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的变故与人类进程的变故，关系极为密切。

举世闻名的埃及艳后的故事，发生在耶稣诞生的时代，这个时代，发生了一件比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托勒密创立的埃及王朝的灭亡更大的事件---埃及国家图书馆被焚毁。因为罗马帝国与埃及艳后之间的战争，国家图书馆被焚，无数孤本典籍被烧成灰烬，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巨大事件，之后不久，耶稣诞生。人类文明进入新的里程。

在埃及国家图书馆被焚毁之前的五百年，中国同样发生一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巨大事件---周王朝的国家图书典籍失踪事件。这个事件与吴国的重大事件在时间上密切相关。

公元前520年，东周第十二位君王---周景王去世，周景王生前最宠爱王子姬朝，原要立他为太子而未果。景王死后，贵族刘卷等拥立周景王长子姬猛为周王（悼王），姬朝便在贵族尹国等支持下，联合失去职位的百官和百工，举兵攻走悼王，占据都城。在周景王去世的同一年，东周第十三位君王---周悼王死，姬猛的同母弟弟姬匄成为周敬王（东周第十四位君王）。姬朝又赶走敬王，自立为王，时人称为“西王”。周敬王被称为东王。

第二年，公元前519年，吴楚鸡父之战爆发，吴国军队在吴王僚率领下，在公子光的鼎力相助下，大败楚、顿、胡、沈、蔡、陈、许七国联军于鸡父，这场战争扭转了吴楚两国的局面，吴国从此开始在战争中逐渐占上风，国力日盛。

公元前516年，姬朝被赵鞅等率领的晋国军队战败，姬朝带着周朝王室的全部典籍和一些贵族（其中很可能包括写下道德经的老子---任周王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逃往楚国。 王子朝奔楚，使周人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朝，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不仅是我国先秦史上一次最大的文化迁徙活动，同时也把有专门技艺和知识的乐官、百工陆续扩散到各诸侯国，音乐文化也得以下移。这也被视为“礼崩乐坏”的表现。

第二年，公元前515年，吴国发生鱼腹剑刺案，公子光取代王僚成为吴王阖闾。

公元前506年，柏举之战爆发，吴王阖闾在伍子胥与孙武子的辅佐下，联合唐国蔡国，攻入楚国都城---郢。

第二年，公元前505年春，周敬王乘吴国攻破楚国的机会，派人刺杀了姬朝。《左传》记录了此事，却没有再提及周室典籍的去向。从此，这批无价之宝的图书文献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而去。

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史记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无疑是受到非常大的挑战的。应该说在司马迁时代，就已经缺失了春秋战国以前的典籍数据了。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标志之一便是在很早的年代就有了图书典籍。《吕氏春秋 -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这表明我国在夏代已有图书典籍，商代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里。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们也没有见到任何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数据的实物，以致我们今天不得不下大力气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的是搞清楚西周的编年史、商代的编年史、夏代的编年史。虽司马迁所处年代离先秦不远，但先秦资料的匮乏已经是个事实。毛叔郑世家在在史记里无传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同是文王子，卫康叔就有传，而对毛叔郑却无有撰述。当然在周《世本》中无考也就能理解了，执政的周王室是不会将叛逆王子朝及其附逆者留在谱牒中的。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记有孔子曾准备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周王室图书馆，似乎表明周敬王有意征集天下图书重建王室图书馆；此外，所谓孔子五十岁才读到《易经》的说法，以及孔子删编《诗经》的记载，均表明着周室典籍的外传。事实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恐怕更是直接受益于周室典籍的外传。

据此，不能排除这样的看法，即王子朝被杀之后，跟随他亡国的召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这些族人把周室典籍秘藏了起来，复国无望后为了谋生而开始了抄书、编书、卖书的生涯，当然外传的并不是全部的周室典籍，而且也不都是周室典籍的原本或原始文献，而是有选择的抄写本。而那个时候，私学的勃然兴起因此与之关联，而后成就了老子孔子庄子这样的至圣之师。
　　
值得一提的是，吴楚柏举之战，吴军的进攻路线，即涉及到姬朝（王子朝）的流亡之处（在楚国的封地，现今河南南阳一带），如果吴国军队攻楚之时，吴国季子（吴王阖闾的四叔季札）也在军中，那么，通晓并极为重视中原文化的季札，就必然会收罗王子朝所携带的周王朝的所有典籍，并将其带到吴国，就可以使吴国成为与鲁国宋国一样的当时的文化中心。如同汉刘邦占领咸阳之后，萧何即接管并掌握了秦王朝的国家图书馆，对汉文化的贡献巨大。如果在秦始皇焚书之后，中国再发生埃及艳后灭亡之时发生的事情---藏有无数孤本绝本的秦国的国家图书馆在战乱中也被焚毁，那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会是灾难性的。

可惜的是，因为季札不赞同公子光的夺王位的行为，所以吴王阖闾继位之时，季札虽然口中说到---哀死事生，但实际上是隐退而去，与吴王阖闾保持距离，所以，季札也不会随吴国军队进攻楚国，并在楚国搜罗到由王子朝携带的周王朝的全部典籍，送往吴国。甚至于可以把王子朝（西王姬朝）一起带到吴国，使其免于被刺身亡，同时也就可以把与王子朝在一起的写下道德经的周王朝图书档案的管理者---李聃（老子）带到吴国

可见，吴国五战入郢，最后因秦国的出兵而退回吴国，没能灭楚，这并不是最大的遗憾。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王子朝掌握的周王朝的全部典籍带回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吴泰伯的后裔所在的姬姓吴国。如果这些典籍带回吴国，周太王嫡系长子后裔的吴国即掌握了中国的灵魂---含有大量孤本的文化典籍，吴国也会替代东周王朝以及鲁国宋国，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而彻底摆脱吴国的夷蛮荆蛮之国的帽子，同时吴国也有机会为中国文化的进程作出自己的贡献。

历史给了姬姓长子泰伯后裔一次成为文化强国的机会，但吴国没有接到手。这是吴王阖闾的最大遗憾。虽然，吴国还有对人类在文化上的贡献---孙武子的孙子兵法，吴氏对人类在文化上的贡献---吴起的吴子兵法。

历史上，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成吉思汗，或者是美苏两国，在战胜之时，不仅攻城掠地，占据财富，更着重于获得大量的图书与工匠人才，精神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精神财富的载体---工匠人才科学巨匠，才是真正的财富。春秋吴国的攻楚之战，因为季子没有参与其中，从而失去了获得这个真正的巨大战利品的机会，甚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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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从吴楚柏举之战看郢都地望

王志忠

 春秋晚期，吴国联合蔡国、唐国军队进攻楚国，攻陷楚郢都，楚昭王君臣逃到随国，楚国几乎被灭。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史记》、《左传》、《国语》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吴楚柏举之战

《史记•楚世家》: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夹汉水阵。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郑。楚兵走，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昭王亡也至云梦。云梦不知其王也，射伤王。王走郧。……然恐其弑昭王，乃与王出奔随。”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得更详细：“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 “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 “吴従楚师，及清发，将击之。” “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従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

从上述几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吴楚柏举之战的大体过程：楚昭王十年冬，吴、蔡、唐联军进攻楚国。吴军乘船至淮汭弃船登陆，与蔡军会合，越过方城，然后与唐军会合，在豫章与楚军隔汉水对峙。左司马沈尹戌建议，自己去召集方城外所有的军队毁坏吴军的船只，抄吴军的后路，然后回师堵塞大隧、直辕、冥隘等山口；子常率军先沿着汉水与吴军周旋，待沈尹戌调兵部署完毕，子常渡过汉水进攻，两面夹攻，击败吴军。但子常未等沈尹戌部署好，就渡过汉水与吴军交战，从小别山直到大别山交战三次，结果被吴军打败。十一月庚午，吴楚双方军队在柏举决战。楚军战败，吴军乘胜追击，经过五次战斗，攻陷郢都。在郢都陷落的前一天，楚昭王弃城而逃，趟过沮水，随后在成臼渡过汉水，进入云中，后来又逃至郧乡，最后逃到随国。

对这次战役，有两条路线需要考证：一条是吴军攻楚入郢的进军路线，一条是楚昭王弃郢奔往随国的路线。把两条路线所经之地弄清楚了，也就找到了郢都的地望。

 吴军入郢及楚昭王自郢奔随路线图（来源：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吴军攻楚入郢的进军路线，流行说法是这样描述的：吴军溯淮水西进，在淮汭（安徽寿县）登陆，与蔡国军队会合，在豫章（寿县以西的湖区）与楚军隔汉水对峙。楚军渡过汉水，在小别（汉川县东南）大别（汉阳东北的龟山）一带与吴军交战三次，楚军败。这时吴军后退几百里到柏举（湖北麻城）与楚军决战，楚军大败，溃退到清发（安陆县涢水），被吴军追上击溃；楚军再退到雍澨，又被吴军追上打败。吴军乘胜追击，攻入楚都（今江陵纪南城）。

春秋时吴楚两国多次争战，目的是争夺城池、扩张疆域，多发生在两国边界地区。但柏举之战却不同，战争的目的是灭亡楚国，吴军的战略方针是深入楚境，直下楚都。这种长途奔袭作战讲究的是隐蔽、突然、快速、以少胜多。

但从当时的军事地理形势看，吴军进军的流行说法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吴军如果在吴楚交界的安徽寿县一带登陆，沿淮水或穿过这一带湖区西进，不仅不可能与唐军会合，而且马上会被楚国发觉。事实上，吴军已经到达汉水以东的豫章才被楚国发现，急调军队与吴军对峙。因此，吴军不可能在安徽寿县登陆，并从期思或固始一带西进。

第二，所谓“夹汉”，是指两军在汉水两岸不远的地方对峙。如果豫章果真在安徽寿县，这里离汉水数百里之遥，其中又有几重山水相隔，怎能称为“夹汉”？

第三，吴军如果选择在安徽寿县登陆，在今汉阳、汉川一带渡汉水奔袭今江陵，要通过纵横几百里的河湖水网地带，违背军事常理，也违背吴军机动灵活的作战原则。

第四，按流行说法，吴军既然已在今汉阳、汉川一带打败楚军，为什么不按既定目标乘胜追击直捣楚都，反而东退几百里到麻城去与楚军决战？所以柏举不可能在麻城。

那么，吴军攻楚入郢的进军路线究竟经过了哪些地方？

对这条路线中的一些关键地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先生曾做过详细考证：

豫章。古时名为“豫章”的地方有几个，一是安徽寿县西，二是江西北部，三是安陆章山，四是襄樊东北的豫章大陂。安徽寿县西、江西北部显然不是吴楚夹汉的豫章。安陆章山地处楚国内地，在涢水以东，离汉水较远。吴军从安徽寿县登陆到达这里，必须经过息县，而息县一带驻有沈尹戌统领的大军，吴军不可能不遇到激烈抵抗就顺利通过。因此“豫章”也不大可能在安陆章山。“豫章”应在汉水附近。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襄樊东北的豫章大陂。《水经注·淯水篇》：“淯水又南入新野……又东南径士林东，戌名也。戌有邸阁。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畴三千许顷……（淯水）南过邓县东……东南入于沔。”淯水是今天的白河及其与唐河合流后的唐白河，豫章大陂就位于唐河与白河之间近白河东岸处，也就是新野以南、汉水以北的南阳盆地南部较低洼地带。钱穆先生也持此看法。

大别。《尚书·禹贡篇》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 《水经注·沔水篇》：“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阪，南与江合。”东汉末蔡邕《汉津赋》作了更具体的补充：“过曼（万）山以北回兮，旋襄阳而南萦，切大别之东山兮，与江湘乎通灵。”汉水东流，过万山（位于今襄阳县城西10里、汉水南岸）北面之后，折向南流。大别则应在汉水东行转南时的东岸，即今襄阳城东的东津湾附近高地。所谓“南入于江”，石泉先生指出，汉水南行至钟祥以下，开始进入江汉平原，并转向东流，这里就是现在的汉水下游河段。而长江自今江陵以下的荆江河段也是水乡沼泽地区，并与汉水下游连成一片，形成川泽纵横、湖泊众多的地理景观。直到明末清初的《方舆纪要》汉水下游还是这样描述的：“汉水又荆门州界折而东，大小群川咸汇焉。势盛流浊，侵淫荡决，为患无已；而潜江地居污下，遂为众水之壑。一望弥漫，无复涯际。汉水经其间，童湖浩淼，经流支川，不可辨也。”古人认为这里就是大江，汉水南流至此就算进入长江了。如果把大别定在今天的汉阳龟山，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是根本讲不通的。汉水在沙洋、潜江一带转而东流后，在龟山以北继续东流入江。这里的地形地势决定了汉水根本不可能南流注入长江。

雍澨。雍澨是三澨之一。“澨”为水边有堤防的高地。汉水先过三澨，后到大别，大别在襄阳以东的汉水东北岸，则三澨只能在大别以西。雍澨大至在今樊城，这里是吴军入郢的必经之处。

清发。与雍澨较近，位于雍澨北偏东的清河下游。

柏举。位于大别与清发之间，即襄樊东北、汉水东行转南的东北岸、今滚河西入唐白河后的下游附近地区。

确定了这些关键地名的地理位置，吴军攻楚入郢的进军路线则与流行说法大不相同：

吴军乘船溯淮水西上，在蔡国境内（春秋晚期时蔡国在今河南新蔡县一带）的淮汭（今河南新蔡县东南，洪河入淮之处）弃船登陆，与蔡军会合共同西进，越过方城（今河南南阳盆地东面的长城山丘陵地带），进入南阳盆地，到达唐国（唐国在今河南唐河县南境）与唐军会合，转西南进至襄樊附近的汉水北岸，在豫章大陂（今湖北襄樊市东北约40里外的唐河与白河之间近白河东岸处，即新野以南、汉水以北的南阳盆地南部较低洼地带）与楚军隔汉水对峙。楚军渡过汉水，从小别山（今襄阳以东、汉水东北岸丘陵地带的一座小山）直到大别山（今襄阳城东的东津湾附近的高地，大洪山脉北端西麓的余脉），与吴军交战三次，战败。十一月庚午，吴楚两军在柏举（今襄樊市东北、汉水东行转南的东北岸、滚河西入唐白河后的下游附近地区）决战。楚军战败，吴军追击楚军到达清发（水名，今樊城北偏东的清河下游），楚军败；吴军再追，在雍澨（今樊城）打败了楚军，经过五次战斗，攻陷郢都。

 楚昭王自郢奔随的路线

吴军入郢的前一天，楚昭王君臣逃离了郢都。对楚昭王逃亡的路线，《史记》、《左传》、《国语》等都有记载。《史记•楚世家》：“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昭王亡也至云梦。云梦不知其王也，射伤王。王走郧。……然恐其弑昭王，乃与王出奔随。”《左传•定公四年》：“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睢。”“楚子涉雎，济江，入于云中……王奔郧……奔随。”《左传•定公五年》还有一段关于楚王奔随的补充记载：“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臼。”《国语•楚語下》也有记载：“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于成臼。”

按流行说法，雎（沮）水就是今江陵以西的沮漳河，江就是长江，云中就是云梦泽，在今长江以南，包括洞庭湖及其附近的沼泽地带，郧在今安陆县境。楚昭王等从郢都逃出后，向西渡过沮漳河，再转南渡过长江，辗转于今松滋、公安、洞庭湖一带的湖沼地区，然后又渡江北上，在钟祥的成臼渡过汉水，到达今安陆县的郧城，再由郧到随国。

这种说法是不合情理的。

石泉先生分析楚昭王自郢奔随路线时说：“如按流行说法，楚昭王等已西涉雎水，南渡长江，辗转于江南湖沼地区，又怎能在吴师占领郢都（流行说法认为是在今江陵城北纪南城遗址）之后，正在到处捉拿楚王之时，却又北来，再过长江，进入吴师控制的地区，跑到今钟祥附近的成臼去渡汉江奔随？”另外，古今文献对成臼在汉水滨均无异议，可以肯定在成臼所济之“江”不是长江。但这就与郢都的地理位置发生了矛盾。流行说法将郢都定在今江陵北的纪南城，今沮水在江陵西，而成臼在江陵东北的汉水滨。楚昭王如果向东北走，在成臼“济江”，就不可能先反向往西去“涉雎”；如果向西“涉雎”，就决不可能在成臼“济江”。

清人杨守敬在《晦明轩稿•沮漳水考》中也提出过疑问：“楚子涉沮济江，入于云中”。“济江”亦济沔之误……后来说《左传》者，因“济江”之文，不得不谓云中在江南。不知楚昭于云中遇盗，王即奔郧。郧在汉东。若是江南之云中，去郧几二千里，非还济江、溯汉，不能至郧。钟建安能“负季芊以从”？由于又安能“徐苏而从”？则知此云中断不在江南，而在汉东。然则楚昭欲入汉东云中，无济江之理。

看来，要弄清楚昭王自郢奔随的路线，关键是要弄清楚几个地名的地理位置。石泉先生经过详细考证，认定：

雎（沮）水：不是在沙市西流入长江今沮漳河，而是今宜城南境的蛮河。详细介绍见上一篇札记《江汉沮漳寻踪》。

江：此处所称的“江”指汉水，不是长江。

云中：春秋初期云国故地的泛称，《史记》中所称的“云梦”、《尚书》中称的“云土梦”，大致在汉水以东今钟祥市境，北至丰乐河下游，南至旧口及天门市北境，东至京山县境。

成臼：古臼水（今丰乐河）入汉处的一个重要渡口，在汉晋六朝时的竟陵县（今钟祥丰乐镇附近）西或西南。由成臼东北行，越过大洪山脉到随国，直线距离约80公里。

郧：郧乡，楚郧公邑，在钟祥北、丰乐河（古臼水）东岸丰乐镇附近。

因此，楚昭王自郢奔随的路线是：

楚昭王君臣趟过沮水（今宜城南境的蛮河），在成臼（今钟祥丰乐镇附近丰乐河入汉处的一个渡口），渡过汉水（此处“江”是指汉水，而不是长江），进入云中（云梦，大致在汉水以东、今钟祥市境，北至丰乐河下游，南至旧口及天门市北境，东至京山县境），在云中遇强盗袭击，又逃至郧乡（楚郧公邑，今钟祥市北丰乐镇附近），最后逃到随国（今随州市西北安居镇北）。从这条路线可以看出，楚昭王君臣自郢出奔所经之地，都在古竟陵县境，即今钟祥市北（近宜城境）、汉水以东的丰乐河流域及丰乐镇一带。这条路线符合当时的军事地理形势，只有这样才能避开吴军，才能在仓惶出逃中尽快到达随国。

楚郢都地望

吴军入郢路线和楚昭王奔随路线的连接点就是郢都。吴师由北而来，南下入郢；楚昭王自郢出奔，先涉沮，后在成臼济江，那么这条沮水必定在成臼西北、汉水以西的宜城平原，即进、今天的蛮河下游。古沮水既然是今天的蛮河，则位于沮水与汉水之间、沮水北汉水西的郢都就只能在今宜城南境的蛮河下游平原，即楚皇城遗址，而不可能是今江陵纪南城。历史上江陵的地望“地名随人迁移”变动过多次，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地名硬套先秦古地名。就象今天的江陵县治所设在郝穴，如果后人从郝穴去寻找楚郢都，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专家提出，今江陵北的纪南城可能是战国时的陪都“栽郢”，是楚国为向南扩张而建的前进基地，这个意见值得重视。

（二○○七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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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朝奔楚与周室图书档案失踪之谜
　　作者 王红旗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九州大地社会激荡、思想迸发、文化沉浮，其壮丽诡秘之场景在华夏文明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饶有趣味而又难解之谜；其中有三大千古文化之谜，它们分别是王子朝奔楚无价文化之宝周室图书档案典籍失踪之谜、大思想家《道德经》作者老子辞周退隐之谜、世界奇书《山海经》作者或编辑者之谜。种种迹象表明，这三大文化之谜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山海经》是一部记录中华民族地理大发现的伟大著作，它记述着那个时代的远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它记述着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种生存与发展所凭依的自然生态环境。自古相传《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圣王，伯益是当时的山林环境大臣。近代多数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于一时，其成书年代或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谓在秦汉之际，亦有相信其资料源于帝禹时代者。至于《山海经》的作者更是众说纷纭，或谓楚人，或谓中原人，或谓“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说又有两种观点，一说为周人，一说为齐人；而“海外人士”则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伦人等等。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一文中说：“《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多人写成的一部古书，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茅盾先生在《神话研究》一书中称：“《五藏山经》大概是东周之书，理由是：综观《五藏山经》记载，是以洛阳为中心，其言泾渭诸水流域即雍州东部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诸山，较为详密，洛阳附近诸山最详，东方南方东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客观地说，《山海经?中山经》详尽记述了楚地山川及楚民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楚地有着真切的了解；与此同时，《山海经?西山经》则详尽描述了周地山川及那里的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周地亦有着真实的了解。此外，由于《山海经》的篇目名称和结构内容，与齐国学者邹衍的大九州、小九州学术思想及其《终始》、《大圣》等著作的内容有相似之处，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成书与邹衍学派关系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周时期，周与楚实为并存的王朝。在东周列国中，除了周人称王之外，唯有楚王问鼎并自称为王。事实上，楚与周（包括中原各诸侯国）长期为敌对方，双方时有征伐；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大可能有学术大家可以兼通周地、楚地风情的。但是却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战，王子朝（庶长子）占据王城（洛阳）数年，王子丐（嫡次子，被立为周敬王）避居泽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顷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复位（此举得到中原过诸侯国的响应），王子朝遂携周室典籍（应当还有包括九鼎在内的大量周王室青铜礼器）投奔楚国，此事被记录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记》等书中。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员、世袭贵族，也有供职于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吏和学者，而长期供职于周王室图书馆的大思想家老子亦非常可能同行。至于王子朝一行所携带的周室典籍，应当是相当珍贵的，它们应当包括前朝（指商代、夏代及更早时代）的文献、文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诰命文件，或许还有各诸侯方国的奏章、报表等文书档案资料。

　　根据《吕氏春秋?先识》记载：“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本周。”这一方面表明周王室图书馆收藏有夏朝、商朝的图册文物，另一方面也说明携典籍投奔“有道之国”乃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而且也是图书文献管理官员的神圣职责。因此，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如果不是表明他相信楚国将代周而兴，那么就表示他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继承人（拥有王室档案乃是拥有王权的必要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在王子朝占据王城洛阳数年之间，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和学者当仍然恪守职所，这在客观上等于站到了王子朝一派。因此，当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时，这些官吏或学者无论愿意不愿意恐怕只能与王子朝同行。

　　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际，恰逢楚平王死，楚国在继位问题上也动荡不安。种种迹象表明，王子朝一行并没有到达楚国都城，而是滞留在南阳西鄂一带（今日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也就是说，王子朝很可能并没有把周室典籍送交给楚国君臣，而是将它们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我国现存史书中，既没有记载楚国何时何地收到过这些周室典籍，也没有明确记载这批这批珍贵文献的下落，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从此就神秘地失踪了，而且历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见它们的踪影（或许有部分典籍出土或外传，但人们并不知道它们是周王室图书馆之典籍）。由于王子朝是有准备的带走周室典籍，而且他始终怀着复位的期望；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正是王子朝将周室典籍秘藏起来了。

　　为此，笔者在历史探索小说《老子隐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中假设有如下情节：王子朝在携典籍奔楚的途中，接受老子的劝告，对外伪称不慎失火将典籍烧毁以绝人念，暗地里则化装成商旅将周室典籍秘藏在墨山和丹崖山的山洞中（在今河南西峡县境内）。不过，《皇览》记有王子朝之墓在南阳西鄂，当地晁姓氏人自称乃王子朝的后裔；此外，今日河南镇平县与内乡县之间有地名为晁陂，或者亦因住有王子朝后裔而得名。因此，王子朝秘藏周室典籍的地方也可能在上述地区。

　　据《左传?定公五年》记载：“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事件发生在在公元前505年，，但未言及事由和地点。笔者推测此事与周敬王追索周室典籍有关，而王子朝以死拒绝交出典籍。与此同时，老子可能因参与秘藏周室典籍之事，遂辞职隐居直至终老；事实上，周敬王在位长达44年（死于公元前476年），在此期间，老子是不可能再回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任职的。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道篇》记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若是《庄子》所言不虚，似可表明周敬王由于未能从王子朝手中追回周室典籍，故而重新向天下征集图书，以重建周王室图书馆。《庄子》书中认为老子与孔子观点不同，故而拒绝了孔子的请求。应当承认，老子经历周王室内乱后，其观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老子之所以拒绝充当引荐人乃另有苦衷，其实他已经失去了这种资格，而且也不便公开活动（大约此后不久，老子便西出函谷关，留下五千言《道德经》，从此隐去）。