州。到南宋时，苏州变成了平江府，秀州变成了嘉兴府，杭州变成了临安府，越州变成了绍兴府，明州变成了庆元府。

江浙登场

现在提起江浙，第一反应可能是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简称，不过在800年前，当“省”的称呼刚刚出现的时候，江浙两字却是不能分开的。

公元13世纪，蒙古铁骑席卷欧亚，在艰难抵抗了四十余年后，随着陆秀夫在崖山投海自尽，延绵300年的宋朝画上了悲壮的句号。1279年开始，成吉思汗的后代建立的大元，建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来自蒙古草原的元朝统治者对中原典章是陌生的，这也使得他们有了不受传统制度束缚的创新能力。就连“大元”的国号，也是来自《易经》，而不像此前的朝代名称，都可以从先秦诸侯的国名里找到。行省就是在元朝出现的，并一直用到今天。

元朝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江浙行省，再次从长江延伸到南岭。基本是唐朝江南东道的范围。而就在南宋的志士尚在闽粤苦苦挣扎的1277年，同时也是元朝占领江南的第二年，300年前才从苏州分出来的嘉兴，也被拆分了，元廷把嘉兴的华亭县升为华亭府。一年后，华亭府改名松江府（松江名称以境内有吴松江得名。吴松江最早见于《后汉书．左慈传》，本谓吴地松江，至宋始称吴松江，明、清作吴淞江）。不过这个府当时只有华亭一个县，直到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才分华亭县东北境置“上海县”。在名城云集的江南，在“人间天堂”的苏、杭光环照耀下，当时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

元代的统治腐败而残暴，阶级矛盾混杂着民族矛盾，“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公元1351年终于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起义的烈火迅速烧遍全国，1368年，在“驱逐胡虏”的口号下，徐达将军率领的大军克复大都（北京），元顺帝退逃漠北，中国历史进入了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应天府），自然要在周围划出一大片地域作为京师直隶，于是作为财赋主要来源的太湖流域就全部划归京师，因此两浙从此被彻底分割，浙西的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嘉兴湖州都归属了直隶。而浙东各地和浙西的杭州则建立了浙江省。

由于朱元璋是凤阳人，他手下的功臣宿将也大多是淮西人士。出于乡土之情，他让凤阳也享受了京师的待遇，所以直隶的北界就越过了淮河。后来朱元境大概也感到浙江作为一个省实在太小，而且省会杭州就紧靠省界，才在1376年（洪武九年）将太湖以南的湖州、嘉兴二府划给了浙江。从此，浙江省内部也有了上八府和下三府的说法，前者指浙东各地和严州府，后者就是指原来两浙西路划归浙江的湖州、嘉兴和杭州三府。

明朝延续了276年，在永乐皇帝迁都北平（改称北京）以后，南京应天府作为留都管理着南直隶的广大地区，在明末农民起义军把崇祯皇帝逼得上吊煤山以后，南京官员仓惶拥立弘光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只在扬州遇到了史可法督师的抵抗，其余明朝官吏大多望风而降，于是清军轻易平定了江南（剃发令引发的江南各地自发反抗乃是后话）。这时清朝统治者马上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明朝留下的过于庞大而且地位特殊的南直隶省？在摄政王多尔衮为之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会上居然出现七种了主张，且全部主张建置高于行省规格，但是都被多尔衮否定了，他下令以明南京的辖区为范围，设省一级地方政权建置。“本朝定江南，改应天府为江宁府，罢南直隶。改设江南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驻江宁府”。

但是这个江南省也是过于庞大，政务繁忙，按照旧例拆分也是顺理成章的。多尔衮设立了一个江南省，而这个江南省内部隐然分成了三个省：“设江南巡抚，驻苏州，领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别设凤庐巡抚，驻淮安，领淮安、扬州、及凤阳、庐州四府，徐州一州。至安徽等五府三州，则又以操江兼巡抚事领之”，简单地说，就是以长江为界，苏南为一省，皖南为一省，苏北皖北合为一省。

之后出于均衡财赋等方面的考虑，清廷终于正式把江南省由北到南地分为东西两部分，最终形成了江苏、安徽二省。不过和其他省份不一样的是，江苏省内部俨然也是个双头政治，别的省只有一个主管民事的布政使，而江苏省却有两个，旧属两浙西路的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四府和从苏州府拆分出来的（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太仓直隶州归江苏巡抚驻苏州布政使管辖，江苏其余地方归两江总督兼江宁布政使管理，虽曰一省，俨然两属。这个情况持续到清末，除了1905年，出于安置废除漕运后的冗余官员的考虑，江苏的江北地区短暂建立过一个江淮省。

明清两代，建都北京，朝廷仰赖江南漕运，两浙人民负担沉重，而以苏州松江最甚。《大学衍义补》中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者江南居什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什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什九也”，甚至有人感慨，“岂天下之田皆生粟，而二郡（苏州松江）独雨金欤”？

待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革命党光复上海，席卷三吴，随后组织江浙联军克复南京，宣告了清廷在江南统治的终结。而清廷设立的江苏和浙江，也像元廷创立的“省”一样继续存续下去，直到现在。

上海的前世

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元朝的松江知府仆散翰文以“华亭地大人众，难理”，奏请元廷分置上海县。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春，划华亭县东北境5乡26保地置上海县。而此时以前的上海，只是“华亭东北一巨镇”而已。

上海县以盛产豆、麦、棉花而闻名，经济在明清两代也持续发展，顺理成章的，上海县也在不断拆分，明清两代，上海县先后拆分出青浦、川沙、南汇三县，而上海县本身，也在清代嘉庆年间的县志中，被文人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都会”，用这样的溢美词藻来形容一个县，也是不多见的。到开埠时，上海县城人口已有20余万（全县有60万人），已是全国第十二位的城市。当然在名城云集的江南，还是不起眼的，因为就在90公里外的，就有当时中国仅次于首都北京的大城市——江苏省会苏州。

正如长得太快的婴儿，衣服往往跟不上趟。虽然经过拆分，但上海县仍然政务繁忙，已经不是区区一个知县可以管理了。1730年清廷将分巡苏松道由苏州移驻上海，并加兵备衔，后来这个官职，往往被称为“上海道台”。尽管道台只是省的派出机构，但是道台在他道内区域范围的一个城市里设有衙门。此后，上海虽然在行政体制上虽仍隶属松江府，但遇重要事件，知县常就近请示道台，反而不经过知府。无形中道台直接管理上海县事务，从而使上海的行政地位得到提高。

虽然如此，但是苏州毕竟高高在上。嘉庆年间的上海县志，承认“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而同一时期的松江府的府志，又补充了一句“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大率同为吴音而微别耳。”转来转去，此时的上海，不过是大苏州光环下的小上海罢了。

就在大清帝国的兴盛时期，西方侵略者已经开始觊觎古老的中国。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上海的价值：它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中国其它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匹敌的。“上海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县城，但却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紧邻着富庶的苏杭地区，由此运入大量丝绸锦缎，同时向这些地区销售各种西方货物”、“上海的贸易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和广州相等”。

1840年，英国人终于以鸦片为事端，挑起战争以打开中国的大门。江南各地相继失守，英军直逼镇江、南京，在切断漕运这一帝国命脉的威胁下，清廷屈服，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在该条约中，上海被列为开放的五处口岸之一。

紧邻富庶的苏杭的上海，随着租界的开辟与西方企业设立而在对外贸易上占据优势。开埠初期的上海，在进出口贸易、港口发展等方面显示出勃勃生机，洋场的繁华表面上也能苏、杭相媲美。然而，一个城市的壮大，特别是作为中心城市，不仅仅体现在一些经济指标上，传统江南的中心城市仍以其深厚的经济人文基础保持着它们应有的地位，吸引着大量人口，上海开埠十年后，城区人口仍然只有55万，不能望苏州之相背。

就在此时，一场彻底颠覆了江南内部秩序的战争发生了。以拜上帝会起事的太平军，1851年（咸丰元年）金田起事后，从西南经两湖东来，一路狂飙，势如破竹，以建立“江南小天堂”为号召，顺长江而下，占领南京。此后，太平军扫荡江南，相继攻占杭州、常州、无锡等城池，后又攻破苏州，并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苏福省。期间，清军在江南与太平军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拉锯，战火四溅，硝烟弥漫。直至1864年（同治三年），江南地区才被清军重新控制。江南陷入十余年的战乱，等到战乱过后，富庶的江南一片残破，满目萧条。江浙两省损失人口竟然高达3100万，而战前两省的人口也不过7300万，江南更是总灾区。苏州府的人口，从650万下降到230万，杭州府的人口战前有372万，战后只剩下一个零头：72万，杭州城，从一个80万人的大城市跌落到只剩下20余万。

战火之下，只有上海的租界，才成为避难所，江浙的绅士源源涌入，1860年仅在英美法三租界内的华人就增至30万，到1862年更猛增达50万。流寓的人群之中，有不少是拥有大片田地房产、挟资万贯的富贵之族。两年之内，起码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上海租界。“当租界成为城市的主体的时候，上海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它不再是过去那个传统的棉花和棉布的生产基地，不再是普通的滨海小县城，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的国际商港。上海正在从‘江南鱼米乡’的那个社会模式中国游离出来，成为镶嵌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块中性地带，一个新开发的商业王国。”此后，上海便步入了超乎常规的大发展时期。以外贸为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就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1860一1900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1864年占57%，1900年占55 %，其中进口通常占六成以上。可以说，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则成了上海的江南。

以上海的兴起为标志，江南历史也开始进入了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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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几点：
1，根据吴越的历史学家杨的研究，楚国占领越国首都苏州的时间最早不得早于公元前306年（《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并非前333年。

2，楚国占领苏州后不久，在太湖周边建立了一个脱离楚王，由楚国贵族春申君统治的独立国家——春申君国（也称吴国），是苏州历史上继姬姓吴国、统一越国以后的第三个王朝。春申君统治太湖平原凡14年。

3，根据《越绝书》的记载，春申君国同撤退到钱塘江以南越国进行了持续的战争，从越绝书的情况来看越国并未退化为部落状态，也没有臣服楚国。例如《越绝书》所说的 越王孙开同春申君的对抗。 越王孙开有两种念法，如果念成 越王-孙开 则是一代史记中没有几载的越王， 如果念为 越-王孙-开 则越王孙开是一位越国贵族。

4，春申君被杀以后，楚国受到秦国的打击，越国称趁此机会夺回苏州，以后越王投降秦国以后秦国便在吴越故地建立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取材于秦国旧记，相比较被秦火烧毁的六国史记，秦记得史料的价值是非常高的。《秦始皇本纪》说：“降越君、置会稽郡”，这明摆着就是告诉我们秦军进入江南的时候江南全境都在越国的控制之下，已经毫无楚国统治的影子了。

5，楼主遗漏的公元前127年以前所有的江南独立国家。
a，楚国淮北地区的贵族项羽在楚国灭亡以后流亡到江南，长期居住在苏州。秦始皇到绍兴会稽山寻仙的时候，刚过江就被项羽盯上了。等秦始皇到杭州出了车辇，准备度钱塘江的时候项羽第一次看到秦始皇的真面目，他宣称要取代秦始皇。秦二世元年项羽在苏州杀会稽郡守，起兵反秦。事成之后，项羽把项氏家族在淮北的原有封地和他在江南的流亡地合并为“西楚霸王国”,以彭城（今徐州）为首都，直到项羽在乌江自刎。这是江南经过北方短暂统治以后的第一个独立国家。
b,刘邦在灭项羽以后，命令由韩信继承项羽原来的领土。然而不到半年，刘邦以为韩信有反相，以江南领土给同宗的刘贾建立荆国，韩信仅统治淮河流域。6年后，淮南王造反，杀刘贾，荆国灭亡。
c,长安在平定淮南王的叛乱以后，以吴越难守，且吴越人拒绝服从长安的封建专制，故派遣刘濞为吴王以镇压吴越人，此时刘濞的吴国仍是一个独立政权。40年后刘濞发动七国之乱，最终覆灭。
d，刘濞覆灭以后，长安后派遣了一位灭刘濞有功的刘姓同宗作江都王前来统治吴越。其后他的儿子做了江都王，在江南有暴政，国人前往长安向皇帝告发。后来江都王同淮南王、衡山王、闽越王合谋造反，被长安发现，江都王自杀，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年灭江都国，最后一个独立的吴越国家灭亡。
江都国灭亡以后会稽郡改为长安直属，此后直到数百年后的东汉末年吴越才恢复独立。
从刘贾的荆国开始到前127年江都国灭国，这些刘姓的吴越国家首都都在现在的苏北扬州，不过这些国家统治江南五六十个县，在江北仅有广陵（今扬州）周围的4个县。关于这些国家何以要以江北广陵为首都，《汉书》讲得很清楚，刘濞担心以吴越故都苏州为首都会遭到吴越人的袭击，故而只敢把首都放在江北。

6，关于东瓯国
大家要记住，东瓯国是吴越的一部份。《路史》引《越绝书》佚文，东瓯国实际上是受越王分封的越国贵族统治的地区，越王是东瓯王的上级。就好像说春秋时吴国贵族季札被封在延陵（今常州），延陵仍旧是吴国的一部份。东瓯国项羽起兵反秦的时候恢复独立，后被闽越国灭亡。
至今为止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说明闽越和吴越有何关系，更有可能是闽越同吴越毫无关系。《史记》虽然认为闽越王出于越王支系，然而查遍《越绝书》并未找到相似内容，故而《史记》中关于闽越王统的来源颇值得怀疑。

7，关于扬州。清人考据表明，《尚书》中的《虞夏书》系战国儒家的作品，故而《禹贡》一篇的可信度便很差了，《禹贡》至多反映战国时一派儒家的地理观念，上博藏楚简可以说明楚国的一些思想流派有另外一些地理观念。就是和《尚书》差不多时期诞生的儒家另一派的地理观念也和《禹贡》有差异的（见《逸周书》）。
考古史，古本《竹书纪年》载周昭王、穆王有南征事，其中穆王南征“扬越”，《史记．楚世家》载楚熊渠征“扬越”，这里所说的扬越在现在的江汉流域。所谓“扬州”便是“扬越之州”。《逸周书》说：“东南曰扬州”，其实是指西周丰镐（今西安）东南的江汉流域，到了秦汉时，北方人以“扬州”指江南。《尔雅》：“江南曰扬州。”反映了北方人地理观念的变化。
今天苏北的扬州古称广陵，根据《管子》的记载，这里是西周小国邗国的所在地，后来由于吴国的扩张，邗国为吴国所吞并。公元前319年以后，楚国筑广陵城，作为进攻江南的桥头堡。

8，浙江东道节度史（驻地绍兴）、浙江西道节度使（驻地镇江）是8世纪开始唐朝在江南设立的两个省级行政机构。浙江西道节度使亦称镇海节度使（镇江古称镇海），并且屡屡叛乱。（详见《新唐书．方镇表》）

9,江浙首次登场并非在元朝，而是在宋朝。《宋史》所谓“江浙”，乃是江南东西路和两浙路的合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